最近擔任考官，面試了45名大學生。目的是從他們中間篩選出幾個好苗子，去國外大學參加一個培訓活動。幾次面試下來，有了不少直觀的感受。于我而言，這些感受當然是難得的經驗。很自然地我就想到，假如這些感受形成文字，可能對那些渴望自我提升的大學生有所幫助。但是，我立刻對自己的這個念頭產生了警惕。

　　大體而言，我所經驗的應試者呈現出了地域上的差別和差距。廣東高校的學生一般具有較強的實踐能力，來自江浙高校的大學生則思辨力較強。中部地區，例如武漢高校的學生善辯，而西部諸省，譬如四川學生似乎偏愛直覺行事。不過我深知，這45名大學生雖然分布頗廣，但在數千應試者中只占很小的比例。因此他們的得失不足以概括為大學生群體的得失，而我的判斷也肯定包含著主觀與成見，甚至隱藏著風險。別說這些顧慮，只須想想自己21歲的光陰，我就不敢托大，將他們誤為典型。

　　不過有些顯而易見的現象還是值得一說。比如一個學生講她在幫助自閉癥兒童的NGO里做事，可是我發現她無法用較專業的方式解釋什么叫自閉癥;另一個學生在簡歷中提到，他一直在某偏遠少數民族地區支教。然而我請她描述一條少數民族聚居的街道，她的回答差不多全是濫調陳詞——盡管每天一跨出大學校門，她就會行走在那條街上。還有學生記憶力驚人，擅長背誦社科名著的各個段落，卻對什么叫“公共生活”缺乏起碼的常識。甚至有極少的人報名這個主題夏令營，不過是像參加一次抽獎活動那樣，來試試自己的運氣。

　　以上是我看到的問題。我想強調，問題的癥結在于教育，不在學生。畢竟，大學生尚不能視為徹底獨立的成年人，無論思維還是行事，受教育的影響甚巨。可是，在公共參與上，如今的教育者能給學生多少有益的教誨呢?去各地建在荒郊野外的大學城看看就清楚了。教師們一上完課就直奔停車場，坐上按時發班的校巴絕塵而去，成千上萬的學生留在校園內“關禁閉”。這就是中國當代高校中最主流的師生關系。

　　在一輛從郊縣開往市區的動車上，我又新增了見識。旁邊一個中年男子上車就從挎包里拿出筆記本電腦，開始玩《使命召喚》的射擊游戲。對座的一個年輕人興致盎然，探過頭來支招。從他倆的對話中我聽出，中年人是某大學文理學院的教師，年輕人任教于某音樂學院。兩人同在大學城教書，下課后坐同一趟動車回城。現在教師的資質與志趣，可見一斑。

　　在這樣的情形下，大學生除了自我拯救，還有什么辦法?

　　有一個年輕的朋友問，重點是什么?我的粗淺看法是：“選擇目標，開始行動。”這首先需要每個人用好奇心、觀察力以及經過訓練的思維方式去探索自身行為的大致方向。這個方向可能不是固定的目標，也并非嚴格的計劃，但是在變動中它能提供我們每個人一種模糊的方位感，能夠幫助我們去思考，人生中哪些角色值得扮演，哪些角色有能力扮演。就像社會心理學家羅伯特·弗蘭肯(Robert E.Franken)所說：“我們既不是生來就扮演預先被決定的角色;也不是享有完全的自由，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我們受著生理的限制，而有意思的是，夢想的幻滅也束縛著我們，因為思想確實可以改變事情。有時候，微小的思想變化改變了我們的行為進程，而且，至少在某種意義上改變了他人的行為進程。這就是說，我們也可以改變歷史的進程——這是一個有爭議、但卻激動人心的想法。”(《人類動機》)

　　每個人的自我都得在這類無休止的爭議中，更準確地說，在角色設定、構思、調整以及成敗的沖突中塑造成型。與此同時，我們也不能忽略，自我的形成也在改變鑲嵌畫一般的社會圖景。因此，這個過程既是自身的歷史，也是社會的歷史——行動將二者緊密地聯結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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