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尼日利亞作家欽努阿·阿契貝和奇瑪曼達·阿迪奇是當代非洲作家中的翹楚。為復位非洲文化、重塑非洲形象，他們挖掘非洲民間故事的傳統資源，以小說為載體表述當代非洲的現實和理想，帶動了口頭性與書寫的創造性融合。本研究以兩位作家的小說為分析文本，結合他們的創作思想和相關言論，分別對非洲故事傳統意味什么，何為單一的故事，故事該如何講述，以及故事進入當代文學有何意義四個問題做出回答，從而挖掘非洲故事傳統的核心價值，揭示單一故事的實質和危害，探析故事敘事的基本特征，并論述這種創造性對于現代性，尤其是民族主義觀念的改寫。

　　關鍵詞:欽努阿·阿契貝;奇瑪曼達·阿迪奇;非洲故事傳統;單一的故事;故事敘事

　　在眾多具有國際影響力的非洲當代作家中，欽努阿·阿契貝(1930—2013年)和奇瑪曼達·阿迪奇(1977年—)是兩個響亮而又頗有淵源的名字。二人均出生于尼日利亞伊博族，阿迪奇在大學城恩蘇卡長大，住在阿契貝曾經住過的房子，阿契貝的作品是她重要的學習榜樣和靈感源泉。代表作《半輪黃日》中的女主角奧蘭娜在戰爭封鎖下獲得的珍貴禮物，便包括六本阿契貝的兒童故事書———《奇凱與河》。

　　男主角奧登尼博的哲學論爭，也呼應了阿契貝在絕筆《有一個國家》中談到的民權運動和泛非主義對伊博族知識分子的深刻影響。在阿迪奇以各種方式向阿契貝致敬的同時，阿契貝對于這位青年作家也是贊譽有加:“我們一般不會把智慧與新手聯系在一起，但這位新秀作家擁有古代講故事人的天賦……阿迪奇初出茅廬，卻已幾近成熟。”①因此種種，阿迪奇一度被視為“非洲文豪欽努阿·阿契貝在21世紀的傳人”②。阿契貝和阿迪奇最大的共同點莫過于對非洲故事傳統的重視和發揚。

　　他們曾多次在不同場合宣揚故事的優越性和重要性。在《今天，故事的平衡性》(Today，theBalanceofStories)(2000)一文中，阿契貝指出，世界文學必須給大量故事和傳統騰出更多空間。而阿迪奇在2009年那場著名的TED演講開篇，便稱自己為“講故事的人”③，其作品也充分彰顯了“講故事人的天賦”。對于阿契貝、阿迪奇和廣大堅守本土文化立場的非洲作家來說，民族文學的主體就是民間故事。因此，本研究意在通過阿契貝和阿迪奇這兩位不同代際、又在多種層面上存在交集的作家，考察非洲故事傳統的核心價值，揭示與之相對的“單一故事”的實質和危害，以及故事傳統與當代小說相結合產生新的敘事模式，這種敘事模式對于民族主義和各種現代性觀念的改寫。

　　一、故事傳統與當代非洲小說

　　本文中的故事傳統，既包括民間故事的文本內容和形式，也包括口頭講述的場景和機制，即故事的表演。在文字出現以前的漫長歷史中，講故事一直是非洲人民記錄歷史、傳播文化和交流經驗的重要方式。在長篇小說《荒原蟻丘》中，阿契貝借阿巴松代表團長者之口，對故事之于非洲文化的核心意涵做出了高度概括:“故事是我們的向導;沒有故事，我們便成為瞎子。……確切地說，是故事擁有并指導我們。”[1]148故事，有著比作為文學體裁之一種的現代定義更加寬泛和深刻的意義。

　　然而，隨著近代口頭傳統式微，書面文學開始占據主導和權威地位。這一階段，西方學術的一個突出特點是在不同種族之間制造理論分界線，口頭性在文化和思維層面被置于書面性的對立面，在組織人類經驗中處于劣勢;又及在學科分類細化的背景下，文學研究和民俗學研究各自為陣，有著不同的學術視野、路徑和目標。在文學框架下，故事被作為民間文學的一個文類加以研究。在民俗學框架下，故事則主要作為文化傳統的活化石，發揮著探究人類社會和歷史的資源庫的作用。

　　這種劃分導致故事傳統在當代社會的價值被割裂和削弱。隨著當代非洲文學的崛起，以圖圖奧拉、阿契貝、索因卡、奧基博等為代表的一批非洲作家，在他們的小說、戲劇和詩歌創作中廣泛融入口頭文學形式，強調并宣揚口頭文學的功能和價值，也展示了故事傳統在當代書面文學中的延續方式和強大生命力。在他們的作品中，故事成為本土文化的突出表征，也成為作品走向國際舞臺的名片。尼日利亞著名文學批評家阿比奧拉·艾熱勒就在“口頭性，書面性與非洲文學”一文中，闡述了口頭性在為文學提供現代經驗的表述方式方面的巨大潛能，有力地反駁了口頭性與書面性相對立的觀點。

　　作家將故事傳統融入書面文學的創作，跨越了不同地區語言在語音和語義系統上的區別，形成非洲文學突出的歷史維度和濃厚的政治色彩。故事增強了非洲小說的歷史維度。阿契貝著名的尼日利亞四部曲中，頻頻穿插的民間故事、講故事的場景和故事藝人的形象，為小說涂抹上濃重的非洲傳統文化的底色。④故事(此處主要指故事的腳本)“具備客體的性質，可以超越時空，在每次表演中被重復和再創造”[2]8。這種再生性使口頭傳承的故事能夠進入當代小說，為現代非洲的風起云涌提供歷史參照。

　　阿契貝的收官之作《荒原蟻丘》以卡根這個虛構的國家影射獨立不久的尼日利亞，講述了軍閥獨裁、腐敗橫行的后殖民背景下，幾個年輕人的理想抱負和政治命運。小說開篇，人民的斗士伊肯撰寫的太陽頌歌，講述了他們的祖先在創世之初經受磨難和考驗的故事。而現在“故事里記述的那段時期又回來了”，殖民主義帶來的一系列嚴重后果，迫使非洲人再次以死亡向太陽這一全能的神獻祭。但是，“今天再沒有人能夠起身……他們只能派遣一支由長輩組成的代表團去見今日一手抓著木薯，一手抓著大刀的政府，尋求他們的幫助。”[1]

　　38故事，攜帶著先人的記憶和力量，融入小說這種現代表述形式中，為飽受苦難的非洲人提供源源不斷的精神支持，告訴他們:沒有理由惶恐和退縮。在1989年接受的一次訪談中，阿契貝有過如下表述:“對于一個來自口頭傳統的民族來說，有一種沖動將他們自己的故事寫下來。首先，人們想寫下他們是誰，他們同自己的鄰居的關系。然后就是，故事中的文化:這是我們的祖先創造的或向往的，他們所贊同或不贊同的。所有這些似乎都存在于我們人類的意識深處。我們不想毫無理由地游蕩，我們希望我們的存在有目的。”[3]換言之，故事凝聚了非洲人的歷史經驗和對世界的認知，因此是當代非洲人追尋自身之存在、理解自身之現狀的源點。

　　非洲的現狀需要通過追問自身的歷史來加以認識和理解，而不應迷失在西方的殖民敘事之中。可以說，延續故事的傳統，是非洲人民平復殖民創痛、回歸非洲母體的重要途徑。故事參與非洲小說政治功能的建構。⑤著名非洲文學批評家艾瑪努爾·奧比赤那指出，“非洲作家充分意識到故事作為一種公共形式，可以超越純美學和娛樂的狹隘限制，包含更加廣泛的社會和道德目的。”[4]125對非洲作家而言，講故事不僅僅是一種精湛的技藝，“更是一種政治行為和政治冒險。”[5]

　　故事解釋生活、對生活做出反應，是培養美德和理想價值觀不可缺少的媒介。日常生活中，人們通過講故事來改變聽眾的意識。阿契貝的成名作《瓦解》中，埃喀維菲講述的烏龜和鳥的故事、她和女兒共同講述的蜥蜴的故事、恩沃依埃的媽媽給他講的地和天爭吵的故事等等，都是故事教化功能的直接體現。小說文本中，故事表演的各種形態往往內化為小說的能指符號，指向小說的象征意義。

　　在《荒原蟻丘》中，伊肯與阿巴松代表團在和睦飯店的露天聚會，以及故事結尾處比阿特麗絲家中的聚會，均是傳統中故事表演的典型場景，分別暗示著非洲傳統的政治形態和未來理想的政治形態。阿巴松代表團發表演講的長者，對應著部族傳統中的口頭藝人，發揮組織和凝聚族人、傳播并分享經驗、探討和交流事務的主導作用。

　　及至在比阿特麗絲家中，為紀念逝去的英雄伊肯和克里斯而自發聚集在一起的群體，已經初現理想政治形態的雛形———不同種族、性別和階層的民眾的平等聚合與坦誠交流，比阿特麗絲代表的對各方需求非常敏感并能予以支持的知識分子領袖，以及為伊肯留下的遺孤命名，意味“道路永遠不會完結”……這兩個片段雖然都不包含民間故事的文本內容，卻移植了故事傳統的表演形態，并傳遞出這一傳統的核心價值:多元、平等和開放。故事改造了小說的肌理，將歷史、文本與現實進行焊接，強化了小說的政治功能。西方學者曾經一度將口頭性置于書面性的對立面，從而貶低了口頭傳統在文化和思維層面的價值，建立了以文字的絕對優越性和權威性為前提的西方經典文學體系。

　　當代非洲小說以其對口頭傳統全方位的吸納和創造性發展，證明了口頭性可以與書面性高度融合⑥，而非洲作品在國際文學舞臺上獲得的認可和產生的影響，也充分證明了口頭傳統在拓寬人類表述和交流方式方面的價值和意義。其中，故事通過增強小說的歷史維度，客觀呈現了非洲傳統與西方文明的差異和特色;通過建構小說的政治功能，宣揚了非洲傳統的交流模式和社群建構方式。非洲故事傳統以其多元、開放的核心價值，解構了西方的一元中心主義價值觀。作為人類文明發展的參照和表述思維建構的模式，故事應該受到充分的尊重和重視。

　　二、故事傳統面臨的挑戰:單一的故事

　　非洲歷史上，講故事是集體生活的主要形式之一。講故事的過程中，充滿著呼吁與回應、提問與反駁等互動的形式，產生強大的社群凝聚力———口頭藝人、聽眾、氏族成員、外來者、祖先、神靈、生者和亡者———通過故事的世界產生對話、指涉和相互影響，構成一個充滿活力的整體。參與故事表演的各個主體都是平等的，有權質疑同時也接受別人的質詢，即便是講故事的人，也隨時準備被他人打斷，并回應來自他人的挑戰。

　　“甚至在那些被社會上層建構為歷史的敘事中，也充滿了豐富的歧義，包含了戰敗者的反抗聲和批評者的異議。”[6]70故事傳統促進非洲社群的建構方式和行為準則的形成，也內化為非洲人世代傳承的世界觀和哲學思想。西方的殖民入侵給非洲大陸帶來了文字和書寫，隨之而來的是西方敘事對非洲故事傳統的壓制和消聲，也由此產生關于非洲的“單一的故事”———非洲的疾病、貧窮、黑暗，非洲人的野蠻、愚昧和貪婪。

　　《瓦解》的結尾處，負責抓捕奧貢喀沃的白人長官將計劃要寫的書定名為《尼日爾河下游原始部落的平定》。這樣一個以白人視角講述的故事，掩蓋了殖民入侵的歷史真相，也淹沒了一名氏族英雄在歷史命運和個人性格的雙重夾擊下走向毀滅的悲壯故事。非洲故事傳統和西方敘事傳統的對比，折射出非洲本土哲學和西方一元中心主義哲學的根本區別和沖突。阿契貝說:“伊博人接受多樣性，接受事物的多重性，甚至接受上帝。對他們來說，如果白人來了，那好，他一定和他們一樣有自己的神。但是，白人來了，宣傳他們就是真理，是光明，是王道:除了他自己，再無其他。”[7]

　　281-282在2009年受到廣泛關注的TED演講中，阿迪奇首次以“單一故事的危險”為題，闡述了她的“故事觀”:“只講述一個民族的一個故事，一遍又一遍，這個民族最終就成為了這個故事中的樣子———單一的故事就是這樣產生的。”在演講的結尾，阿迪奇警告說:“讓一個故事成為唯一的故事，是存在很大危險的。‘單一的故事’形成僵化的印象，限制想象，并最終限制了整個世界。”③這也再次呼應了阿契貝早先提出的警告:“這種思想，這種簡單化和自以為是，無論來自哪里，都是非常危險的，因為它是造成當今人類動蕩不安的根本原因之一。”[7]

　　281-282在阿迪奇的論述中，“故事”的概念泛化成一種對特定人物或事件的半虛構、半真實的敘述。對同一個人、或同一件事物，可能存在多種敘述的方式，每種敘述都構成一個故事。因此，故事并不能代表對象本身。“單一故事”的實質恰恰在于將故事本質化，將一種敘述當成唯一的敘述，亦即對象本身。這是阿迪奇寫下比夫拉戰爭故事的原因，因為“人們并不了解戰爭的復雜性質，卻在反復敘說聽來的故事”⑦。《半輪黃日》揭示了不同維度上單一故事造成的遮蔽和危害。首先，單一的故事存在于西方對非洲的敘述中。西方媒體將比夫拉戰爭的根源歸于“古老的部族仇恨”。

　　小說中，旅居尼日利亞的英國記者理查德給《先鋒報》寫文章，尖銳地指出戰爭是由于英國“分離統治”的殖民政策引起的———這些政策操縱部族之間的差異，確保其不會統一，從而可以輕松統治尼日利亞這個西非大國。然而，他的揭露沒有引起任何重視和共鳴，得到的回復反而是沒完沒了的獵奇。主編告訴他:“國際輿論充斥著來自非洲的暴力故事，你這篇太過空洞和死板，或許你可以從人類的角度寫篇文章?比如說，他們在大屠殺時有沒有念什么部落的咒語?他們有沒有像剛果發生的那樣吃人?

　　三、多元視角下的故事敘事

　　在全球化時代，非洲的故事傳統并沒有完全被書寫吞噬，而是通過擁抱小說這種新文類，成為新一代非洲人表達經驗和理想的工具。不論使用本土語言，還是歐洲語言進行，非洲作家保持文化底蘊的一個主要途徑，就是從口頭傳統中尋求靈感。“口頭文類如故事、諺語、史詩、咒語、頌詞、特定場合的詩歌(葬禮、婚禮、授職儀式、成年禮等)和戲劇表演，已經以多種方式成為作家名副其實的資源庫，在其書面作品中，它們被進行借用和轉化。”[10]

　　對于非洲口頭傳統為文學經驗做出的獨特貢獻，阿比奧拉·艾瑞爾認為:“口頭性在非洲文化語境中的支配地位，也提供了諸多可能性，證明口頭性涉及我們從總體上對人類交流過程的理解，尤其是形成一種有關文學表達的包容性認識，這種認識指向一種普遍的文學觀。”[9]74-75事實上，對口頭性價值的重新發掘，并非非洲作家和學者的一家之見。

　　在近代西方學術史上，彌合口頭性與書面性之間裂縫的呼聲一直延續不斷。早在那本經典之作《口頭傳統與言語藝術》中，芬尼根便提出了表述藝術的概念，以避免口頭與非口頭之間的斷裂。[11]此外，不斷有西方學者以荷馬史詩、歐洲中世紀和現代社會早期的各類文本為基礎，證明口頭性與書面性是可以高度滲透的。⑧文學批評和理論上的開拓和回應，為故事在文本中的延續和再創造提供了學理依據，而非洲作家的創作實踐，則真正開啟了非洲小說以故事為敘事思維和框架的先鋒實驗。

　　四、故事進入當代文學的意義

　　巴赫金在談到小說體散文的萌芽時指出，現代小說的繁榮“總是與穩定的口頭和意識形態系統的分解相連，另一方面，它的繁榮也在文學語言內外加強了語言的復調性”[14]。雖然從中世紀以來，口頭性和書面性處于斷裂的狀態，甚至書面性一度遮蔽和否定了口頭性對于人類文明發展的意義，但是巴赫金敏銳地洞察了小說與口頭傳統的聯系。他從陀斯妥耶夫斯基小說中提煉出來的雜語這一詩學特征，實際上是對口頭傳統的某種回歸和復位。這一線索在當代文學創作和批評中一直延續著，但是直到非洲當代小說興起，才如艾瑪努爾·奧比赤那所言，徹底實現了“口頭傳統的各個方面……都被吸收進形式中并賦予它自身的特質，穿透并改變它的結構，拓展它的范疇，使它成為挖掘歷史、社會、文化、政治、個人和心理的主題的工具，用它來表達人類的問題和困境，提升并整合意識”。

　　[4]138在這種融合中，故事建立了一個與非洲現實平行的世界，在這兩個世界中，身份不同的個人和形態各異的社群互相交流和碰撞，進行反思并調節自身，認識他們的過去和現在，質疑權力甚至同權力斗爭———通過這些手段，人性得以養成，思想和觀念被不斷地重塑。對現代性理解的轉變將會影響我們思考非洲和世界歷史的方式。

　　盡管全球化正在進行且勢頭猛烈，本土化和全球化之間的張力似乎才是當代非洲文學的真正驅動力。化解這種張力的，不是歐洲傳統哲學，而是非洲本土哲學。前者是靜態的、客觀的、二元對立的，而后者“將世界本質設想為流動且獨特的現實，不斷尋求整合與發展”[20]。當今世界充滿了各種聲音，也籠罩著對各種聲音的暴力壓制。阿契貝和阿迪奇的作品，肯定差異存在的客觀性和必要性，“體現出一種對平衡的探尋，而非對主宰的爭斗”[12]71。這些特質通過故事向外傳播，成為當代非洲文學最為重要的特征。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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