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90年代以來，在“十七年”詩歌傳媒研究中出現了一種“冷熱不均”的現象，《詩刊》《星星》等頗具影響力的詩刊吸引了許多研究者的青睞，而那些曾經深刻規約著1949—1966年詩歌審美風尚生成與遞變的為數眾多的詩歌選本，至今仍處于被歷史遺忘的角落，一些饒有意味的現象與問題依然未得到認真清理與反思，比如在“十七年”政治與文化相互膠合的文學傳播語境中，人們是如何策劃和編選詩歌選本的?這些詩歌選本對再造詩歌傳播主體，建構“新的人民的詩歌”傳播形象，提升詩歌的“二次傳播”效能有何深遠意義?詩歌選本傳播具有何種鮮明的特征，出現了哪些不容忽視的隱性問題?這些問題對詩歌選本的編選產生了哪些復雜影響?事實上，在傳播媒介并不發達的20世紀50至60年代，詩刊和報紙是詩歌誕生與成長的搖籃，詩歌傳媒的性質、欄目的設置、“把關人”的編輯理念、編輯策略等，成為影響當代詩歌生產、傳播與接受過程的深層制約因素‍‌‍‍‌‍‌‍‍‍‌‍‍‌‍‍‍‌‍‍‌‍‍‍‌‍‍‍‍‌‍‌‍‌‍‌‍‍‌‍‍‍‍‍‍‍‍‍‌‍‍‌‍‍‌‍‌‍‌‍。如果說詩歌在期刊與報紙的傳播屬于“首次傳播”，那么借助詩歌選本進行的傳播則屬于“二次傳播”‍‌‍‍‌‍‌‍‍‍‌‍‍‌‍‍‍‌‍‍‌‍‍‍‌‍‍‍‍‌‍‌‍‌‍‌‍‍‌‍‍‍‍‍‍‍‍‍‌‍‍‌‍‍‌‍‌‍‌‍。本文擬從詩歌選本的編選法則分析入手，探究“十七年”詩歌“二次傳播”中所呈現出的獨特效果與特征‍‌‍‍‌‍‌‍‍‍‌‍‍‌‍‍‍‌‍‍‌‍‍‍‌‍‍‍‍‌‍‌‍‌‍‌‍‍‌‍‍‍‍‍‍‍‍‍‌‍‍‌‍‍‌‍‌‍‌‍。

　　詩歌論文投稿刊物：《詩探索》創辦的宗旨是：著重研究當代詩歌發展中的新情況和新問題，從詩歌美學上進行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探索。鼓勵詩歌界各種學派的自由爭論，鼓勵批評與反批評，提倡有創見的詩評論，以活躍思想，繁榮創作。大力扶植并支持詩壇新秀的探索，并進行實事求是的批評與引導。

　　一

　　1949年以降“文藝界采取各項措施，促進各種措施相互配合”來“擴大‘人民文藝’的傳播范圍，增強其傳播效率和能量”，武新軍:《人民文藝的傳播網絡與傳播機制》，《文藝研究》2011年第8期。許多出版社出版了大量從“當時發表作品挑選出來的”詩歌選本，丁力:《北京的早晨》后記，第92頁，北京，北京出版社，1959。這些選本為當代詩歌的“二次傳播”提供了重要的傳播媒介。那么，在文學媒介受國家相關權力機構全面收編與管控的傳播網絡中，人們究竟采取何種策略提升詩歌的傳播效能呢?翻檢這些選本，不難發現，詩歌編選者通過回應政治、社會和詩壇關切，提升詩歌的傳播熱度。其中以詩選確證新的民族國家的歷史合法性是詩選家重要的編選法則之一。比如蕭三主編的《革命烈士詩抄》旨在通過“詩抄”暴露“一切反革命、反動派的極端殘暴、極端兇惡”，展現“中國革命的勝利，真不是輕易得來的”，“我們今天自由的生活是無數烈士用生命和鮮血換來的”，意在喚醒民眾的革命歷史記憶，強化其對現代民族國家共同體的認同。新中國成立之后，當代文藝成為新政權合法性建構與確立的重要一翼，為此，“全國各地許多同志都在寫革命回憶錄”，這些回憶錄“很受讀者的歡迎”。

　　②蕭三:《革命烈士詩抄》，第386頁，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62。與此同時，諸如《紅巖》《紅日》《林海雪原》等小說大規模發行，也在讀者中掀起一股閱讀革命歷史小說的熱潮。在紙張相對匱乏的年代里，《革命烈士詩抄》通過發現、搜集和出版“烈士遺詩”，回應國家關切問題，自然能得到國家權力擁有者更有力的出版資助或支持，董必武、林伯渠、郭沫若、吳玉章、謝覺哉等革命先輩或文壇權威都為這本詩選題詞就是明證。當然，在文學的革命歷史敘事被廣泛接受與認同的文化語境中，《革命烈士詩抄》作為一種“進行愛國主義和氣節教育的讀本”，契合了20世紀50至60年代讀者的閱讀期待和審美趣尚，因而能吸引更多讀者的閱讀注意，當時不少讀者對這一選本評價甚高:“你要學習寫詩嗎?就寫這樣的詩歌吧!你要學習做人嗎?向這樣的人學習吧!”

　　②“詩抄”回應國家權力主體關切，聚焦“滾燙”的政治熱點話題，凸顯詩的意識形態屬性，既可獲得更豐富的“象征資本”和更順暢的流通渠道，又滿足了讀者“英雄崇拜”精神渴求和政權合法性認同的熱望，一定程度上提升了選本的閱讀量。另外，該選本還附上每位烈士的生平簡介，這些“副文本”資料與詩歌“正文本”形成互文關系，有助于拓寬詩歌的闡釋空間和“二次傳播”效能，《革命烈士詩抄》發行量高達75萬冊，由重慶人民出版社編選的《囚歌》也發行了5.5萬冊，這從一個側面反映了“詩抄”的傳播廣度。

　　此外，“國家形象”的建構也是詩選確證新政權合法性的重要維度之一。“十七年”詩選傾力塑造“共和國”愛好和平的國家新形象。比如1952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了蕭三的《和平之路》，1958年作家出版社又出版了他的《友誼之歌》，這兩部自選集收錄的很大部分是“保衛世界和平，反對美國侵略”，蕭三:《和平之路》，第243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贊美中蘇友誼和保衛和平的詩。”蕭三:《友誼之歌》，第1頁，北京，作家出版社，1958。受世界和平運動的影響，1950年前后中國內地和平簽名運動如火如荼地展開，“愛好和平”成為新的民族國家展現自我形象的重要側面，因此許多以“和平”為主題的詩選被列入出版社的出版計劃，這些選本傳達了中國人民反對美帝國主義發動戰爭和支援世界和平運動的聲音，努力向世界呈現“共和國”新形象，藉此提高新的民族國家的美譽度以及人們對其產生的好感度與認可度。讓詩歌找到“介入”現實政治的有效契合點，借助新政權“正當性”建構契機為詩的“二次傳播”尋找最佳的傳播時機成為詩選的基本策略之一。

　　“十七年”詩選的另一編選法則是以選集回應各種政治、文化和生產運動。由于20世紀50年代的“文化、文學出版都是一種行政行為，它規范著出版的流程和各個環節”，包括詩選在內的當代出版物“背后存在著一個意識形態過濾網”，王本朝:《中國當代文學制度研究》，第154-156頁，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因而對于“十七年”詩歌編選者而言，詩選內容唯有合乎國家主流意識形態的需要，才能通過嚴格的出版審查，才能獲得流通空間。選本編選要講求現實針對性和時效性，要緊隨政治文化運動和生產運動適時推出，及時回應政治與社會關切，才能在政治助推下充分發揮詩歌“二次傳播”效應。

　　為此，“十七年”詩選出現了大量有關各類“運動”的選本，諸如“抗美援朝詩選”、“反右詩選”、“大躍進民歌選”、“石油工人詩選”、“鐵路工人創作詩歌選”等等。作為詩選編選者不僅要有較強的政治敏銳性，同時還須借助序跋等“副文本”來凸顯選本經由詩的“聚合反應”而生成的獨特價值，比如詩選《萬人高唱公社好》中“出版者的話”這樣寫道:“為了回擊敵對階級的咒罵，為了駁斥右傾機會主義的謬誤，為了保衛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我們特地編選了這本《萬人高唱公社好》”，它從“各個方面表達了上海郊區農民熱烈愛護人民公社的思想情感。”上海文藝出版社編:《萬人高唱公社好》，第1頁，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59。“序言”的闡釋意圖相當鮮明，它“是一篇最自然的‘廣告’”，王玥琳:《論著作序在文學傳播、接受中的特點與作用》，《中國文學研究》2015年第3期。能有效切中當時讀者的愛國情懷，將原本散見于各種媒介的詩歌意識形態功能加以集中放大，昭彰詩歌的戰斗功能和辯護價值。

　　詩選迅疾地回應時代政治或社會輿論焦點，藉此抬升詩歌文本的意識形態屬性和入選詩歌的關注度，這是一種基于現實宣傳需要，由掌握媒介資源的權力主體或詩壇權威人士策劃或發起的詩歌“二次傳播”，有異常顯豁的行政化色彩。當然，為了提高詩歌“二次傳播”的影響力，一些選本還借助文壇權威作序來造勢。1959年由紅旗雜志社出版的《紅旗歌謠》刊載了郭沫若、周揚的“編者的話”，重點交代了編選的緣由、法則、策略和不足之處，序文高度肯定了新民歌的價值:“這種新民歌同舊時代的民歌比較，具有迥然不同的新內容和新風格，在它的面前，連詩三百篇也要遜色了。”郭沫若、周揚:《紅旗歌謠》，第1頁，北京，紅旗雜志社，1959。這篇由文壇話語權力擁有者所寫的序言，就像一則明星廣告，名人效應與威權“磁場”可產生強大的向心力，對促進“大躍進”新民歌的“二次傳播”起到重要作用。《紅旗歌謠》出版后在中國詩壇產生了廣泛影響，當時許多詩歌接受者對這本選集評價甚高。

　　北京印刷廠很多工人看完后興奮地說:“這本書真夠意思”，工人詩人李學鰲高度肯定《紅旗歌謠》的價值，認為其“不僅是歌謠中的一面紅旗，新詩中的一面紅旗，而且是整個無產階級文學藝術中的一面紅旗”，未央則認為詩選是社會主義文藝“新腔”中的精品，張志民“懷著無限的喜悅接到剛出版的《紅旗歌謠》，當即讀了兩遍”，他感慨道:“大躍進以來所出現的幾億首民歌，真是珠山寶海，而從這珠山寶海中選出來的《紅旗歌謠》更是寶中之寶，珠中之珠了”。顧工更深情地說，“我喜歡讀詩，讀過不少詩集，但要問哪本使我最難忘?哪本最激蕩我的胸懷?我說:是郭沫若和周揚編的《紅旗歌謠》。”李學鰲、張志明等:《〈紅旗歌謠〉頌》，《人民文學》1960年第3期。不論是普通讀者，還是業已成名的詩人都對《紅旗歌謠》贊譽有嘉，其傳播范圍之廣、影響之深可見一斑，顯然“大躍進”新民歌借助名人的威望和選本權威性，成功實現了詩歌的“二次傳播”。

　　當代作家評論2019年第1期

　　詩歌選本除了即時回應政治運動之外，也與當時熱火朝天的生產建設相互聯動。比如1955年作家出版社編輯部編選了經濟建設詩集《建設的歌》，其旨趣在于“同工業化的汽笛和機械聲一起，同農業化的腳步聲和耕地聲一起，我們的歌聲應該響遍工廠、響遍田野、響遍祖國和世界”。詩選與生產建設保持高度同步，是“十七年”詩歌編選一個重要法則。因為在編選者看來“詩，是富于戰斗性和群眾性的武器，它總是常常站在其它一切文學樣式之前，最迅速地來反映和迎接一個新的時代。”作家出版社編輯部編:《建設者的歌》，第1-2頁，北京，作家出版社，1956。

　　這是詩選通過即時感應時代經濟建設脈搏加速詩歌“二次傳播”重要方式。當然，為了滿足詩歌接受者的閱讀期待和影響他們矚目的焦點，使詩歌“二次傳播”更加高效，編選者在“輯集的時候，按照題材分成了六輯”:“從勝利走向勝利”、“鋼鐵的花朵嘩笑著”、“我們的決心比天高，認準社會主義大道一條”、“地下的音樂激動他們的心靈”、“咱們英雄日日夜夜在開路”，“應知圣人非個人，圣人者誰蓋人民。”作家出版社編輯部編:《建設者的歌》，第1-2頁，北京，作家出版社，1956。這六輯涉及工業和農業兩大題材，具體分為草原建設、公路建設、鋼鐵生產、農業生產、石油工程建設等，以形象或富有詩意的語言來概括，旨在突出若干類詩歌主題，相對于分散在“全國各地主要報刊上所發表”的詩歌首次傳播，這種人為調節和干預“二次傳播”內容，以大視角、多方位、集束呈現等傳播方式，有利于形成傳播亮點和特色，比較容易吸引讀者的眼球，提高讀者購買和閱讀詩選的意愿‍‌‍‍‌‍‌‍‍‍‌‍‍‌‍‍‍‌‍‍‌‍‍‍‌‍‍‍‍‌‍‌‍‌‍‌‍‍‌‍‍‍‍‍‍‍‍‍‌‍‍‌‍‍‌‍‌‍‌‍。

　　以詩選回應詩壇關切是“十七年”詩選的另一編選法則。所謂的“詩壇關切”是指20世紀50至60年代詩歌轉型與發展所遭遇的難題，主要是詩人轉型與詩歌經典建構等焦點問題。在“十七年”時期許多詩選成為詩人自覺轉型的努力與實績一種證明。比如，1959年馮至編選與出版了《十年詩抄》，他在《前言》與《后記》中說，他之所以“決定出版這部集子”，就在于回擊“別有居心的‘右派分子’”的“惡毒叫囂”，即有人“指著我的臉罵我，說我解放后寫的詩沒人愛看”，③馮至:《十年詩抄》，第105、2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新中國“‘凍結’我寫詩。”他要用《詩選》證明盡管“這些詩在質量上是粗糙的”，但“比起解放前的詩，我是走上了正確的道路，這條道路不是旁的，就是一切為了人民，不是為了自己。”

　　③換言之，馮至編選詩集旨在表明1949年之后和他一樣自覺“走正確道路”的詩人的發展空間并未受限，而是為他們敞開了一條“康莊大道”。他把《十年詩抄》作為超越諸多傳統藩籬、實現自我重塑及成功轉型的證明。由于在當時許多業已成名的現代詩人面臨著主體改造和角色轉換的問題，因而借助詩選的“二次傳播”向外界傳遞一個強烈的信號:現代詩人的轉型何以可能?當然，還有一些詩選是為了展示詩人自我轉型的軌跡，比如嚴陣以“慚愧”的心情來編選《唱給延河》，因為他生活在延安“豐富多彩的現實里，不懂得或沒有能力去歌唱火熱的斗爭，歌唱翻天覆地的人物、事件，卻寫下了這些和廣大人民要求不相符的詩篇”。為此，詩選分三輯:“星的歌”、“漠地詩抄”和“唱給延河”，其中“星的歌”大多屬于“沉湎于回憶中的作品”，而“唱給延河”則被認為是延安整風運動后“投身到自我改造的烈火里”所寫的“無力的詩篇。”嚴陣:《唱給延河》，第173-175頁，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50。詩選的分類編選背后隱藏著詩人轉型的心路歷程，如此看來，該選本編選初衷與其說是為了紀念延安生活，不如說是為了回應當代詩壇的熱點問題——知識分子自我改造的必要性與可能性。這種詩選的編選法則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詩歌的受眾關注度和傳播有效性，“十七年”詩歌的影響力與此類詩選“二次傳播”的推波助瀾有密切關聯。

　　詩歌經典化是“十七年”詩歌成長和秩序重建的重要問題，詩歌選本是詩歌經典建構的一種有效手段。1956至1959年間人民文學出版社和作家出版社先后出版了四本具有相當權威性的《詩選》，編選者在“編選說明”或“編選例言”中指出入選的詩作都是“所發表的一些我們認為比較好的作品”，中國作家協會編:《詩選》(1953—1955)，第1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是“較有影響、同時在創作方面表現了新的良好的探求的作品。”中國作家協會編:《詩選》(1956)，第1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7。誠如有論者所言，“文學經典往往是在讀者的閱讀和學者的批評過程中逐漸形成的”，傅承州:《從話本選本看話本經典的形成》，《文藝研究》2010年第1期。入選《詩選》的詩歌是詩界權威機構從眾多期刊和報紙中以特定的價值認定體系篩選出來的，這種“好中選優”的遴選方式，自然會影響讀者的閱讀期待和閱讀注意。

　　與此同時，《詩選》基本上都附上序言，序言的作者通常是掌握詩壇話語權的詩評家，這些詩評家往往將詩歌文本置于特定的政治文化網絡中，在描述詩歌審美風尚和詩體樣式嬗變之跡象與征兆，以及分析詩與時代聯結的緊密度的基礎上判定詩歌價值，這不僅可加速入選詩歌的“經典化”進程，還可以調動讀者的閱讀興趣。《詩選》(1953—1955)、《詩選》(1956)、《詩選》(1957)和《詩選》(1958)的印數分別高達2.2萬冊、10.8萬冊、7萬冊和5.5萬冊，可見“這些選集受到了廣大讀者和作者的歡迎。”馮至:《十年詩抄》，第105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可以說，不論是《詩選》的編選者、序言作者的身份，還是出版社級別，都具有相當的“權威性”，選本所具有的“象征性的資本”以及文化“名人”助推所形成的特殊“光環效應”，有力地拉升了詩歌的經典價值，引起《詩選》擁躉者的廣泛關注，這使得《詩選》發行量高達幾萬甚至十幾萬冊，當代詩歌“二次傳播”朝著縱深方向推進。

　　在“十七年”詩歌經典化過程中，現代詩歌經典秩序的重構也是詩壇主持者必須著力解決的棘手問題。因為經典秩序的重構可以為詩歌發展掃清道路和指明方向，促使“新的人民的詩歌”在經典的“示范”中健康茁壯成長。這方面最具影響力的是臧克家編的《中國新詩選》(1919—1949)，該詩選表面上“是一本以青年讀者為對象的詩選”，臧克家:《中國新詩選》(1919—1949)，第1頁，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57。是為了滿足青年讀者的閱讀需求。實際上，在編選過程中編選者對入選的詩人及詩作的選擇，以及序言對評價對象的褒與貶，都是一種“有意味”的經典遴選行為和經典秩序重構方式。臧克家以革命/反動、進步/落后、主流/逆流等二元對立的標尺審定現代詩歌，于是，“象征詩派”、“新月派”和“中國新詩派”等詩歌流派的詩作絕大多數被拒之于“經典”的大門之外，這預示著1949年以降這些詩派將面臨著被“邊緣化”的命運，意味著這一時期詩歌經典的理想審美范式已經發生了重大的變化，也表明“革命”、“階級”、“戰斗”、“集體主義”等成為文學經典認定和秩序構建的新的關鍵要素。

　　《中國新詩選》(1919—1949)因涉及許多仍健在的現代詩人的排序及其詩作的篩選等敏感問題，因此那些在現代詩壇業已成名的詩人自然比較關注。而對于1949年之后成長起來的詩人而言，他們也期望從詩歌“經典”秩序“有意味”的位移與異動背后，觀察當代變化多端的詩歌創作潮流。尤其對于“廣大青年”讀者來說，他們“知識不足，時間有限，無法閱讀所有我國古典的和‘五四’以來的優秀文學作品(包括詩歌)”，因而“迫切希望有經驗的文藝工作者，能把過去的(特別是‘五四’以來的)小說、劇本、散文和詩歌，分別為他們編選幾本，使他們在有限時間內，初步了解這個時期創作的基本情況。他們曾不斷地向報社、出版社和有關部門寫信。”大尹:《有關“中國新詩選”的幾件事》，《讀書月報》1956年第10期。由此可見，不管是聲名大噪的現代詩人，還是處在成長期的“新詩人”或“知識不足，時間有限”的青年讀者，他們對《中國新詩選》(1919—1949)都各自懷有較高期待，不同群體的閱讀期待為加快《中國新詩選》的傳播速度增添了新動力。

　　選本既是詩歌價值增值和經典建構過程，又是詩歌“由‘角落’走向‘中心’”和“知名度大為提升”的過程。方長安:《角落到中心的位移——選本與戴望舒〈雨巷〉的經典化》，《福建論壇》2015年第7期。為此，詩選成為詩壇新秀成長的重要平臺與階梯，讓那些原本處于邊緣地帶的“新人”及其詩歌在不同媒介上閃亮登場且聲名鵲起，一些“工農兵”詩人曾借助詩選的傳播力量迅速從無法說到學會說再到大膽說，從文化的荒蕪之地走向文化的前臺。

　　比如1958年由詩刊社編的《工人詩歌一百首》選錄了“大躍進”時期48位工人所寫的一百首詩歌，該選集由“以扶植、培養和服務青年為己任”的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書前有時任文化部部長茅盾所寫的序言，“對工人詩歌創作作了深刻的分析”，書后“編有一輯‘工人談詩’的附錄，許多工人讀者對于詩歌創作提出了許多精辟的見解。”詩刊社編:《工人詩歌一百首》，第1頁，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58。茅盾在序言中對工人詩歌評價甚高:“勞者歌其事，何必專業化;發揮創造性，開一代詩風”，而且提出:“我們的專業詩人有不少地方應該向業余的工人作家學習”。

　　茅盾:《工人詩歌一百首》序言，第3頁，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58。在政治與文化互相疊合的年代里，文學文本價值通常由文壇/政治權威作出最終裁定，茅盾把工人詩歌價值抬升到“開一代詩風”的高度，而且對專業詩人和業余詩人的詩歌價值作了等級劃分，這種帶有權威性質的“序言”有效判定了工人詩歌文本的時代價值，并且借助“名人效應”的廣泛傳播實現價值增值，吸引更多讀者和詩歌者的注意。當時張光年也為《北京工人詩百首》寫序高度贊揚工人詩歌的意義:“工人詩，工人畫/工人詩畫意義大/沖天干勁就是詩/快馬加鞭就是畫”，張光年:《北京工人詩百首》序，第1頁，北京，北京出版社，1959。

　　這種帶有“威權”性質的“定評”使“工農兵”詩歌不斷價值化，并且作為一種理想的詩歌范式得到更廣泛的認同與膜拜。可見，詩選的“二次傳播”對擴大“工農兵”詩人的影響，培養和優化“十七年”詩歌的隊伍發揮著極為重要的作用。除此之外，諸如《萬里紅光飄彩霞》(安徽人民出版社)、《人民英雄頌贊》(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王老九詩選》(通俗讀物出版社)、《緊握武器》(山東人民出版社)、《大巴山的早晨》(重慶人民出版社)、《上海組詩》(中國青年出版社)等等都是1950—1960年代推介新人的有影響力的詩選，這些選本讓詩壇新秀“集結勢力以集團的力量沖擊固化的詩壇秩序，為自己贏得一席之地。”羅執廷:《論當代詩歌傳播體制中的選本傳播》，《云南社會科學》2012年第6期。

　　綜上所述，“十七年”詩選作為詩歌實現“二次傳播”的重要方式，它們以詩的主題、題材、風格為分類依據和集結準則，回應國家、社會和詩壇關切，聚焦政治文化運動、經濟和文化建設等領域熱點問題，實現選本編選法則與國家主流意識形態的深度“耦合”，藉此拓寬詩歌傳播渠道與范圍，提升詩歌的傳播效能，促使“新的人民的詩歌”以新的集結與呈現方式、新的陣容與面相，不斷進入讀者的閱讀視野，并在政治、經濟和文化動員以及重塑民眾精神風貌等方面肩擔人民賦予詩選的時代重托。

　　二

　　雖說“十七年”詩選極大地改變了詩歌“首次傳播”所遭遇的效能逐漸衰減的局面，但是在具體運作過程中也出現了一些值得深入反思的問題‍‌‍‍‌‍‌‍‍‍‌‍‍‌‍‍‍‌‍‍‌‍‍‍‌‍‍‍‍‌‍‌‍‌‍‌‍‍‌‍‍‍‍‍‍‍‍‍‌‍‍‌‍‍‌‍‌‍‌‍。其中“十七年”詩選“二次傳播”漸趨演化為“強制傳播”是最為突出的問題。所謂“強制傳播”是指詩選的編選者有意無意地忽略審美趣尚多樣化的讀者“真實”的閱讀需求與感受，力求以國家主流意識形態認同建構、文學秩序重構和新文學理想范式構想為導向，以國家計劃方式向讀者強制發行選本的詩歌傳播模式。盡管從表面上看20世紀50至60年代讀者擁有是否購買或閱讀詩選的選擇空間，但在當時“文化、文學出版都是一種行政行為，它規范著出版的流程和各個環節”，“它的出版數量和出版內容并不是完全根據市場需求”，“而是政治意識形態的需要”，“由于出版與發行、銷售的分家，很容易造成出版的積壓和重復出版的局面。”王本朝:《中國當代文學制度研究》，第154-156頁，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

　　在這一傳播和接受語境中，原本存在分層與差異的讀者被抽象為一種“本質化”的形象符號，他們復雜的閱讀訴求被極度化約為某種特定的類型，加之，“十七年”詩歌選本的類型、題材和風格選擇出發點是基于“意識形態的需要”，重塑詩人詩學理念和培養讀者新的美學趣味的需要，因而詩歌接受者可選擇的閱讀空間極度受限。比如《中國新詩選》(1919—1949)編選時“主要著眼于有進步影響的詩人，著眼于思想性較強的詩”，大伊:《有關〈中國新詩選〉的幾件事》，《讀書月報》1956年第10期。而不是充分展示不同風格與流派詩歌的實績。為此，詩選從選題策劃到具體編選再到出版流通的多重環節中“讀者”的類型被重重“鎖定”，許多讀者為此可能陷入沒有選擇的選擇桎梏之維。

　　總體而言，“十七年”詩選傳播的強制性大致有兩個層面:一是選本信息的編碼與解碼是在一個媒介與信息較為稀缺的相對封閉的空間中進行的，嚴格服從于宣傳、教育與鼓動民眾，引領詩歌潮流之目的，通過類型化的詩歌符碼高密度傳播，刷新讀者的詩歌記憶，使其認同并接受“新的人民的詩歌”理念;二是任何進入詩選文本空間的讀者，極易被強大的高度“同質化”的信息流所包圍，很大程度上只能反復接受題材重大、詩緒健康、詩質純粹、詩風樸素、詩語通俗的詩歌，選本會“產生一種無法抗拒的傳播力量”，“直接擊中受眾目標。”杜志紅:《論商業行為中的強制傳播現象》，《現代傳播》2008年第5期。這種強制傳播有益性主要是以強大的信息攻勢，改變人們從單一的詩美維度審定詩歌價值的慣習，更新人們對詩歌經典標準和理想詩歌范式的認知，為“新的人民的詩歌”新秩序的建構搖旗吶喊。不過，“十七年”詩選的“強制傳播”特征給詩歌選本的生產、傳播與接受帶來諸多不容忽視的問題。

　　首先，詩選編選動機浮躁與選本質量偏低問題。在“十七年”時期受詩選編選法則的影響和出于詩歌強制性傳播的需要，絕大多數詩選家編選動機都比較浮躁。尤其是在1959年“建國十周年”之際，詩選家們普遍懷有“以詩獻禮”的編選動機。比如田間坦言他編選《英雄的贊歌》的目的在于“把一粒火星獻給祖國和他的戰士們”，田間:《校后小記》，《英雄的贊歌》，第131頁，北京，作家出版社，1959。戈壁舟謙恭地說:“將這本詩集作為建國十年獻禮，相當菲薄”，戈壁舟:《我迎著陽光》自序，第2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臧克家則略顯慚愧地說:“偉大的祖國，十年來飛躍前進，發出萬丈光芒，在短詩方面，我只能寫出這幾十首來作為它十周年的獻禮。”臧克家:《歡呼集》，第119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從這些序跋中的自謙之辭背后，可以感受到“十七年”詩人“以詩獻禮”的赤誠與急切——“作為微薄的獻禮和赤誠的祝賀。”

　　王維州:《可愛的時代》，第72頁，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59。雖然這種編選方式能夠充分利用“周年慶典”等關鍵性的紀念日，彰顯“建國十周年”詩歌發展的新氣象，以政治/文化熱點刺激新的閱讀需求，形成一種充滿蓬勃生機的出版局面，但是這也產生了一些隱性問題:其一，許多選本選題較雷同，創意乏善可陳。比如1959年人民文學出版社策劃的“十年來的詩歌選”叢書，這套叢書其實就是郭沫若、臧克家、馮至、田間、張志民、郭小川、阮章競、賀敬之、袁水拍、戈壁舟等詩歌自選集，內容龐雜，質量參差不齊。當時馮至認為自己的詩歌“除了表現作者對于黨和人民的熱愛外，思想是不深刻的，藝術上也存在許多缺陷”，馮至:《十年詩抄》前言，第1-2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像袁水拍和郭沫若的詩選編選體例，基本上圍繞重大政治事件按時間先后順序排列，很難看到出版社和編選者獨具匠心的策劃。由于詩選策劃和體例等方面創新性不足，這類詩選大量發行并進行強制傳播后就有可能引發讀者的逆反心理，一些人對此頗有怨言，認為當時不少詩選缺乏“縝密研究和創造發揚精神”，“也很少編選者自己的創造性的聲音”;劉嵐山:《讀了“巴黎公社詩選”以后》，《詩刊》1957年第7期。其二，“獻禮思維”使不少選本成為時代浮泛之物。

　　在詩選編選過程中，“選家的立場與抉擇”，是“考量詩選質量的一個重要的指標”，鄧曉東:《選本與清初清詩的傳播》，《江海學刊》2010年第6期。“獻禮思維”使得出版社時常“趕任務”，即使編選者認為“東西太少、太差、拿不出手”，“質量不高”，賀敬之:《放歌集》，第147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但出版社為了“圓滿”完成“獻禮工程”也“一再催促”，有的選本甚至“由人民文學出版社負責進行”，再交給作者“略略增刪”，郭沫若:《駱駝集》，第1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這種為獻禮而“趕任務”的詩選，雖然聚焦時政和文化熱點而獲得廣闊的傳播空間，但是由于待選之作缺少時間沉淀，而選家又未進行反復斟酌與刪汰，所以充斥了大量的應景之作。其三，“以詩獻禮”心態也使編選者不得不簡化預想讀者的精神需求和審美趣味，詩歌接受者的選擇性空間由此變得“傾斜”與“狹窄”。總之，“十年來的詩歌選”表面上是借助詩選的影響力和傳播力，展示“新的人民的詩歌”發展實績，而在深層次上則是在特定的閱讀空間中爭奪讀者的閱讀注意力資源，這在提高詩歌的意識形態轉譯、滲透效果和輻射面，滿足部分讀者閱讀需求的同時，也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十七年”詩歌閱讀空間的“板結化”進程。

　　其次，詩選“集體”編選與選本風貌單一問題。“集體是在1942年之后才開始在解放區的文學創作中廣泛盛行的”，郭國昌:《集體與解放區的文學大眾化思潮》，《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3年第6期。它作為一種創作經驗在1949年之后得到延續。“十七年”詩選傳播是“共和國”文化權力主體組織和發起的強制性的詩歌傳播活動，這種傳播性質首先要求詩選傳播內容具有鮮明的意識形態屬性，要最大限度防止個人編選可能發生的方向性偏失，減少“思想錯誤的產生”或者減輕因錯誤“所應承擔的責任”，袁盛勇:《延安時期的集體創作》，《中山大學學報》2005年第3期。因而，“十七年”詩選編選主體也推崇集體而非個人，集體編選成為詩歌選本生產的一道獨特的“景觀”。

　　比如當時曾出版發行了廣東省交通廳編的《公路運輸職工創作詩歌選》、上海工人文化宮編的《英雄時代英雄歌》、貴州工人社編的《工人歌唱大躍進》、人民交通出版社編的《筑路工人創作詩歌選》、中共柘溪水力發電工程局黨委宣傳部編的《紅寶石之歌》、中共武漢鋼鐵公司委員會宣傳部編的《鋼鐵的詩》、廣東人民出版社編的《青年詩選》、河南省文聯編的《晨歌》等等。這種以單位或部門等集體編選的詩選，固然可以避免因個人立場或審美偏見帶來的未知風險，但是卻難以彰顯選家的獨特眼光和遠見卓識。可以說，這些詩選幾乎都是從思潮而非詩美的角度甄別詩歌的質量與價值，更重要的是，編選者以“我們”而非“我”的身份出現，有些詩選僅僅按“作者編列次序”或按“作品的時間為序”，并無獨特的編選原則，有些就是為了對“工人群眾文藝創作有所推動”，

　　②宣傳部門完成相關政治任務而展開的工作。由于這些集體編選的詩選一味注重詩歌的教化功能和傳播的即時效應，多數選本特色不夠鮮明，常給人留下“千書一面”的負面印象，這種“單一化”的詩歌選本風貌很難持續深度激發讀者的閱讀熱望，一旦出版與發行的數量與讀者的“真實”需求出現脫節，就很容易出現出版的積壓和重復出版等問題。

　　最后，編選者重“編”輕“選”和重“量”輕“質”問題。在20世紀50至60年代各級文化主管部門或出版社長期依靠提高詩歌的入選量和選本的出版量，來提升詩選的強制傳播力量，采取“以量取勝”的方式最大限度釋放詩歌的“二次傳播”的效能，這導致選本編選過程中重“編”輕“選”和重“量”輕“質”問題發生。比如劉嵐山曾批評北京出版社編選的《北京的詩》，認為“有些詩選得多了些，不夠精粹”，“在選收的詩中有些詩并不好”:

　　例如《北京——我心中的故鄉》中寫一個邊疆的青年到北京才三天，便說得一口熟練的北京話，惹得一位老大爺的發問，回答的是“哪個孩子不會喊媽媽?哪個青年不會說故鄉的語言?”因為，“北京——我心中的故鄉”。這便是這首詩的全部。很明顯，這里有所謂的“激情”，那只是“矯情”。如果有所謂的“巧思”，那也只是“虛構”。

　　從這段不乏尖銳的批評中可以看到，《北京——我心中的故鄉》這樣構思和情感明顯“失真”的帶有“硬傷”的詩作也被編入詩選，這顯然與編選者采取重“編”輕“選”和重“量”輕“質”的方式湊足“一百首”詩歌有關。這顯然不是唯一個案，和選本《北京的詩》一樣，諸如1958—1959年間出版的難以計數的“大躍進”歌謠選，還有《工人詩歌一百首》(中國青年出版社)、《戰士詩歌一百首》(中國青年出版社)、《農民詩歌一百首》(東北新華書店)等以“百首”命名的詩選，以及郭沫若的《潮汐集》《長春集》等不少個人詩歌自選集也都存在類似問題‍‌‍‍‌‍‌‍‍‍‌‍‍‌‍‍‍‌‍‍‌‍‍‍‌‍‍‍‍‌‍‌‍‌‍‌‍‍‌‍‍‍‍‍‍‍‍‍‌‍‍‌‍‍‌‍‌‍‌‍。隨著文學思潮的日趨激進化，這種重“編”輕“選”的現象逐漸蔓延開來，一些詩選家的心態也變得越來越浮躁，他們很難擁有足夠的時間、耐心和適宜的空間磨礪獨到的編選眼光，編選一部理念清晰獨特、體例富有創意、呈現方式獨具想象力的詩歌選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