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文章是由《陜西行政學院學報》發表的一篇政治論文投稿，學報“政府管理”欄目榮獲“陜西省高校社科期刊特色欄目”獎、2010年7月被評為“陜西省重點社科學 2010年6月被評為全國高職成高“十佳學報”; 2008年12月，編輯部被評為“陜西省高等黨校優秀學報編輯部”。

　　內容提要：文章認為，資本主義起源有著雙重的動力與道德制約機制。世俗化的消費欲望與宗教的禁欲主義同時發揮作用，而市場的運作也使其能夠向著合理化的道路前進。因此，現代意義上的發展需要一個合適的硬件與軟件相互配合的環境。

　　發展是當今世界的主題。現代意義上的發展是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確立開始的，因此，對資本主義起源的動力和道德約束機制進行探索，當會有很多有益的啟示。

　　一，清教提供的精神動力

　　現代意義上的，以工業化為標志的發展自英國開始，由于歷史的條件限制，這種發展只能是一種資本主義式的發展。由于這種發展形式改變了世界歷史的進程，所以關于英國資本主義的起源歷來是學術界研討的重點，它實際上也涉及到發展的動力等問題。學者們提出了多種解釋，這中間包括：近代初期通往東方的新航路和美洲的發現為西歐的商業大發展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條件，舊的商業活動也隨著市場的擴大而進行了改造。而處于新的商業航道中心的英國，自然得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在這一急劇發展的過程中，英國產生了一系列新的社會階級，他們抓住了發展的機遇并迅速積累起資金與財富，最終使得英國首先爆發了工業革命，成為了世界上第一個工業化民族。[1]然而，這種通常被人所接受的觀點似乎并不能完全滿足人們探索真理的欲望，因為它并不能解釋為什么鄰近英國的其余國家和民族不能也同時發展起來;顯然，英國人一定有一些獨特的東西使他們在世界歷史發展的這一階段上領了先，于是，馬克思·韋伯從文化角度提出的觀點就難免使人耳目一新了。

　　馬克思·韋伯的重要貢獻在于，他賦予了經濟學和宗教學以社會學的內容。社會學基本上是一門共時性的學科，但它卻總是試圖揭開社會發展的秘密，想回答歷史的問題，因此總是與歷史有著不解之緣。反過來，歷史在試圖跳出單純的敘述領域時，也不得不向社會學、經濟學和人類學這些相關的學科求救。為了回答社會發展的問題，韋伯實際上從歷史唯物主義那里借用了許多概念，由階級概念發展出他的社會分層理論，由原始積累發展出他的市場理論，再加上他的一種獨特的視角“新教倫理”的概念，構成了現代資本主義生成的三個支柱。他的獨特之處在于他論證了人類的生活領域是如何逐漸地納入了理性思想的控制之下。而這種理性化的發展過程，意味著權力逐漸由傳統的政治領袖的手中轉入形式組織──即官僚的手中，這種官僚組織所體現的理性化程度達到了空前的程度。但這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因為官僚組織的成員并不能為自己設置目標，他們只能服從命令，因此在官僚組織之上，必然有某種權威的來源。隨著傳統領袖權威的衰落，魅力領袖的地位開始上升，他的威望來源于群眾，所以不受傳統紐帶和責任的束縛，也不受官僚慣例的節制，他們具有革命精神，為所欲為，對社會進行了大量的創新并給一個往往處于僵死的社會注入了新的活力。但一旦他們的熱情耗盡，傳統的規范化力量又開始抬頭;魅力領袖的繼任者需由選舉產生，他的追隨者也會演變成一群新的官僚，結果是官僚的組織形式再度占了上風。于是傳統社會就在這種理性與非理性的統治之間來回擺動，所以傳統社會是一個沒有發展過程的社會，有的只是歷史的重復和循環。

　　但人類的社會終究在緩慢地發展，所以理性化的趨勢也在增強，但這種不斷增強的理性化趨勢，卻一次又一次地被傳統領袖和宗教文化的巨大力量所打敗，并使其倒退。因此，在人類的整個歷史上，經濟始終是在政治的控制之下，因而經濟行為的徹底理性化是根本不可能的，但這種經濟行為的理性化卻是工業社會的發展所必須的。[2]結果，一個突破性的進展在歐洲的宗教傳統中尋找到了缺口。

　　韋伯十分強調加爾文教和清教倫理在發展過程中的作用，他認為正是清教徒嚴謹的工作習慣和對財富的合法追求，促進了以理性生產和交換的西方工業文明的興起。而這種精神來源于16世紀的歐洲宗教改革，這就是加爾文教的興起。加爾文教反對只有教會才有權力解釋圣經的傳統的非理性的觀點，而認為個人的良知有領悟圣經的優先權。同時，加爾文教認為人的命運已經由上帝注定，只有上帝的選民才有資格進入天堂。但沒有人能夠知道自己是否真是上帝的選民，于是就在信徒中引起了一種焦慮;為了減輕這種焦慮，他們就在行為上表現得好象自己就是上帝的選民一樣，而最重要的，就是表現在對日常生活作系統的安排并勤奮地工作。通過統計學的比較，他發現他所在時代的德國，新教徒往往傾向于將自己的子女學技術、管理或商業，而天主教徒子女的百分比遠遠低于這個數;熟練工人的情況也是如此，天主教徒更傾向于留在自己的手工作坊里作一個手工師傅，而新教徒則多半被吸引到各現代工廠去從事高級技術工作和管理工作。把這一調查推廣到歐洲其他國家，情況也大致如此。因此，在研究英國的現代工業文明興起的動力機制時，他力圖探索人們在生產活動中的精神動機。其結果便是產生了那本影響極大的專著《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他指出，對于已在西歐發展起來的那種意義上的資本主義來說，適當的經濟環境(而且是必需的)，自身并未為其發展提供充分的條件，也就是說，社會結構本身并不會自發地產生發展的動力。如果沒有事先或同時發生的人的發展，就沒有經濟的發展。所以問題最終轉為了是什么因素促進了英國人的發展，并由此而導致了英國資本主義的起源。

　　韋伯認為，這要在西方文化，尤其是西方文化的宗教淵源中去尋找，因為文化是人的獨特的產物，只有文化的細微差別才有助于說明一些通常無法解釋的問題。文化是一個有著多種內涵和外延的概念，它的基本意思來源于拉丁語的cultura，意思是開荒進行耕作。在這種基本的意義上可以把文化理解為人以自然為對象，通過勞動和智慧而產生的一種創造物，動物是本能地適應環境，而人卻通過文化去主動地改造環境。文化是人從后天習得的，是通過自己的智慧和努力學習從社會繼承而來的。正因如此，文化在人類的活動中具有某種主動的性質。人為了自身的生存必須努力地工作，但這并不表明人類天生是勤奮動物，人要努力奮斗，必須有某種精神的支柱。正是在這一點上，加爾文教給人們提供了這種精神的動力。加爾文教的信徒認為，“塵世是為著榮耀上帝，而且僅僅是為這一個目的而存在的。被挑選的基督徒在現世的唯一使命就是盡其所能遵從上帝的戒律，以便增加上帝的榮耀。但是上帝要求基督徒在社會方面有所成就，因為他希望社會生活要按照他的戒律，與上述目的相一致地組織起來。在塵世中，基督徒的社會活動完全只是為了榮耀上帝。因此，為日常生活服務的職業也就有具有了這種特征。”[3]既然如此，人類的日常工作就具有了一種神圣的、非人格的特征，即為合理地組織我們社會環境的利益而服務的特征。因為按照圣經的啟示和天生的直覺，這個宇宙組織，安排的如此奇妙的目的性，顯然是上帝專門為人類的利益而設計的。所以為社會服務動勞動就是為了增加上帝的榮耀，從而也就符合了上帝的意愿。因而，新教倫理給人們提供了一種獻身于日常工作的熱情與動力。

　　但事情并未到此為止，因為這種熱情雖然能夠鼓勵人們創造財富，卻并不能阻止人們揮霍自己所創造的財富。韋伯由此又分析了宗教禁欲主義的作用。他認為，西方幾種形式的禁欲主義，都存在著某種合理的特質。在西方的修道生活中逐漸發展起來一種系統的合理的行為方法，旨在克服“自然狀態”，使人擺脫不理智的沖動的支配，擺脫他對塵世和自然的依賴。它試圖使人某種有計劃的意志的統治，使他的行動處于經常不斷的自我控制之下并使他認真考慮這些行動的倫理后果。[4]同時，加爾文教的教義認為，只有被上帝選中的基督徒(即上帝的選民〕才能夠進入天堂，而誰是上帝的選民自己是不知道的。在不可揣測的天意下，所有的人不是受到上帝的恩寵，就是受到他的遺棄，這就使信徒必須以某種現世的成功來證明自己已經得到了上帝的恩寵。在這樣的焦慮中，英國的清教徒把原有的教義轉化為了這樣一種表達形式：即信徒可以把自己在經濟上的成功視為上帝賜予的恩寵和永恒幸福的標志，這就使虔信與富有以一種非常獨特的方式互相接近起來。清教的內心世界的禁欲主義進一步促進這一趨勢，它表現為一種以理智束縛欲望的特征。這種禁欲主義對清教徒的直接影響是不允許他作任何可能導致揮霍金錢的事，而是推動他去積累資本。資本的積累可以表明他的成功，卻不賦予他揮霍的權利，這也是黃金等貴金屬流入英國和流入西班牙會產生不同的社會后果的原因之一。在這種宗教文化因素的推動之下，在近代初期的英國，終于形成了一種倫理的“至高之善”，即盡量地賺錢，卻又嚴格地規避一切本能的生活享受，這就是理想的推動英國發展的資本主義精神。信徒們既在宗教熱情的激勵下拼命地工作，又在宗教倫理的制約下盡量地積累資本，把賺錢當作目的本身。獲取經濟利益不再從屬于個人，不再是滿足他個人物質需要的手段，資產階級大肆賺錢的活動就獲得了一種超越的意義。正因如此，只有在西歐才出現了一個具有世界意義的文化現象--工業資本主義。韋伯據此得出了一個眾所周知的結論：現代資本主義精神，以及全部現代文化的一個基本因素，即以天職思想為基礎的合理行為，產生于基督教的禁欲主義，正是這種與其他文明不同的精神因素，最后使得在西歐的英國而不是在世界的其余地區最先產生了現代工業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