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1)

　　摘 要 本文對真人圖書館的起源與發展做了簡要介紹，并結合該模式運用于真人檔案館建設的可行性，闡述了建設真人抗戰檔案館的現實意義，分析了理念限制、資源限制、組織管理機制限制三個建設的關鍵因素，提出應創建機制、轉變理念、共建共享以實現該有益嘗試‍‌‍‍‌‍‌‍‍‍‌‍‍‌‍‍‍‌‍‍‌‍‍‍‌‍‍‍‍‌‍‌‍‌‍‌‍‍‌‍‍‍‍‍‍‍‍‍‌‍‍‌‍‍‌‍‌‍‌‍。

　　關鍵詞：真人檔案 分享型真人檔案館 抗戰檔案

　　真人圖書館以其嶄新的服務模式與理念引發了國內外學者的研究熱潮‍‌‍‍‌‍‌‍‍‍‌‍‍‌‍‍‍‌‍‍‌‍‍‍‌‍‍‍‍‌‍‌‍‌‍‌‍‍‌‍‍‍‍‍‍‍‍‍‌‍‍‌‍‍‌‍‌‍‌‍。 筆者認為，由于檔案館與圖書館之間的共通性，真人圖書館的模式、理念對于構建真人檔案館具有無可比擬的借鑒作用。 因此，本文在此以抗戰檔案為中心，淺議分享型真人檔案館的建設，希望能夠對后來學者拋磚引玉。

　　作者：杜其蓁 叢 佳 邱雨暉

　　一、概念

　　1.起源與發展。 真人圖書館起源于丹麥。 由于一位朋友被刺傷，哥本哈根的五個青年發起了一種非政府性質的“停止暴力”組織，2000年其在羅斯基德音樂節中向在場者出借75本“Living Book”,讓“Living Book”同借閱者進行雙向的對話交流，以宣傳反對暴力、鼓勵對話、建立和諧關系，取得了社會的正面評價。 這種真人圖書借閱活動，當時被稱為Living Library，后因版權問題，改稱Human Library[1]。

　　2008年，美籍華裔教授曾蕾將這一理念引入國內，并在上海交大首次展開了真人圖書館活動，由15位圖情專家擔任“Living Book”[2]。 此后，此活動在同濟大學、浙江大學、南京師范大學等相繼啟動，并在我國如火如荼舉行。

　　根據不同的分享目的，可將真人圖書分為偏見型與分享型兩類。 前者是由于職業、自身缺陷等受到社會歧視的邊緣化弱勢群體，分享目的主要為鼓勵對話、消除偏見; 后者是擁有豐富的人生閱歷與人生經驗的成功者、學者，分享目的主要為傳播知識、教育咨詢[3]。 鑒于偏見型真人圖書與檔案館職能沒有共通之處，在此，筆者僅探討分享型真人圖書對建設分享型真人檔案館的啟示。

　　2.分享型真人檔案館的適用性分析。 (1)目標適用。 雖然圖書館與檔案館在具體職能方面各有側重，但兩者都兼具社會服務職能，即為用戶提供所需的信息內容，并進行一種“借閱”服務。 兩者都可通過真人圖書、真人檔案與用戶進行面對面的交流，減少因二次加工而導致的信息失真，為用戶提供更具開放性的信息。 (2)模式適用。 都需要對真人圖書、真人檔案進行收集、鑒定、分類、編目環節，進而方便用戶獲取信息。

　　(3)優勢適用。 圖書館、檔案館作為我國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一員，都具有場所、用戶、能力優勢：為用戶提供了空間寬敞、環境優美、溫濕度適宜、靜謐的物理空間; 具備數量較高、穩定的用戶群體; 多年從業經驗下具備較高的資源組織能力，能從文獻、檔案的角度對真人圖書、真人檔案進行分類、編目等。

　　3.定義。 真人檔案是指，檔案館為了進一步擴大檔案資源的開發利用，向社會招募的具備一定檔案記憶功能、熟悉某個特定領域的特殊人才，可視作一種載體為人的思想型檔案。 分享型真人檔案館是指，為實現直觀教育，傳播各項知識文化，分享研究成果、工作經驗與人生經歷等目的，以真人檔案為基礎，向用戶展開面對面交流服務的虛擬檔案組織。 其本質是依托某一實體檔案館的虛擬機構，而非實體。 其中，真人檔案館是組織機構，真人檔案是主體，用戶是對象。 傳統檔案館利用模式，是由檔案館為用戶提供所需的檔案，真人檔案館則由真人檔案為用戶提供所需信息，即“用戶服務用戶”，真人檔案館主要起組織管理職能。

　　二、建設分享型真人抗戰檔案館的現實意義

　　1.進一步豐富抗戰檔案內涵。 抗戰檔案概念可定義為，中國人民與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在抗戰中直接形成的，真實反映抗擊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歷史，具有保存價值的各種文字、圖表、聲像、實物和口述等不同形式的原始記錄。 將真人圖書館理念引入檔案領域，可豐富其內涵。 從載體看，真人抗戰檔案突破了傳統抗戰檔案紙質型、鐫刻型、聲像型、電子型、口述型的類別，其載體是思想型的人; 從知識獲取方式看，檔案與用戶的結合由靜態的物與動態的人，轉變為動態的人與人之間的結合; 從時效性看，真人抗戰檔案不可復制，流動性較強，不可能實現長期保管甚至永久保管，比傳統抗戰檔案時效性更強，利用時效往往集中于面對面交流的30—45分鐘。

　　2.創新抗戰檔案開發利用方式。 傳統抗戰檔案開發利用方式主要有史料匯編、閱覽服務、陳列展覽、參考咨詢等，近年來還出現了拍攝影視作品、建設紀念設施、創建專題網站等形式，特別是新媒體技術也廣泛運用其中。 真人檔案館建設是抗戰檔案開發利用的全新方式。 以真人抗戰檔案館向抗戰檔案用戶提供人性化、個性化的面對面服務，在交流中實現思想碰撞，不同用戶可從同一真人抗戰檔案中獲取不同的抗戰檔案信息，有利于實現用戶的不同信息需求，促進其深度理解。

　　3.建設互動的隱性知識交流平臺。 真人抗戰檔案的知識形態較之傳統抗戰檔案的優勢在于，前者不會出現二次加工過程中的信息失真現象，更多地傳達隱性知識。 建設真人抗戰檔案館有利于深度發掘個體隱性知識，實現隱性知識的傳達、吸收，并在來回往復的知識流中產生新思想、新觀點，推動知識的再創造。

　　4.適應現代化社會用戶的情感需求。 真人抗戰檔案館搭建起用戶與外界溝通的橋梁，在真人抗戰檔案館中，用戶可以同時獲取信息需求、社會記憶與情感關懷，進入一種“浸入式”的檔案文化環境，易于引發激烈的情感共鳴與思考。 用戶通過與真人抗戰檔案的面對面交流，更易喚起用戶的求知興趣，在結束“閱覽”后，進一步尋求紙質化或電子化的抗戰檔案信息，實現傳統抗戰檔案與真人抗戰檔案的良好結合。

　　三、建設分享型真人抗戰檔案館的關鍵因素

　　1.理念限制。 (1)對真人抗戰檔案館缺乏理解。 真人抗戰檔案館的展開建立在真人抗戰檔案與用戶的良好溝通之上，在我國，未有建設真人檔案館的先例，真人圖書館也處于初創時期，影響較小。 調查發現，僅23.95%的人聽說過真人圖書館[4]，小眾性決定了真人抗戰檔案與用戶雙方對該項利用手段缺乏了解，難以實現理想效果。 (2)性格限制。 國外真人圖書館運動的理想書單、模式與手段與我國有所不同，根本原因之一在于文化影響了國人的性格特征。 與西方相比，國人性格偏向內斂與中庸，思想觀念更加保守，如何提高真人抗戰檔案與用戶的交流水平，是需要認真思考的問題。

　　2.資源限制‍‌‍‍‌‍‌‍‍‍‌‍‍‌‍‍‍‌‍‍‌‍‍‍‌‍‍‍‍‌‍‌‍‌‍‌‍‍‌‍‍‍‍‍‍‍‍‍‌‍‍‌‍‍‌‍‌‍‌‍。 (1)難覓真人抗戰檔案。 理想的真人抗戰檔案，首先，主觀上愿意主動與用戶分享自己的研究成果、工作經驗或先輩的抗戰經歷; 其次，需要具備一定的知識儲備; 再次，需要良好的表達與溝通能力; 最后，最好能長期擔當志愿者，以滿足用戶的多次“閱覽”交流需求。 因此，如何收集(招募)理想的真人抗戰檔案，是真人抗戰檔案館建設首先需要解決的問題。 (2)難獲充足資金支持。 雖然對真人抗戰檔案的定義為志愿者，但同樣需要場地、設備、宣傳等資金支持，各抗戰檔案館、博物館、紀念館、遺跡部門等單位難以獨立承擔，有礙真人抗戰檔案館的長久運營。

　　3.組織管理機制限制。 良好的組織管理機制是檔案館的基石。 Human Library已經成立一個國際組織機構(http://humanlibrary.org)，世界各國開展Human Library有賴于各界的鼎力扶持[5]。 而國內尚未建設真人檔案館，更無真人檔案館組織管理機制，不利于真人抗戰檔案的共同收集與開發利用，即共建共享。

　　四、建設分享型真人抗戰檔案館的構想

　　1.創建機制，確保長期運行。

　　(1)管理機制。 真人抗戰檔案的管理流程可分為招募、篩選、分類與編目、用戶服務四個環節，與傳統抗戰檔案的收集、鑒定、整理、開發利用四環節相對應，如圖3所示。 首先，真人抗戰檔案的招募應符合自愿性、實用性、特色性原則，由真人抗戰檔案館通過媒體廣告、網絡、內部推薦等方式向社會招募高校專業研究人員，檔案館、博物館、圖書館、紀念館、遺跡部門工作人員，抗戰史業余愛好研究人員，抗戰老兵后裔。 其次，對志愿者進行篩選，由真人抗戰檔案館對志愿者進行面試，判定其知識儲備、表達能力，并鑒定講述內容真實可靠性。 再次，依據專長領域對真人抗戰檔案進行分類，并按照性別、年齡、職稱、經驗等對真人抗戰檔案進行編目簡介，以便用戶快速檢索感興趣的真人抗戰檔案。 最后，將目錄放至信息門戶，由用戶“借閱”真人抗戰檔案，并提供反饋評價等用戶服務。

　　(2)服務機制。 一是對外服務機制，即服務對象無論年齡、性別、職業等，所有個人均能享受真人抗戰檔案館服務; 服務內容包括真人抗戰檔案外借與專題咨詢等; 對真人抗戰檔案的收費為免費，或根據各真人檔案館運營適當調整; 預約制度為當面預約與網絡預約并舉; 預約時間、地點與違規處理等由各真人抗戰檔案館具體制定。 二是對內服務機制，主要是針對真人抗戰檔案館的內部管理，包括真人抗戰檔案的收集(招募)、培訓，真人抗戰檔案館管理人員的職責、核心能力等。

　　(3)反饋機制。 真人抗戰檔案的利用反饋，是調整其服務內容、提高其服務水平的直接途徑。 通過問卷調查、電話回訪、對面訪談、留言簿、網站客戶端等方式，讓用戶對真人抗戰檔案的服務內容、溝通方式、獲益程度等進行評價，并不斷跟進，進行階段性總結，有助于持續改進真人抗戰檔案館服務。 (4)信息倫理機制。 信息倫理是指在信息開發、傳播、管理和利用等方面的倫理要求、倫理準則、倫理規約,以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新型的倫理關系[6]。 在真人抗戰檔案的“借閱”過程中，可能會涉及信息可信度、個人(家族)隱私等信息倫理問題。 為此，真人抗戰檔案館需要預期可能發生的尖銳情況，設立相關條例規范用戶行為，建立良好運行的交流環境。

　　檔案論文投稿刊物：檔案科學1980年創刊，本著求實創新的理念，始終站在學科研究的前沿，全面反映學科發展的動態。

　　2.轉變理念，加大宣傳力度。 檔案館需要突破舊理念，大膽創新，并在建設中擔任領導角色。 一方面，通過報紙、雜志、電視、廣播、網絡等媒介向社會宣傳真人抗戰檔案館的概念、理念、運作方式，樹立大眾對真人抗戰檔案館的認知，提升興趣。 另一方面，在現有的抗戰檔案活動中嵌入真人抗戰檔案館元素的服務模式，對到館的利用者、參觀者普及概念，潛移默化培養用戶群。

　　3.共建共享，擴大服務覆蓋面。 由檔案館與其他社會機構合作，共同開展真人抗戰檔案活動，能夠增加真人抗戰檔案儲備，擴大真人抗戰檔案服務覆蓋面。 爭取政府、社會的資金支持，真人抗戰檔案的經費要求不高，難于如何協調公益性與收支平衡，由多方共同出資可以節約成本，減少重復性投入; 與民間非盈利組織密切合作，其具有豐富的活動組織經驗，能夠為真人抗戰檔案活動提供廣場、公園等活動場所，與其合作可以擴大活動的社會效應; 在征得真人抗戰檔案與用戶的同意，隱私權得到保障的基礎上，可以對談話內容進行錄音錄像，采用外包或眾包的形式建立真人抗戰檔案數據庫，對用戶免費開放，以滿足用戶的利用需求。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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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

　　大數據時代，我國檔案館檔案信息化工作出現了新的發展趨向：數據治理為檔案館信息化提供了新視角;數據管理成為檔案館的新職能;協同治理有助于推進檔案信息化建設進程;數據技術為檔案信息化建設提供技術支持。基于此，本文完善政策、落實規劃，多元主體、協同治理，整合資源、搭建平臺，轉換思維、豐富場景的檔案信息化建設的多維進路。

　　關鍵詞：數據治理檔案信息化數據管理

　　一、研究背景

　　隨著信息技術的發展和數據體量的不斷增長，數據成為國家建設和社會發展的基礎性資源和戰略性資源。大數據被認為是繼實驗科學、理論科學和計算科學之后的“第四范式”[1]。數據治理作為一種新型治理模式應運而生，在推進國家治理能力和治理體系現代化進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檔案資源作為原生性的數據資源，是多元數據體系的重要來源，理應適應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要求。

　　《“十四五”全國檔案事業發展規劃》提出：“全面推進檔案治理體系和檔案資源體系、檔案利用體系、檔案安全體系建設，深化檔案信息化戰略轉型。”[2]大數據時代，檔案信息化工作應主動融入數字經濟發展、數字政府建設、數字社會圖景的發展趨勢之中。因此，數據治理理念與檔案信息化建設存在內在邏輯關聯，可為檔案信息化建設提供獨特的視角。不斷推進檔案信息化工作是我國檔案事業發展的客觀要求。目前，我國檔案學界對于檔案信息化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六個方面：

　　(1)檔案信息化基礎設施建設。我國各級各類檔案館不斷提高計算機和網絡技術在檔案工作中的應用程度，完善基礎設施建設。(2)檔案信息資源建設。截至2020年，全國共有檔案館4234個，已開放各類檔案17659萬卷(件)[3]。檔案資源數量不斷增加，種類不斷豐富。(3)檔案管理應用系統建設。各省、自治區、直轄市檔案行政管理部門不斷推進資源館際共享。

　　(4)檔案信息化標準規范建設。標準化是促進檔案信息的交流與共享，實現檔案管理科學化與現代化的重要手段[4]。2000年至今，檔案部門組織制定的檔案信息化領域相關的國家標準及檔案行業標準數量顯著增長，對檔案信息化標準體系形成了極大補充[5]。(5)檔案信息化人才隊伍建設。鄭川等[6]從當前檔案信息化人才的供需矛盾入手，以社會需求的視角思考檔案學專業教育的課程與教學設置。王昊魁等[7]對檔案專業院校、檔案機構等人才培養情況進行了調研，提出應加強檔案人才培養和隊伍建設。

　　(6)檔案信息安全保障體系建設。宗文萍[8]從思想、策略、法制、標準、技術和人才等方面構建了檔案信息安全保障體系模型。大數據時代，檔案信息化工作面臨著巨大變革，我國檔案信息化建設正逐步由“信息管理范式”向“數據治 理范式”轉型。數據治理的概念源起于企業數據資產管理和價值挖掘，數據治理可使組織能夠適當地管理數據和信息，在適當的時間為合適的人員提供正確的信息[9]。數據治理視域下，檔案信息化建設面臨新視角、新職能、新主體、新手段的變革，檔案館可從完善政策、落實規劃，多元主體、協同治理，整合資源、搭建平臺，轉換思維、豐富場景四個方面開展檔案信息化建設工作。

　　二、檔案信息化建設的發展趨向

　　1.新視角：數據治理。

　　數據治理是一個系統化、長期性的過程，涵蓋數據戰略制定、組織建設、權責劃分、流程重塑、標準體系完善、數據質量管控等內容。系統視角下，檔案信息化建設應從整體性視角出發來研究整體和組成系統各要素以及環境之間的相互關系，不斷調整檔案信息化方向，改善和加強薄弱環節。環境層面，大數據不僅是一場技術和產業革命，具有客觀的技術理性，也會帶來國家治理現代化進程中文化思想觀念上的深刻變革[10]。

　　檔案信息化建設應符合國家發展方向和社會需求。理論層面，作為科學探索的第四種范式，數據密集型范式使得檔案學共同體開始思考檔案學和數據科學的結合點以及檔案學科未來的發展方向等問題。實踐領域，大數據不僅改變了紙質環境下的檔案管理流程，同時也使得檔案館很難靠一己之力完成檔案信息化工作。數據治理旨在通過對數據資產的充分管控，將數據要素轉化為紅利，挖掘數據資產的價值，助力國家治理能力和治理體系現代化進程。中共中央、國務院頒布的《關于構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的意見》將數據作為新的生產要素，提出加快培育數據要素市場[11]。

　　檔案“數據價值”是一種隱性價值、關聯價值、動態價值、宏觀價值，是大數據時代可資挖掘的檔案新價值[12]。價值視角下，檔案管理模式逐漸從實體保管和利用轉向檔案的數據化存儲、數據資源的開發利用、數字化服務的提供。檔案信息化是喚醒“沉睡的檔案數據價值”的關鍵環節。數字基礎設施建設、數據標準體系建設、數據質量管控是數據時代檔案信息化工作的重點內容。數據標準體系有助于保障數據質量，良好的數字基礎設施建設和結構完整、質量較高的數據是檔案數據開發利用的基礎。

　　2.新職能：數據管理。

　　自我國檔案信息化工作開展以來，綜合檔案館以“存量數字化、增量電子化”的信息化戰略為指引，通過檔案數字化掃描加工、數字檔案館(室)建設、檔案網站體系打造等方式不斷提升檔案信息化應用的層次。但是，數字化形式的檔案仍然是以固化的方式呈現的檔案資源，給檔案資源的深度挖掘和開發利用帶來不便。技術環境不斷變遷為檔案管理工作帶來一系列難題，其中新技術環境引起的“數據態”管理問題尤為突出[13]。

　　就檔案數據形態而言，一方面，大數據使得檔案形態逐漸由紙質形態、模擬態、數字態向數據態轉變，多源異構數據的數量急劇增加;另一方面，視頻、音頻、網頁等多態檔案數據使得傳統的檔案管理系統面臨數據采集和處理能力不足、數據結構難以統一等問題。就檔案數據管理流程而言，檔案數據管理不僅涉及數據存儲、質量管控、隱私保護、數據安全等問題，還涉及前端控制的問題。就檔案數據管理場景而言，數字政府、智慧交通、數字社區、數字檔案館等不同場景下，檔案數據管理流程和開發利用均有差異。社會環境的變化和檔案實踐的變革使得檔案機構的職責發生改變。

　　基于此，本文認為，數據管理是檔案事業發展的客觀需要，是數據時代檔案機構的新職能。檔案機構應積極推動本部門的數字化轉型，提高檔案數據的數量和質量，細化顆粒度，運用信息技術挖掘和分析檔案資源，強化檔案資源智能化、精準化、個性化應用場景，推動檔案資源的多樣化開發。同時，檔案機構應明確其在數據時代的定位，積極承擔數據管理的責任，加強與圖書館、博物館、大數據局等機構的協同合作，為社會治理和數字政府建設貢獻“檔案智慧”。

　　3.新實踐：協同治理。

　　協同治理是數據時代檔案館推進檔案信息化工作的新實踐。究其原因，一方面，檔案信息化工作的艱巨性和復雜性加劇了檔案館開展工作的難度，需要其在實踐工作中構建平等互助、協同合作的協同治理關系。另一方面，法律的頒布為檔案信息化領域多元主體的參與提供了依據。2020年新修訂的《檔案法》第七條提出：“國家鼓勵社會力量參與和支持檔案事業的發展。”在檔案信息化工作開展的過程中，各治理主體通過協作，實現效益的最大化，達到“1+1>2”的效果。協同治理的新實踐可從三個方面著手：

　　第一，強化治理主體自身建設。檔案館是檔案信息化工作開展的統籌力量，其主要工作內容是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應用合適的信息技術手段將檔案管理過程數字化，實現電子檔案全生命周期管理，實現傳統載體檔案數字化，形成計算機可識別、可處理的檔案數字資源，并促進檔案數字資源的系統管理、整合利用和服務共享[14]。第二，建立健全跨層級、跨部門、跨地域的合作機制。鑒于檔案信息的流動性強、形態多樣等特點，檔案信息化工作需要建立橫向整合、縱向聯動的協同治理體系，完善不同層級、不同業務部門、不同機構、不同地域之間的合作機制。第三，鼓勵社會力量積極參與檔案信息化建設工作。眾包是公眾參與檔案信息化的途徑之一。

　　將眾包模式引入檔案工作有助于激發公眾參與的熱情，減輕檔案館面臨的經濟壓力。例如，美國國家檔案館開展的“公民檔案管理員”項目，依托檔案局官網發布信息，利用公眾力量完成歷史文獻轉錄等工作[15]，是實行檔案眾包模式的有益探索。

　　4.新手段：數據技術。

　　檔案信息化工作的變革與技術發展是一個同構的過程，數據技術不僅是一場技術革命，也是一場管理革命。首先，數據技術為檔案數據全生命周期提供了可能。

　　檔案數據存儲是檔案信息化的基礎。相較于紙張、光盤、磁帶等存儲載體，磁盤、U盤等載體的容量更大，讀取速度快，可以通過計算機設備進行管理和檢索。數據技術也有助于分布式存儲與分布式文件系統的建設。檔案館可以通過數據采集技術采集大量結構化與非結構化、組織內部和外部的數據，豐富檔案館的數據類型。檔案數據中含有大量的數據噪聲、缺失數據、異常數據等，需要通過數據清洗、數據排序、數據轉換等加工和處理手段，實現數據的規范化、有序化。數據的共享和利用是檔案數據管理的最終目的。數據技術豐富了檔案數據共享和利用的應用場景，將檔案由靜態的資源轉換成數字紅利，在國家文化大數據建設、數字政府、智慧城市建設等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其次，數據技術推動檔案機構組織形式、管理思維和管理方式的變革。

　　數據技術在檔案館等文化事業單位中的應用改變了數據傳輸與交流的方式，拓展了其管理活動的范圍，重塑其管理流程。檔案館組織結構的扁平化、彈性化與網絡化可以滿足數據技術條件下提供多樣化、便捷化、精準化公共文化服務的需要。數據時代，檔案館逐漸由數據管理向數據治理思維轉變，關注檔案數據在國家治理場景中發揮的作用。數據治理理念使得檔案館逐漸意識到檔案數據中蘊含的巨大價值，從用戶需求角度出發，利用數據的原理、方法和技術來解決現實工作中面臨的問題。

　　三、檔案信息化建設的多維進路

　　1.完善政策，落實規劃。

　　政策和規劃的制定為檔案信息化工作的開展提供了良好的社會環境。首先，注重政策和規劃的整體性。從整體性的視角出發，一方面，應從頂層設計出發，注重檔案信息化政策體系的全局性、長期性、系統性。數據時代，檔案信息化政策體系應不斷建設和完善關于檔案數據治理的內容，逐步推進檔案數據治理工作的開展。

　　另一方面，注重政策內容的覆蓋范圍的廣泛性，從治理主體、治理工具、治理對象、治理目標等要素出發，注重各要素間的協調性、統一性。其次，注重政策和規劃的相關性。檔案信息化政策體系是一個有機的整體。新政策應該是對過去政策的繼承和發展，并結合檔案信息化工作實際和過去而制定的。最后，注重政策和規劃的層次性。從橫向結構來看，政策應注意協調檔案信息化建設過程中多元主體間的關系，在政策執行和檔案信息化工作中彼此協調、相互配合，促進檔案信息化工作有序開展。從縱向結構來看，國家級檔案館應積極發揮在檔案信息化建設工作中的“總領”作用，各級檔案館應根據地方實際，制定 出適宜于本地檔案信息化工作開展的政策，并把檔案信息化規劃納入政府規劃工作中。

　　2.多元主體，協同治理。

　　檔案信息化建設涉及政府部門、檔案館、社會組織、公眾等主體，理清治理主體間的關系，通過互動、協商、合作等方式才能促進檔案信息化工作的有序開展。從管理體制機制來看，檔案館應理順和大數據局、政府部門在檔案數據治理中的關系，明確各自在檔案信息化工作中的權責劃分，建立健全檔案信息化責任考核制度，發揮其在檔案信息化中的積極作用。從檔案館自身建設而言，檔案館是檔案信息化建設的中堅力量。為了發揮相關主體在檔案信息化戰略轉型中的積極作用，需要建立黨委統一領導下的以檔案主管部門為協調中心的檔案信息化戰略轉型組織協調機構[16]。

　　從監督考核機制來看，國家級檔案館應完善省、市、縣各層級自上而下的檔案信息化監督考核機制，定期對檔案信息化進行抽查和審查，樹立典型。檔案館應完善內部的監督考核機制，細化考核的事項和程序。從參與路徑來看，檔案部門應建立多元途徑鼓勵社會組織和公眾參與檔案信息化工作。檔案館可以通過購買公共服務的方式與社會組織合作，共同推進本單位信息化建設。同時，檔案館可以通過開展眾包、設立服務反饋渠道等方式，讓公眾積極參與，拉近公眾與檔案館的距離。

　　3.整合資源，搭建平臺。

　　檔案資源是檔案信息化工作開展的基礎。數據時代，大量結構化與非結構化數據出現，檔案資源的載體形式和資源形式日益復雜。如何實現歷史檔案和電子文件的整合，是檔案信息化開展過程中面臨的一個重要問題。檔案信息標準化建設和檔案數據平臺的建立為檔案資源有效整合提供了新的途徑。不斷制定和完善標準化的過程也是提高檔案館管理效率和可持續發展的有效途徑。按照標準的適用范圍，可分為國際標準、區域性標準、國家標準、專業或行業標準，我國檔案信息化標準體系應努力對接國際標準。完善國家標準，建立各具特色的地方標準和行業標準。

　　只有建設檔案信息標準化體系，才能減少檔案數據結構混亂、各單位各自為政、盲目建設、信息孤島等現象，實現檔案管理的規范化、有序化、標準化。檔案信息化平臺的建設可以實現檔案資源的有效集成，為后續的開發利用提供便利。雖然我國大部分檔案館都建設了檔案信息化平臺，但是平臺的建設仍然存在功能較為單一、數據采集和轉換能力較低、應用軟件的穩定性較差、系統數據對接有待提升等問題。為了實現檔案資源的有序收集和有效整合，推進檔案數字資源共享利用，檔案館應建設跨層級、跨區域、跨部門的一體化平臺，適應當今社會的數據化、網絡化發展趨勢。

　　4.轉換思維，豐富場景。

　　數據時代，檔案館逐漸意識到檔案資源是一種重要的數據資產，可以帶來巨大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囿于思維、技術等因素的影響，檔案館的館藏資源大多處于“沉睡狀態”。一方面，檔案館應積極轉變思維，融入數字化轉型的浪潮之中，加大檔案資源開發利用的力度，才能更好地發揮檔案的價值。檔案館不再是被動提供公共服務的角色，而應結合國家政策和公眾需求主動服務、積極服務，不斷拓展檔案數據的應用場景，積極參與到國家治理和社會治理的進程之中，讓沉睡的檔案資源“活起來”“用起來”。

　　另一方面，檔案管理人員應主動適應數據時代的要求，樹立數據思維，提升自我知識結構和數據素養，樹立“以人為本，用戶至上”的服務理念，提升自身服務能力，樹立創新意識，豐富檔案資源開發利用的場景。此外，不同的應用場景下，檔案價值發揮的途徑和作用各不相同。在不斷推進國家治理能力和治理體系現代化的進程中，檔案館可積極參與數字政府建設、智慧城市發展、文旅融合業態等多元場景，將檔案資源轉化為數據紅利，讓檔案館和檔案資源成為推動國家發展和社會進步的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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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康寧郭彥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