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朱大可《華夏上古神系》是一種探險，為這部大作寫書評則是一種冒險。這部著作糅合了人類學、考古學、語音學等多學科理論，學術面向非常廣泛，理論構建極為縝密。在這種情況下，任何輕率的評論，都可能對作者及其著作構成誤讀。

　　一是突破了當下學術研究的固化路徑。在現有學術體系下，學者就像工匠，往往只能做一些拾遺補缺的活兒，滿足于在一個龐大的學術流水線上，完成自己的那一道工序，而不敢逾越專業雷池一步，結果把可以很有趣的學術研究，變成了窮經皓首的苦逼活兒。

　　例如考古學，傳統的中國考古走的是“以經證史”路線，現代考古學興起后，考古學又成了“證經補史”的工具。如今還有一種聲音，就是盡量以考古出土材料說話，以避免古籍經史以訛傳訛之謬，結果反而自我退縮到一個狹小的空間，忽略大量上古流傳下來的珍貴信息，丟失了挖掘歷史現場的有力工具。

　　在《華夏上古神系》中，作者并不滿足于充當“學術農民工”，而是從人類文明的發端、遷徙、傳播路徑，關聯到兩河文明、印伊文明等幾大文明板塊，將華夏上古史直接置于世界史框架下進行審視，從而突破華夏文明的本位，采取全角大視野，以去中心化的研究方式，從人類文明的多元性及其互相滲透的角度，獨辟蹊徑地還原了上古神話的真相。

　　本書還采取了多學科交叉研究方式。雖說該書重點是文化人類學，但采用的學術工具可謂琳瑯滿目，不僅涉及考古學和人類學，而且動用生物學、上古語音學以及文化符號學等多種學科理論，惟其如此，才能有效地整理分析和“修復”來自上古的豐富信息。

　　二是顛覆了華夏上古文明的傳統概念。葛兆光先生指出，宋以后，隨著中國意識的興起，以及在華夏本位的話語模式籠罩下，歷史研究長期難以擺脫“華夏、四夷、朝貢、敵對”思維模式的影響。(見葛兆光《宅茲中國》)《華夏上古神系》卻徹底跳出了舊有框框，論證了華夏文明多元起源和華夏文明本身的開放特征，結論不僅具有顛覆性，而且具有很強的說服力。

　　不妨以二里頭遺址為例。它是夏商斷代的關鍵性考古現場，被一些考古學家認為是夏王朝的王城所在地。但這個所謂“王城”的面積究竟多大呢?只有3~4平方公里!這讓有的考古學家不禁發出疑問：那個時候真的有國家嗎?(見許宏《何以中國》)其實，從二里頭遺址和其他具有共時性的遺址來看，所謂夏朝，不過是古代諸多方國(酋邦)中的一個，跟商周兩朝根本無法形成對等關系。而所謂“夏商周斷代工程”，卻在蓄意建構這種虛假的歷史邏輯，這也是朱大可在書中質疑的重點。

　　長期以來，在“中華文明獨立起源論”的主流觀點統治下，中國文化的開放性遭到了蓄意遮蔽。“中國現代考古學之父”李濟先生，在上世紀50年代就提出疑問：具有二千多個單字且結構復雜的甲骨文，何以突然出現在中國土地上?這個問題，至今沒有令人信服的回答。在李濟看來，保存書寫記載的觀念，可能會由兩河流域移植到黃河流域，只是由于暫時缺乏證據，而難以形成定論。盡管如此，李濟先生還是從出土器物中，找到了“中國在紀元前二千年或更早時期和西方文明接觸”的證據，有的他認為還是“無可置疑的范例”(見李濟《中國早期文明》)。就此而論，朱大可這部書中一些看似具顛覆性的結論，其實是沿前人的腳步往前推進的結果。他的研究與結論，可以從李濟、顧頡剛、蘇秉琦、岑仲勉等前輩學人的著述中找到精神源頭。

　　三是跳出了中國學術話語的陳舊體系。眾所周知，多數中文學術著述都具有謷牙詰屈、艱澀難讀的特點，對外來術語生吞活剝，全無美感。而在這部著作中，朱大可雖然“屈從”于許多學術慣例，他那獨特的朱語風格卻一以貫之，在學術書寫中游刃有余，充滿人文主義的激情，雖涉及龐大駁雜的中國上古史范疇，調動諸多學科理論，讀來卻讓人感到津津有味，就像是一部上古史的偵探小說。一些術語經過朱式話語轉換，也變得有聲有色，充滿了學術的活潑張力。讀到興奮處，讓人頓生“子在川上曰”的歷史滄桑感。

　　我還想說的是，《神系》不僅打破了多學科的壁壘，而且給學界留下許多具有原創性的研究課題，形成一個開放性的學術共享平臺。這必將吸引更多的同好，丟棄傳統陋見，從這部著作出發，一起去探尋華夏上古文明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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