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主觀幸福感是人們評價生活質量及滿意度的重要標尺。利用中國綜合社會調查(CGSS)2012年和2015年的數據，考察普通話能力對居民主觀幸福感的影響及機制，研 究 發 現，在控制了人口學指標以及經濟、社會等因素之后，普通話能力與居民主觀幸福感呈正相關關系。替換變量法以及基于條件混合過程(CMP)模型的工具變量回歸表明，普通話能力對居民幸福感的積極影響是穩健的。女 性、南 方 居 民、城 市居民、非農業人口的普通話能力對幸福感影響更加明顯。逐 步 檢 驗 法 和 Bootstrapping中介效應檢驗結果表明，心理健康和社會經濟地位在普通話能力與幸福感關系上發揮著重要的中介作用。可見，語言能力具有幸福效應。國家應該繼續加強普通話的推廣，為民眾學習國家通用語言文字創造更為有利的條件，服務于人們對美好幸福生活的追求和向往。

　　關鍵詞：普通話能力;主觀幸福感;心理健康;勞動收入;中介效應

　　一、引言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實現高速增長。國家統計局發布的數據顯示，2019年我國經濟總量超過99萬億元，人均 GDP突破1萬美元大關。伴隨著國民經濟的發展，我國的社會事業和民生事業也取得重大進展。2020年中國消滅了絕對貧困，開始全面進入小康社會。因此，在生活質量不斷提高的同時，人們更加關注精神和情感層面的富足。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增進民生福祉是發展的根本目的，當前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在此背景下，協調好經濟發展與居民不斷提高的精神和情感需求，切實提高人民生活幸福感，至關重要。語言是人類生產生活中最重要的變量之一① 。

　　作為一種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語言能力對于勞動者收入、婚姻家庭及社會融入等都有重要的影響② ③ ④ ，從而引發人們對于語言與身心健康、生活滿意度及主觀幸福感等變量關系的關注①②③。但是目前國內有關語言的經濟學或社會學研究多注重分析語言能力作為人力資本對勞動者社會經濟地位的影響④⑤，鮮有關于語言能力與生活滿意度和幸福感等關系的研究;而國內關于主觀幸福感的研究成果雖然眾多，也尚未有文獻從語言能力的角度進行考察。本文關注的問題是：除了健康、教育、收入、家庭等人口和社會學指標因素之外，語言能力是否有助于提升居民幸福感?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其機制和途徑又是什么?語言能力對主觀幸福感的影響是否在不同群體之間存在差異?

　　基 于 此，本 文 利 用 2012 年 和 2015 年 中國綜合社會調查的數據(CGSS)，考察了普通話能力對居民主觀幸福感的影響及機制。有序probit模型及 OLS回歸結果均表明，普通話能力與居民幸福感之間存在著正相關關系。替換變量法和條件混合過程(CMP)模型的工具變量回歸表明，二者的正相關關系是穩健的。進一步地，女性、南方居民、城市居民、非農業人口的普通話能力對幸福感影響更加明顯。而逐步檢驗法和 Bootstrapping的中介效應檢驗結果顯示，心理健康和社會經濟地位是普通話能力影響居民主觀幸福感的重要途徑。

　　二、語言能力與主觀幸福感：機制假說與推論幸福感是眾多因素聚合在一起而形成的主觀感受，總的來說，它受到“個體內部因素”和“外在環境因素”兩個維度的影響。個體內部因素主要指個人的心理狀態及個體特性影響主觀幸福感，外在環境因素指幸福除了受個體自身因素影響之外，還會受到外在物質環境，如經濟收入的影響。語言則具有社會、心理、文化等廣泛的價值屬性，與影響主觀幸福感的內外在因素存在交集。因此我們猜測，語言與主觀幸福感之間如果產生關聯，至少存在以下兩個影響機制途徑。

　　(一)語言交流有助于培育良好的心理和情感狀態，有利于增進生活滿意度

　　第一，健康是生命的基礎，是幸福的前提。然而，醫患間存在溝通障礙是導致患者健康水平下降的重要因素之一⑥⑦，尤其是在心理健康出現問題時，個體本身就可能對心理咨詢與治療存在抵觸情緒，疊加如不能清晰表述自己的病情、無法與醫護人員有效溝通，將難以獲得及時有效救治。有研究發現身心健康因素與人們的幸福感呈高度正相關關系⑧，而良好的語言能力能夠增進醫患溝通進而改善健康狀況⑨，這意味著語言可以通過影響心理健康而影響主觀幸福感。

　　第二，流暢的語言能力能夠擴大社交網絡，獲得情感支持。Kawachi等研究了社交網絡對于心理健康和心理困擾的影響，發現親密朋友之間順暢的溝通更容易獲得對方的認可與情感支持，催生良好的心理狀態，有助于提高生活滿意度和主觀幸福感①。

　　第三，語言可以幫助個體迅速適應生活環境、熟悉社會文化、克服恐懼心理并增進心理適應能力、產生強烈的社會認同感和參與感②，特別是對于流動人口而言，可以增強他們的社會融入③，而文化認同等有助于為個人提供清晰的原型、建立個人身份，進而實現自尊和幸福④。如若無法熟悉社會文化，不能融入社會，個體的孤獨恐懼心理極有可能使其難以擁有幸福的感受。

　　第四，良好的語言能力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舒緩不良情緒、減少歧視和壓力。Gee等研究發現，擁有較差語言水平的流動人口，更容易受到歧視、遭受更多的壓力、在勞動力市場受到不公平待遇，對身心健康和生活質量具有不利影響⑤。

　　綜上，良好的語言能力有利于擴大社會關系網絡，改善身心健康，增強社會文化認同、減少壓力與歧視，而它們與幸福感密切相關的一個共同指向是有助于培育良好的心理和情感狀態。因此，我們提出本文研究的第一個推論。推論1：語言能力與居民主觀幸福感存在正相關關系;改善心理和情感健康是語言能力影響主觀幸福感的主要途徑之一。

　　(二)語言能力

　　作為人力資本可提高勞動收入，有利于增強主觀幸福感語言能力作為一種人力資本，是決定勞動力市場就業及人們勞動收入的重要因素之一⑥。一方面，國內外學者對于語言能力影響收入、改善社會經濟地位已經達成共識⑦，相關研究內容主要涉及外語能力對勞動者收入的影響，雙語或多語對收入的影響，通用語言、少數民族語言或方言對收入的影響等多個方面。從語言能力影響收入的路徑維度來看：

　　首先，語言能力能夠節約求職就業時搜集信息的時間以及經濟成本⑧。求職者清晰地表述自己的個人情況、能力與優勢，搜尋與自己相匹配的工作崗位，充分獲得目標崗位的有效信息，能夠縮短尋找工作的時間、降低尋找工作的成本，否則只會加劇求職過程中的信息不對稱。其次，良好的語言能力能夠提高工作效率，有助于工作中的交流溝通，迅速掌握工作技能，進一步提高工作效率，改善經濟狀況。

　　再次，拓寬和改善就業渠道是語言能力影響收入的另一個重要途徑⑨。語言能力較差會限制勞動者的工作選擇，然而提高語言能力可以克服這些阻礙。最后，語言能力能夠擴大社交網絡，提高社會資本，從而有助于獲得更多外部信息和晉升機會，增加收入。

　　另一方面，有大量文獻證實了收入對幸福感有重要影響。盡管一些國家存在著幸福 收入悖論①，但是世界范圍內收入似乎與生活評價密切相關②。Jebb等利用170余萬人的大樣本數據研究發現，生活評價的滿足點發生在9.5萬美元左右，而情感幸福的滿足點發生在6萬至7.5萬千美元之間③。這表明，收入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人們基本的心理需求。

　　此外，還有研究發現收入差距加大會降低人們的幸福感④⑤;而對于我國而言，經濟增長期間的民眾幸福感總體上隨著收入提高呈上升趨勢⑥。綜合上述兩條線索，我們認為收入是語言能力影響主觀幸福感的另一重要渠道。語言能力不僅有助于提高勞動收入，還通過影響收入和社會經濟地位與主觀幸福感發生關聯。因此，我們提出本文第二個推論。推論2：語言能力可以通過提高勞動收入增強居民的主觀幸福感。

　　三、數據、變量與模型方法

　　(一)數據來源和變量說明

　　本文數據來自中國綜合社會調查(CGSS)2012年和2015年的兩個截面數據。該調查系統、全面地收集社會、社區、家庭、個人多個層次的數據，其核心數據包含家庭成員關系、就業、人口及健康等共10多個模塊，覆蓋全國28個省/市/自治區，是研究當代中國社會經濟變遷及人民生活最重要的數據庫之一。

　　該調查在2012年和2015年分別包含有效問卷11765份和10968份，經數據清理并剔除無效和異常值數據之后，我們最終獲得7703(CGSS2012)和6404(CGSS2015)個有效樣本。本文被解釋變量是受訪者的主觀幸福感。評價幸福感通常使用對生活整體滿意度的問題來衡量，并且可以與經濟學中常用的效用框架聯系在一起⑦。CGSS調查詢問“總的來說，您覺得您的生活是否幸福?”，選項按“非常不幸福”“比較不幸福”“說不上幸福不幸福”“比較幸福”“非常幸福”的次序分別賦值1 5。

　　解釋變量是普通話能力。根據國家語委頒布的《普通話水平測試等級標準(試行)》，對于普通話等級的認定主要看朗讀和自由交談時語音是否標準，詞匯、語法是否正確無誤，語調是否自然，表達是否流暢。通俗地講，普通話能力主要指口語表達 (即，說)的能力。因此，我們提取了CGSS關于說普通話能力的問題，選項按“完全不能說”“比較差”“一般”“比較好”“很好”依次賦值1 5。

　　雖然自評語言能力具有一定的主觀性，但在經濟學、社會學等相關文獻中是最常用的指標衡量方法之一，能夠較為充分和有效地反映出個體語言能力水平。控制變量方面，我們考慮人口學、經濟、社會、宗教、身體健康等方面因素，加入了性別、年齡、年齡平方、民族、婚姻、受教育年限、宗教信仰、收入、家庭經濟地位、社會公平 、城鄉地區、戶籍、健康狀況等控制變量。

　　可以看出，2012年和2015年幸福程度的均值分別為3.80和3.85，稍呈上升趨勢;相比2012年，2015年普通話表達能力也有一定的提高(從3.21提升至3.31)，但均介于“一般”和“比較好”之間，說明受訪者普通話能力仍有較大的提升空間。此外，兩個年份樣本中的男性略多于女性，平均年齡為45歲左右，絕大多數為漢族，82%以上的受訪者已婚，約10%左右的人有宗教信仰，平均受教育年限約為9.5年，健康得分的均值為3.7分左右，57%左右的受訪者居住在城市，40%左右的受訪者具有城市戶口，受訪者對于社會公平和家庭經濟地位的認同較低，平均得分分別在3.0和2.6左右。

　　四、普通話能力對主觀幸福感影響的實證分析

　　控制變量中，性別回歸系數為負，說明相比女性，男性的幸福感更低;年齡平方回歸系數顯著為正，表明年齡與幸福呈 U 型關系，即隨著年齡的增長，幸福感先下降再上升，中年群體的幸福感最低，可能由于他們既要承擔子女撫養、入學，家庭開支等責任，也要履行贍養父母義務，生活壓力較大，幸福感較低，這與已有研究結果吻合。

　　婚姻的系數顯著為正，說明伴侶能給個體帶來情感支持和經濟保障，增加抵御風險能力，因此已婚也能提高幸福感;民族和戶籍對幸福感沒有顯著影響;教育年限、宗教信仰、城鄉系數并不總是顯著，表明文化因素和區域因素對幸福感影響不具有穩健性;經濟因素中，收入、經濟地位越高，更幸福的概率越大，表明絕對收入和相對收入等物質財富因素對主觀幸福感具有積極且顯著的影響;健康水平越高，幸福程度越高的可能性越大，這是因為健康作為一種人力資本，是一切物質財富和精神滿足的基礎;社會因素中，居民身處的社會環境越公平，越容易產生幸福感受，表明良好的人文和社會環境也會對幸福感產生積極影響。

　　條件混合過程以似不相關回歸為基礎，基于極大似然估計，通過構建遞歸方程組對模型進行估計。估計過程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估計工具變量與核心解釋變量 普通話表達能力的相關性;第二階段，將第一階段估計結果代入模型，根據內生性檢驗參數atanhrho_12判別普通話能力的外生性，若該參數顯著異于0，則說明模型存在內生性問題，CMP估計結果更為準確，反之，則表示基準模型不存在內生性問題，有序probit模型估計結果可信。

　　進行 CMP估計之前，應尋找合適的工具變量。工具變量的選擇，需要同時滿足三個條件：即工具變量與核心解釋變量 普通話表達能力相關，與被解釋變量 主觀幸福感不相關，與其他解釋變量和誤差項不相關。基于這一原則，我們考慮將報紙使用頻率、母親受教育年限以及同一地級市層面除受訪者以外的其他人平均普通話水平三個變量，作為本研究的工具變量。

　　首先，報紙是標準普通話的載體，經常讀報可能會對人們的普通話能力產生正向影響，同時普通話表達能力不單單是發音的問題，還涉及語言組織能力，經常閱讀報紙可以增強詞匯運用與組織能力進而提高口語表達能力，因此報紙的使用在一定程度上能夠說明受訪者對標準普通話的掌握情況①，我們將其作為第一個工具變量。

　　其次，有研究發現父母教育背景在一定程度上會影響子代的語言使用②。考慮到母親對于子女的陪伴相對較多，語言上的交流也多，對子女語言能力的影響可能會更大，我們使用母親的受教育程度作為第二個工具變量。最后，借鑒語言經濟學領域已有文獻的做法③，同一地區內受訪者的平均普通話水平可以反映出他們真實的語言能力，但與幸福感無關。因此，我們將來自同一省市的其他人(受訪者本人除外)的普通話能力平均值作為第三個工具變量指標。

　　匯報了采用 CMP模型估計的工具變量回歸，CGSS2012和 CGSS2015的內生性檢驗參數atanhrho_12均在1%條件下顯著，表明基準回歸有序 Probit模型存在內生性，CMP 回歸結果更有效。進一步可以看出有序 Probit模型和 CMP 模型方法估計的普通話表達能力系數符號一致，但CMP方法的估計系數更大一些，可能是回歸中向下的衰減偏誤超過因遺漏變量、測量誤差、等內生性問題產生的向上偏誤導致的，此現象在勞動經濟學、語言經濟學相關文獻中較為常見④。這也反映出有序 Probit模型的基準估計結果可能偏低了，而普通話能力對主觀幸福感的真實影響更大。

　　考慮到普通話能力與主觀幸福感之間的關系在不同群體之間可能存在差異，我們將樣本進行分組回歸。在性別分組中，男性樣本和女性樣本的內生性檢驗參數atanhrho_12均顯著，說明性別分組存在內生性，CMP結果更具有借鑒意義。普通表達能力均為正且顯著，但是在 CGSS2012和 CGSS2015中，女性的普通話表達能力系數都比男性大，可能因為女性相比于男性更多從事服務行業，流利的普通話便于與客戶及領導進行溝通，提高工作效率，實現自身價值，另一方面女性也投入更多精力與子女、長輩以及朋友進行溝通，準確表達內心想法格外關鍵。

　　對于地區分組，本研究借鑒了兩種統計口徑，一種是以秦嶺 淮河分界線作為南北方的界定標準①，另一種是以《中國語言結構地圖集》中對方言區的劃分為界定標準②，將樣本分為北方方言區組(官話區)和非北方方言區組(非官話區)。

　　以上兩種劃分標準中，地區分組和方言區分組的條件混合過程結果均顯示，相比于北方地區居民，南方地區居民的普通話表達能力系數更大，對幸福感影響更大。這是因為我國幅員遼闊，南北方語言存在顯著差異，各地區內部包含眾多方言及少數民族語言，但從整體上看，北方地區的普通話水平高于南方地區，南方地區居民難以準確傾聽和流暢表達普通話會使其職業選擇、日常交流、社會適應等方面受到限制，不利于形成良好心理狀態，幸福感較低。

　　城鄉和戶籍兩個分組看似相同，實則不同，城鄉是控制城市和農村之間的地區差異，戶籍是控制農村人口和城鎮人口的戶籍差異，因為人是流動的，所以這是兩個層面的問題。較為一致的是，在城鄉分組和戶籍分組中，CGSS2012普通話能力對幸福感的影響，農村居民大于城市居民，農業戶口居民大于非農業戶口居民，可能由于當時農村的普通話普及比城市晚，普通話普及程度較低，普通話能力在農村或者對于農業人口來說屬于稀缺資源，對于農村人口的收入效應、自豪感、身份感等影響較大，因此對幸福感影響更大。

　　而 CGSS2015普通話能力對幸福感的影響，城市居民大于農村居民，非農業戶口居民大于農業戶口居民，產生與 CGSS2012相悖的結論并不矛盾，因為在此時間節點，農村人口的普通話普及率已經大幅度提升，推普成效顯著，農村居民普通話的收入效應逐漸遞減，雖然農村人口的普通話掌握程度大幅提升，但是使用率相對較低，對其日常生活，情緒的舒緩等影響不大。

　　相反，城市人口的生活節奏逐年加快、生活壓力較大，對于那些仍未掌握普通話的城市人群來說，語言障礙使其無法獲取優質崗位，微薄的工資水平本就使生活陷入窘境，疊加交流受阻不能及時排解情緒、舒緩壓力，雙重壓力都會對幸福感受產生消極影響，因此隨著普通話普及程度加大，城市居民或非農業人口普通話能力對幸福感影響會更加明顯。

　　五、普通話能力對主觀幸福感影響的機制檢驗

　　上文假說與推論中，我們認為普通話能力影響居民主觀幸福感可能至少有兩個途徑：一是語言交流改善心理健康，從而有利于增進幸福;二是語言能力增加勞動收入，提高社會經濟地位，進而增強主觀幸福感。這里我們對此進行進一步的分析檢驗。

　　(一)逐步檢驗法Baron和 Kenny提出了逐步檢驗法(CausalStepsApproach)①，用于檢驗中介效應，此后，該方法得到了廣泛應用②。首先我們利用逐步檢驗法對心理健康和社會經濟地位的中介效應渠道進行了檢驗。其中，CGSS詢問了“在過去的四周中，您感到心情抑郁或沮喪的頻繁程度是?”，受訪者根據自身情況在選項中做出選擇(分別賦值總是-1，經常-2，有時-3，很少-4，從不-5)，我們以此作為心理健康的代理變量。社會經濟地位則使用了受訪者年收入的對數作為變量指標。

　　六、結論

　　語言是一種具有重要經濟、社會價值的資源。普通話熟練者往往更容易獲得培訓機會、掌握工作技能、擴展社交網絡，進而可能更容易產生更加強烈的自我價值意識、形成良好的心理狀態和主觀幸福感受等等，但是社會各界對于普通話與主觀幸福感的關系還沒有形成系統、明確的認識。本文利用CGSS2012和 CGSS2015的數據考察了普通話能力與幸福感之間的關系及影響機制。研究發現，良好的普通話能力能夠有助于提升個人的主觀幸福感，且這種影響十分穩健。

　　進一步分析表明，普通話能力與幸福感之間存在性別差異、地區差異、城鄉和戶籍差異，女性普通話表達能力對幸福感的影響程度比男性大，南方居民、城市居民和非農業人口的主觀幸福感對普通話能力水平更加敏感。逐步檢驗法和 Bootstrapping檢驗結果顯示，普通話能力可以通過作用于心理健康和社會經濟地位等渠道進而影響主觀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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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的貢獻在于，從語言的角度較為新穎地分析了普通話能力對居民主觀幸福感的影響，并通過中介效應檢驗對普通話能力影響主觀幸福感的機制和途徑進行了探討，既是對已有主觀幸福感研究文獻的補充，又為社交網絡的維系、不良情緒的舒緩、流動人口的社會融入等現實問題提供新的理論依據和思路借鑒。同時，本文還加深了人們對于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推廣政策更深層次的認識。學習和推廣國家通用語言文字不僅有助于人們提高經濟收入、擺脫物質上的貧困，也有助于居民擺脫心理上的貧困，進而享有更加富足、幸福、和諧的生活。這對于建立語言扶貧的長效機制①、推普助力鄉村振興②等也具有啟示和借鑒意義。

　　作者：張衛國 程 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