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利用中國綜合社會調查(CGSS)和CSMAR文化研究數據，實證檢驗了文化多樣性對個體創業行為的因果效應及其作用機制。研究發現：在方言多樣性程度越高的地區，勞動者從事創業活動的概率越低，一系列穩健性檢驗和處理內生性后所得結果均驗證了這一結論的有效性;方言多樣性影響個體創業的作用渠道包括社會信任阻礙效應、社會網絡抑制效應和要素市場扭曲效應，且這一因果關系在生存型創業、女性創業和中低技能群體創業的過程中表現得更為明顯。本文研究結論對于我國宏觀層面上語言政策的制定、微觀層面上創新創業活力的激發具有重要意義。

　　[關鍵詞]文化多樣性;方言;創業行為;社會信任;社會網絡;要素市場扭曲

　　一、引言

　　創業是企業家精神的現實表現，也是國家層面實現創新產出和創新性發展的微觀基礎。已有研究表明，創業能夠通過技術革新(Schumpeter，1934)[1]、知 識 溢 出 (Acs et al.，2013)[2]、 產 業 結 構 升 級(Noseleit，2013)[3]和就業崗位創造(Haltiwanger et al.，2013)[4]等方式提高經濟活動的運行效率，從而促進經濟社會的穩定、高質量發展。近年來，隨著我國經濟長期增長所依賴的廉價勞動力和要素資源稟賦優勢的日漸式微，若要持續推動我國產業價值鏈向高端環節攀升，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就必須進一步保護和發揚企業家精神，提高各地區的創新創業活力。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要“激發和保護企業家精神，鼓勵更多社會主體投身創新創業”，這說明對“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引導和鼓勵已成為國家發展的重大戰略導向。

　　在“后疫情”時代，創業精神不僅有利于激發市場微觀主體的創造活力，而且對于解決勞動力就業問題和維持經濟社會的良序穩態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與價值。為具體探究個體創業行為的決定因素，國內外學者多基于宏觀和微觀兩個層面的視角來進行分析，宏觀層面的研究主要強調制度性因素和市場經濟環境因素會影響個體的創業意愿和創業行為(Klapper et al.，2006;Lim et al.，2010; 吳 曉 瑜 等 ，2014)[5-7]，微觀層面的多數研究認為，個體能力和個體稟賦在勞動者開展創業活動的過程中產生了重要作用(Yueh，2009;Levine and Rubinstein，2017)[8，9]。

　　除了上述來自經濟、制度與個體能力的作用之外，固有的社會傳統和地方文化習俗同樣會對市場主體的行為決策產生重要影響。隨著文化經濟學的興起，學界逐漸開始關注文化對經濟發展的作用，在此類文獻中，文化常被定義為“宗族、信仰團體和社會群體中代代相傳并且相對穩定不變的習俗、信念或價值觀”(Guiso et al.，2006)[10]。North(1990)[11]指出，非正式制度對個體決策產生的影響效應不亞于正式制度的作用。

　　作為一種非正式制度，地方文化通常潛移默化地影響了個體價值觀和經濟決策，反映在宏觀經濟層面上，最終造就了地區間創新效率和創業活力的差異性。我國是一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地域的廣袤性與地理形態的多樣性演化出了地區之間文化和民俗的巨大差異，正所謂“百里而異習，千里而殊俗”。在信息傳遞和日常生活交流中，盡管人們書寫的統一漢字不會造成理解困難，但從語法乃至發音都不盡相同的方言卻使得來自不同地區的人們互相之間難以溝通，這便形成了我國獨特的方言地理。丁從明等(2018)[12]的研究認為，方言地理、宗教地理能在極大程度上表征一個地區的文化地理，但因我國的宗教環境不存在顯著的地區分化特征，所以我國的方言地理通常能夠較好地代表文化地理。

　　由于我國各地區間的歷史沿革、民族分布和地理特征迥異，不同地區的方言特征和方言多樣性往往表現出較大的異質性。據《漢語方言大詞典》統計，我國共有包括北京官話、中原官話、江淮官話在內的 17 種方言，并可細分為 105 種次方言。多數實證研究已經揭示，方言多樣性拉大了人與人之間交往的心理距離，阻礙了社會信任的形成和個體社會資本的積累，增加了交易成本并損耗了生產效率，不利于市場一體化推進與經濟持續增長(丁從明等，2018;徐現祥等，2015;馬雙和趙文博，2018)[12-14]。

　　依據以上機理的推演，一個地區內方言種類越多，個體創業過程中所遭遇的市場摩擦和道德風險就越大，市場微觀主體經營活動中的信息不對稱程度和交易風險也就越高，因此，方言多樣性在整體上降低了勞動者從事創業活動的可能性。在“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時代背景下，營造創業友好型的文化環境，對于保護和發揚企業家精神，推動各地區創新效率和創新動能的提升具有重要意義。然而，作為市場微觀主體日常溝通和信息傳遞的橋梁，方言文化和方言環境究竟對個體創業行為產生了怎樣的影響?若二者間存在特定的因果關系，這些效應將通過什么樣的機制得以發揮，又將在不同條件下表現出怎樣的異質性?目前尚未有學者針對這一問題進行研究，而厘清方言多樣性影響個體創業行為的因果效應及其作用機制，有助于在保護我國豐富多元的方言文化的同時，盡可能地采取政策措施以削弱方言多樣性對個體創業活動造成的消極影響。

　　本文將從方言多樣性視角出發，采用 CSMAR文化研究數據和 2012—2017 年共四期的 CGSS 數據對這一問題進行詳盡的實證檢驗，以期為我國宏觀層面上語言政策的制定、微觀層面上創新創業活力的激發提供具有參考價值的對策與建議。本研究的邊際貢獻在于：首先，當前涉及方言多樣性影響個體經濟決策的研究較少，本文從微觀勞動者層面出發，深入探討并實證檢驗了以方言為代表的文化多樣性對個體創業行為的影響效應，所得結論對語言經濟學和文化經濟學領域針對方言文化的經濟績效所開展的研究進行了有益補充;其次，從累積分布函數的重新設定、縮減樣本容量和緩解遺漏變量問題等方面進行了穩健性檢驗，并借助在理論層面上外生的地理工具變量緩解非觀測因素和反向因果關系所帶來的內生性問題，使本文的因果推斷結論更為可信;再次，針對不同創業類型和不同創業群體展開異質性分析，有助于從多個角度理解在不同條件下方言多樣性對個體創業行為的差異化影響;最后，基于社會網絡、社會信任和要素市場扭曲三條路徑，考察了文化多樣性影響個體創業行為的具體作用機制，豐富了學術界關于文化差異影響經濟績效的內在機理的認識。

　　二、文獻回顧與理論分析

　　(一)文獻回顧

　　關于個體創業活動影響因素的相關研究至今已較為成熟，具有代表性的文獻主要基于制度性因素、市場性因素、個體能力因素三個層面展開分析。從制度性因素的視角出發，Lim 等(2010)[6]的研究表明，制度環境通過改變勞動者的創業認知，對個體創業決策產生了重要作用;Klapper 等(2006)[5]、張龍鵬等(2016)[15]的研究均發現，政府規制和行政審批將對創業活力和創業概率產生負向影響。從市場經濟環境的視角出發，吳曉瑜等(2014)[7]構建了一個兩期的職業選擇模型，并通過實證研究發現高房價對個體創業活動存在抑制效應。從勞動者自身能力的角度出發，Yueh(2009)[8]認為，在以中國為代表的發展中經濟體中，個體社會網絡在創業活動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Levine 和 Rubinstein(2017)[9]強調具有較強的認知能力和“打破常規”能力的人更容易成為企業家。

　　以上三種觀點較為全面地反映了個體創業活動的影響因素，但均未涉及以文化環境為代表的非正式制度對個體創業行為的作用。隨著語言經濟學和文化經濟學的深入發展，學者們逐漸開始關注方言文化對個體經濟決策和宏觀經濟活動的影響。在早期研究中，方言技能常被看作是微觀人力資本的一部分。語言和方言習得需要花費一定時間成本和經濟成本，而語言技能作為一種特定的人力資本，也會通過身份認同、社會資本積累等方式為使用者帶來更高的經濟收益(Pendakur andPendakur，2002;Chen et al.，2014)[16，17]。

　　盡管作為一種人力資本的方言技能為個體帶來了較高的經濟回報和社會地位，但現實世界中的微觀個體通常在工作搜尋、經營活動開展、遷徙和社會互動中面臨著錯綜復雜的語言環境。事實上，地區內部不同群體之間掌握的方言往往具有多樣性，而這種多樣性恰恰構成了當地割裂的社會網絡和潛在市場摩擦中的一部分。市場環境中方言種類數越多，個體在獲得社會認同和積累人力資本的過程中遇到的阻力將越強，同時，社會互動和商業經營中的交易成本和信息不對稱程度也就越大，這一系列作用機制將對微觀個體的市場融入產生消極影響，并在宏觀層面上阻礙區域經濟發展(馬雙和趙文博，2018)[14]。

　　現有研究多從勞動力流動、經濟增長、對外開放、技術創新等視角實證檢驗方言多樣性所造成的負外部性。Falck 等(2012)[18]強調盡管德國已經普及了標準德語，但當控制地理距離不變時，個體遷徙還是偏好與原居地方言距離更小的地區，這說明方言多樣性不利于勞動力自由流動。徐現祥等(2015)[13]首次對我國地級市層面的方言多樣性進行了測算，并通過實證研究發現方言多樣性大約降低了我國30%的人均產出。蔣為等(2021)[19]認為，方言多樣性抑制了我國外向型經濟的發展。林建浩和趙子樂(2017)[20]的研究表明，城市之間方言文化的相對距離通過增大制度距離的方式形成了技術擴散壁壘，最終拉開了不同區域間的技術差距。邵帥等(2017)[21]研究發現，區域內部的方言種類增多會制約該地區城市化率的提高，且這一因果關系在不同條件下表現得相當穩健。

　　從上述文獻梳理中可以看出，方言不但在宏觀層面上阻礙了經濟增長和技術創新，也在微觀層面上影響了個體的經濟決策和生產經營活動。但是，目前我國學者從方言多樣性角度出發，研究方言文化影響微觀主體經濟行為的成果仍然為數甚少，亟需進一步深入探討。就個體創業活動而言，除了以往研究較多關注的制度性因素、市場性因素、個體能力因素的作用之外，方言環境和方言多樣性所代表的文化環境往往也會產生重要的影響。具體來說，方言多樣性通常決定著創業者所面對的來自整個市場的異質性文化沖擊和市場摩擦的大小。因此，明晰方言多樣性對個體創業行為的因果效應及其作用機制，對于我國宏觀層面上語言政策的制定、微觀層面上創新創業的驅動具有積極意義。

　　(二)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說

　　基于已有文獻、語言經濟學理論和創新創業理論，本文將方言多樣性影響個體創業行為的內在機制歸納為社會信任阻礙效應、社會網絡抑制效應和要素市場扭曲效應三條路徑。

　　1.社會信任阻礙效應。語言經濟學研究認為，方言技能是身份認同的重要標識之一，掌握相同方言的人往往具有更加近似的生活習俗、文化背景甚至思維方式，在日常生活的交際中也更容易達成身份認同(Pendakur and Pendakur，2002;黃玖立和劉暢，2017)[16，22]。多樣化的語言環境會帶來溝通交際方面的困難，這將通過身份識別效應拉開人與人之間的心理距離，通常會使得特定微觀個體在掌握不同方言的群體之間難以獲得普遍的身份認同，長期以來將不利于個體信任觀念的構建，并阻礙了整體層面上社會信任水平的提高。已有研究表明，作為一種非正式制度，社會信任能夠通過塑造企業家風險偏好、提高創業的信息傳遞效率、彌補傳統制度設計缺陷和促成個體間合作等方式增大勞動者從事創業活動的概率(周廣肅等，2015)[23]。Kwon 和 Arenius(2010)[24]對全球創業監測個體層面數據的研究亦發現，在社會信任程度更高的地區，人們捕捉到創業機會的可能性更大。因此，方言多樣性帶來的社會信任阻礙效應傾向于降低個體從事創業活動的概率。

　　2.社會網絡抑制效應。社會網絡通常指個體間因相互聯系而構成的相對穩定的人際關系體系，其建立和拓展很大程度上依賴于人與人之間的交際和言語溝通的過程，而方言的身份識別和身份認同效應則傾向于將掌握不同方言的個體劃分為具有主觀異質性的多個群體，各群體之間心理認同感的降低將導致特定個體社會資本和社會網絡積累過程的困難程度增加(馬雙和趙文博，2018)[14]。同時，社會網絡越狹窄的個體，越難以充分把握與創業相關的市場信息及政策信息，其創業意愿和創業成功率也就越低(Yueh，2009)[8];另一方面，由于社會網絡中蘊含著豐富的親緣、血緣與地緣關系，社會網絡的缺失將不利于勞動者在創業融資中獲得擔保，也阻礙了社會網絡和人際關系中監督機制和聲譽機制的發揮，這在某種程度上增加了創業者所面臨的金融約束和道德風險，從而減小了其從事創業活動的可能性(胡金焱和張博，2014)[25]。綜上所述，社會網絡抑制效應是方言多樣性影響個體創業行為的重要渠道之一。

　　3.要素市場扭曲效應。方言多樣性帶來了語言交流便利性的缺失和身份識別的困難，抬高了市場活動中的交易成本和信息不對稱程度，甚至造成了創業活動中的信息失真。買賣雙方、上下游企業間的信息不對稱和信息扭曲加劇了交易雙方的道德風險，同時，與復雜方言環境相伴而生的高昂的交易成本、低下的信息傳遞效率加大了創業者所面臨的市場摩擦，以上種種因素阻礙了市場一體化的推進，不利于勞動力和資本跨方言區流動，導致勞動力、資本等要素價格遠遠偏離其機會成本和邊際產出，并加重了要素市場扭曲程度。

　　其中，資本市場扭曲將使個體因難以獲得創業所需的初始資金而被迫放棄創業活動的開展(Hurst and Lusardi，2004)[26]，而勞動力市場扭曲則使得以人才為代表的技術支持無法按照市場機制實現合理的資源配置，對創業者的人才和技術搜尋造成了一定障礙，最終降低了勞動者的創業意愿 (趙新宇和鄭國強，2019)[27]。依據以上理論分析，提出本文的假說 1 和假說 2。假說 1：在控制其他因素不變的條件下，文化多樣性傾向于降低個體從事創業活動的概率。假說 2：文化多樣性主要通過社會信任阻礙效應、社會網絡抑制效應和要素市場扭曲效應三個機制抑制個體創業活動的開展。

　　三、研究設計

　　(一)數據來源

　　本文所使用的個體層面的基礎數據來源于中國綜合社會調查 (CGSS)2012 年、2013 年、2015 年和2017 年四期數據所構成的混合橫截面數據。該數據庫由中國人民大學中國調查與數據中心統計并維護，各年度樣本選擇均嚴格采用多階分層 PPS 抽樣方法，每個截面上所抽取的樣本均滿足隨機抽樣，并保證在全國總體層面上具有較廣泛的代表性。在模型設計環節中，本研究將使用 CGSS 四期調查問卷所得數據來度量個體的創業決策，并生成了一系列個體層面上的控制變量。度量文化多樣性的方言數據來自 CSMAR 數據庫文化研究板塊中的“各地區方言情況統計”，該數據統計了我國 2 300 個區縣級行政單位所分屬的方言區，以及區縣范圍內方言片、方言小片和方言種類數的具體信息。由于原始數據中“方言小片”的缺失值較多，故采用“方言片”(即次方言)數據中所提供的信息來衡量各地區的方言多樣性，各區縣的人口數據來源于國家統計局發布的“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分縣數據”。同時，為更加準確地揭示方言多樣性對個體創業行為的影響，本文亦控制了地區層面上的經濟和社會環境因素，相關指標測算使用的原始數據均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與《中國城市統計年鑒》。

　　四、方言多樣性影響個體創業行為的實證分析

　　就控制變量而言，性別對個體創業行為的估計系數不顯著，這說明性別因素對創業的影響并未得到統計數據方面的支持;年齡對創業的影響顯著為正，而年齡平方項的估計系數顯著為負，這說明年齡與個體創業概率呈現出倒 U 型關系，個體創業的概率隨著年齡初始值的增加而增大，到達一定拐點后隨著年齡的增大而下降;受教育年限對個體創業的邊際效應在 1%的統計水平上顯著為負，其原因在于，高學歷群體在勞動力市場上擁有更優質的就業選擇，這將導致自我雇傭的機會成本增大，同時，高學歷人群的風險厭惡型傾向也更明顯，這決定了與創業相伴而生的失敗風險可能降低其創業意愿，故受教育年限對個體創業行為的回歸系數顯著為負;上年度個人總收入越高，家庭擁有房產數量越多，個體創業的概率越大，這反映了個體資本積累對創業的重要性;若個體 14 周歲時父母正在從事創業活動，該個體成年后創業的概率也將顯著增大，這說明父母創業對子女具有“示范效應”，且社會資本的代際傳遞也有利于創業概率的提高。

　　個體的創業選擇是微觀勞動者在個人技能、經濟環境等多重因素綜合作用下滿足自身效用最大化的決策結果。盡管實證模型中已經盡可能全面考慮了來自個體層面和地區層面的控制變量，但受現實經濟活動復雜程度的影響，擾動項中仍有可能包含重要的遺漏變量。為在一定程度上緩解遺漏變量偏誤，在回歸模型中進一步添加普通話水平、戶籍身份和地區人口規模的對數值等三個控制變量，并再度進行穩健性檢驗。添加以上控制變量的原因主要有三點。

　　第一，語言能力在某種程度上可被視為一種人力資本，普通話水平較高的群體受益于其自身語言能力帶來的較強的“溝通效應”，在勞動力市場上將傾向于受到較小的市場摩擦，一方面這對個體創業決策具有促進作用，另一方面較高的普通話水平帶來了更高質量的就業機遇，導致勞動者自我雇傭的激勵不足，因而其凈效應無法確定。需要考慮的是，當方言環境與個體語言能力具有相關性時，對勞動者普通話能力的忽視可能會造成內生性偏誤 (馬雙和趙文博，2018;蔣為等，2021)[14，19]。因此，將勞動者的普通話能力納入回歸模型中，有助于更加干凈地識別方言多樣性對個體創業行為的凈效應。

　　第二，相關研究表明，戶籍歧視在就業市場上普遍存在，進城務工者在勞動力市場上受到的戶籍歧視往往會迫使其“被動”創業(曲兆鵬和郭四維，2017)[29]。因此，在控制變量中增加“戶籍身份”變量，并預期其對個體創業概率具有負向的邊際效應。第三，在城市經濟學文獻中，地區人口規模常被用來度量城市規模。具體來說，城市規模擴大所造成的集聚經濟和規模經濟有利于企業家面對的商品市場的擴大和生產效率提高，而城市規模過度擴張帶來的集聚不僅會造成擁堵效應和過度競爭現象，還不利于企業家獲得更多生產者剩余，故地區人口規模對個體創業影響系數的方向無法判定。

　　五、方言多樣性影響

　　個體創業行為的異質性分析方言所代表的文化多樣性對個體創業行為具有顯著且穩健的抑制作用，但這一影響效應是否在不同類型的創業活動、不同群體的創業活動中存在異質性?為回答這一問題，本文將從創業類型差異、創業者性別差異和勞動技能差異三個方面展開異質性分析。以上三種異質性特征的理論邏輯在于，首先，按照不同的創業動機，創業可被劃分為生存型創業(Necessity Entrepreneurship)和機會型創業(Opportunity Entrepreneurship)兩種類型：生存型創業特指個體為了解決自身以及家庭成員的就業和基本生計問題而被迫進行的自我雇傭;機會型創業反映了個體為把握市場機遇，以實現自我價值或獲得更高商業利益為導向而從事的較大規模的創業。通常機會型創業和生存型創業的主體掌握社會資本、經濟資源的程度和質量有所不同，因此，在理論層面上，二者的創業決策對方言多樣性帶來的市場摩擦的敏感程度具有差異性(周廣肅等，2015)[23]。

　　其次，在對微觀個體創業決定因素的研究中，性別異質性常常受到學者們的關注，不同性別的創業主體往往具有不同的風險偏好和行為方式，故男性群體和女性群體的創業行為對市場摩擦的彈性將表現出較大差異。最后，由于各勞動技能水平的群體在適應市場環境、克服市場摩擦方面的能力和稟賦存在異質性，且不同勞動技能者從事創業活動的機會成本和邊際效用均不相同，本文預期方言多樣性對不同勞動技能群體的創業決策也存在差異化的邊際影響(孫楚仁等，2020)[30]。

　　六、方言多樣性影響

　　個體創業行為的作用機制檢驗正如前文所揭示的理論機制，方言多樣性通過社會信任阻礙效應、社會網絡抑制效應和要素市場扭曲效應降低了個體從事創業活動的概率。本部分將基于以上機理進行實證檢驗，力求從根本上揭示方言多樣性對個體創業活動產生影響的作用機制。

　　七、結論與啟示

　　(一)研究結論作為一種

　　非正式制度，方言文化和語言環境通常能夠對微觀個體的價值觀念和經濟決策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從文化經濟學的視角出發，本文利用中國綜合社會調查 (CGSS) 四期橫截面數據以 及CSMAR 文化研究版塊中方言數據所匹配的數據集，實證檢驗了以方言為代表的文化多樣性對個體創業行為的影響效應及其具體作用機制，并穩健地得到相關結論。首先，在控制其他因素不變時，方言多樣性顯著降低了個體從事創業活動的概率，采用地理工具變量緩解內生性以及一系列穩健性檢驗所得結果均證實了這一結論的有效性。其次，方言多樣性對個體創業行為的影響在不同創業類型和不同創業群體中存在異質性，具體而言，方言多樣性顯著抑制了個體從事生存型創業活動的可能性，但并未對機會型創業產生顯著影響;對于不同性別的創業者而言，方言多樣性對女性群體創業活動的抑制作用大于男性群體;對于不同勞動技能水平的群體來說，方言多樣性顯著降低了中低技能群體從事創業活動的可能性，但對高技能群體創業行為的作用不顯著。最后，機制分析結果表明，方言多樣性主要通過社會信任阻礙效應、社會網絡抑制效應和要素市場扭曲效應三種途徑對個體創業行為產生了負向影響。

　　(二)對策建議

　　為切實保護和發揚企業家精神，通過“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途徑刺激各地區經濟增長活力提振，助力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結合本文理論分析和實證研究所得結論，提出一些對策建議。

　　第一，進一步提高普通話的普及率，以減少不同方言使用者之間的溝通障礙。盡管我國已經在較大范圍內實現了普通話的普及，但在城市邊緣地帶、廣大農村地區仍然存在著普通話普及率不高的現狀，地區層面上普通話普及率的提升有利于增強個體間的溝通效率和信息傳遞效率，從而減小方言多樣性對創業活動造成的市場摩擦，因此，普通話的普及仍然是當前語言政策制定的重點目標之一。

　　第二，在以語言政策為代表的公共政策制定的過程中，需要在促進文化融合和保護文化多樣性之間尋求更好的平衡點。不同文化的融合減弱了創業者所面對的信息不對稱程度的大小，促進了社會整體層面上信任水平的提高，使創業主體的社會網絡構建和信貸支持獲取更便利，而文化多樣性的保護有利于不同地區在經濟建設的過程中利用自身比較優勢，發展各具特色的文化產業和旅游產業，這也避免了地區間產業同構和經濟發展同質化現象的出現。各級政府部門應積極構建更具文化包容性的社會制度體系，引導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群體在社會中和諧共處，并保證不同文化背景的公民都享有平等的權利和義務，因而本研究所得的政策含義并非是一刀切的。

　　第三，充分利用政府信息公開平臺進行信息傳遞，倡導區域間政府合作，規避方言多樣性帶來的信息失真和要素市場扭曲現象的發生。在方言多樣性較高的地區，政府應積極全面公開人才引進、招商引資和行業市場準入的相關政策信息和市場信息，發揮“看得見的手”的作用，以提高市場中的信息傳遞效率和傳播質量;積極開展跨方言區、跨行政區的政府間合作，打破不同方言區之間要素自由流動的壁壘和市場分割的局面，推動勞動力、資本等要素市場的一體化發展，從而規避方言多樣性帶來的要素市場扭曲效應，提振創新創業活力與經濟發展質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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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不足與展望

　　本文著重探討以方言為代表的文化多樣性對勞動者創業決策的影響，對已有文獻形成了良好的邊際補充，但研究中仍存在不足和可完善之處。第一，受數據可得性的限制，本文未能就文化多樣性影響勞動者的創業質量、新創企業的生存時間等問題開展進一步的分析，未來研究中可以借助多個數據庫的匹配數據集對以上問題進行更深入的探討;第二，本研究從社會信任阻礙效應、社會網絡抑制效應和要素市場扭曲效應三個維度檢驗了方言多樣性對個體創業行為的影響機制，然而在理論層面和現實層面上是否還存在其他的作用路徑和作用機制還需要在今后的研究中進一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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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楊秀云，從振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