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伴隨古希臘學術典籍，尤其是亞里士多德哲學和科學著作在13世紀巴黎大學藝學院的普及和流行，理性批判精神和辯證法思想?yún)R入到傳統(tǒng)“七藝”教學框架中，為思辨式基礎科學教育模式的構建奠定了理論基礎。注重邏輯思辨的教學理念滲透到“講授”和“辯論”兩大教學環(huán)節(jié)當中，形成了以“究問”和“辯駁論證”為典型特征的教學方法，重在培養(yǎng)學生的理性懷疑精神，崇尚自由開放的學術風氣，有效地促進了科學研究與人才培養(yǎng)的協(xié)同發(fā)展。14世紀后半葉，在唯名論思潮的影響下，以布里丹為首的巴黎學派將詞項邏輯應用于自然科學教育與研究，邏輯思辨與經(jīng)驗證據(jù)相結合的假說性論證成為藝學院自然哲學辯論命題的新導向。

　　關鍵詞：巴黎大學自然科學教育辯論式教學

　　被譽為“學術之母”“大學之母”的巴黎大學是孕育歐洲中世紀經(jīng)院哲學的搖籃。巴黎大學的歷史可以追溯至1150-1170年，它由原來的巴黎主教座堂學校演化而來。當時的巴黎師生云集、學術聲望鵲起，教師們在組建同業(yè)行會的過程中形成了巴黎大學，而藝學院在各學院中居于主導地位。1200年，法國國王菲利普·奧古斯特(PhilippeAuguste)向巴黎學者頒發(fā)特許證，正式承認該大學的合法存在。13世紀的巴黎大學藝學院一方面延續(xù)了12世紀經(jīng)院學者阿貝拉爾(P.Abélard)開創(chuàng)的具有探索、批判性質(zhì)的辯證法傳統(tǒng)，另一方面將辯證法作為重要的思維工具運用到自然科學教育當中，構建起一套獨具特色的思辨式教學模式。

　　這是巴黎大學在14世紀成為自然哲學研究重鎮(zhèn)的主要原因之一。國內(nèi)學術界往往聚焦于中世紀大學的辯論式教學制度，但針對中世紀大學藝學院學科教育的個案研究尚付闕如。而國內(nèi)外學界關于中世紀巴黎大學的研究大多圍繞其運行機制展開，鮮少涉及基礎科學教育。基于此，本文擬考察13-14世紀巴黎大學思辨式基礎科學教育模式的形成、特征及內(nèi)涵，這無疑對于我們思考今天大學的自然科學人才培養(yǎng)體系具有重要的借鑒和啟示意義。

　　一、思辨式科學教育模式的知識和理論基礎

　　1.亞里士多德主義的傳播和接受在希臘-阿拉伯科學和自然哲學被引進之前，以“自由七藝”為主要科目的藝學院在中世紀大學教育體系中占據(jù)著基礎性的位置，藝學院的學習經(jīng)歷是進入高級學院(神學院、法學院、醫(yī)學院)的前提條件。“自由七藝”原指一個古希臘城邦自由民所應修習的七門學科，包括由文法、修辭、邏輯構成的“三藝”，以及由算術、幾何、音樂、天文構成的“四藝。”“三藝”重在培養(yǎng)“言辭的技藝”，“四藝”主要教授理解物質(zhì)世界和服務于世俗社會所需的具體知識。“四藝”均與數(shù)學相關，算術和幾何是“純粹數(shù)學”，音樂和天文則屬于“應用數(shù)學”的范疇。從12世紀末起，隨著大批希臘阿拉伯學術著作被翻譯成拉丁文，亞里士多德及其注釋者的文獻被納入大學課程，構成了中世紀大學教育的知識基礎。亞里士多德著作的廣泛傳播激發(fā)了嚴格意義上的哲學思考，使科學與自然哲學的教育朝制度化方向發(fā)展。

　　“大學教育開始注重解釋宇宙的結構以及世間萬物的運行機制，培養(yǎng)看待世界的思維方式，而在此之前這一直是神學的專利。”[1]作為一門基礎性和工具性學科，“三藝”中的邏輯學首先受到亞里士多德“新邏輯”的影響，其重要地位從13世紀初開始日益凸顯，文法和修辭逐漸淡出，取而代之的是成為重頭戲的亞里士多德哲學。亞里士多德哲學被分成三部分，統(tǒng)稱“三種哲學”，即自然哲學、道德哲學和形而上學。其中，以宇宙萬物及其發(fā)展規(guī)律為研究對象的自然哲學無疑是最重要的分支。自然哲學對傳統(tǒng)“七藝”的沖擊還體現(xiàn)在使“四藝”的內(nèi)容更加豐富和深化。一方面，數(shù)學、物理學、天文學等精確科學的地位明顯提升;另一方面，重視構建公理體系和運用演繹證明方法的觀念得以強化。在以哲學思辨見長的巴黎大學，精確科學的教學傳統(tǒng)相對較弱，教學時間和教學方式相較三藝而言不是那么嚴格，更多地取決于授課教師本人的興趣。比如，數(shù)學課的教學通常安排在宗教節(jié)日進行。[2]

　　雖然精確科學的分量在課程安排中體現(xiàn)得并不明顯，但不少藝學教師十分重視精確科學的研究。拉蒂尼(B.Latini)曾這樣評價幾何學的意義：“由此我們能夠通過長度、寬度、高度來得知事物的尺寸和比例;正是科學使智慧的古人得以借助他們的幾何學知識來發(fā)現(xiàn)天空與地球的大小以及兩者之間的距離。此外還有許多其它比例，這些正是奇跡之源。”([3]，p.36)“14世紀的奧雷姆在其《天界運動的可公度性或不可公度性》一書中，討論了應該如何看待算術，以及算術與幾何的關系。

　　算術是數(shù)學學科之首，也是一切有理比的來源，因而是天的運動的公度性和天球和諧的原因。”[4]文獻記載的算術、幾何、天文學基礎教材包括波依休斯(Boethius)的《算術原理》、維勒迪約的亞里山大(AlexandredeVilledieu)的《量的計算》、歐幾里得的《幾何原本》、托勒密的《天文學大成》等。([3]，pp.33-37)自然哲學與精確科學一同構成了這一時期巴黎大學的基礎科學教育版圖。巴黎大學藝學院是普及亞里士多德著作的前沿陣地。相比神學院，藝學院與教會的聯(lián)系并不緊密，世俗主義大行其道，因此能夠免受托缽會修士等神學家所宣揚的正統(tǒng)教義的干擾。

　　12世紀，阿貝拉爾使辯證法在大學教育體系中的重要性得到了極大提升，邏輯學的地位最為顯赫，“被視為技藝中的最高技藝，科學中的最高科學”，因而“占據(jù)最好的季節(jié)和時間。”([5]，p.72)亞里士多德的《工具論》以及12世紀的其他偉大的邏輯學家如阿貝拉爾、普瓦捷的吉爾伯特(GilbertdelaPoirée)的著作被奉為基礎教科書。13世紀，藝學院的“常規(guī)課程”幾乎被專門用于講授亞里士多 德的《工具論》。([5]，p.73)“藝學院事實上成為了哲學院，傳統(tǒng)七藝反倒退居次要位置。”([1]，p.591)

　　2.“77禁令”的影響亞里士多德著作的傳入在巴黎大學掀起了一股新思潮，極大地影響了經(jīng)院哲學的發(fā)展走向。藝學教師對形而上學和邏輯學趨之若鶩，因而形成了一個比神學院獨立得多的團體。他們蔑視神學，評判問題時往往以亞里士多德的學說和阿拉伯評注者的觀點為依據(jù)，而并非訴諸正統(tǒng)信仰，這對教會主導的傳統(tǒng)學術觀念不能不說是一大威脅。1210年，巴黎所屬的森斯省主教會議發(fā)布了一道反異端的文告，禁止在大學公開講授或私下傳閱亞里士多德的《物理學》、《形而上學》、《論靈魂》等自然哲學著作。1215年，教皇代表重申了這一禁令。1231年，教皇格里高利九世(GregoryIX)在對巴黎大學發(fā)布的一篇教皇訓諭中規(guī)定，亞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學著作必須經(jīng)過仔細審查，剔除一切謬誤之后方可作為教材使用。([6]，p.39)然而，“事實上禁令在巴黎也不過是一紙空文。受到裁決被禁的圖書仍列在教學大綱里。”[7]對亞里士多德著作的學習和研究在藝學院已經(jīng)蔚然成風。

　　1255年3月19日，巴黎大學頒布了有關藝學院課程的章程，重新擬定了教學內(nèi)容和課程大綱，要求攻讀藝學學士和藝學碩士的學生必須學習《物理學》《論天國與人世》《氣象學》《論動物》《論靈魂》《論生育》《生與死》《論植物》等亞里士多德作品，并且為每部著作的教學訂立了嚴格的時間表。([6]，pp.64-65)這標志著亞里士多德學說被解禁并被正式納入藝學院的教學內(nèi)容，而亞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學著作在藝學院所采用的基礎文獻中所占比重是最大的，并在此后的三百年間一直被奉為最重要的教科書。基督教正統(tǒng)衛(wèi)道士對亞里士多德思想的全面反擊在13世紀70年代達到高潮。1270年11月10日，巴黎主教唐皮耶(E.Tempier)公開譴責流行于藝學院教師中間的13條阿威羅伊(Averroes)學說。

　　1272年4月，巴黎大學藝學院教師被迫宣誓不再對純粹的神學問題發(fā)表意見，并且禁止在哲學討論中反對或質(zhì)疑信仰。1277年3月7日，唐皮耶頒布了一則禁令，宣布對亞里士多德及其注釋者提出的219個命題進行譴責，史稱“77禁令。”[8]凡講授與肯定禁單中所列見解的人都將受到革除教籍的處罰。需要指出的是，基督教保守派對自然哲學的反擊僅僅是幾段“意外的插曲”，亞里士多德主義仍然是13世紀主宰巴黎大學藝學院的主流思潮。“77禁令”加劇了哲學與神學的分道揚鑣。在巴黎大學藝學院，由于被剝奪了對神學問題抒發(fā)見解的權利，藝學教師們索性把神學留給信仰，自身轉向科學、邏輯等領域，專心致志地從事哲學-科學研究。神學和藝學教師從此劃分了各自的專屬領域，互不染指。

　　正如中世紀教育史專家韋爾熱(J.Verger)所言，“藝學院最初只是講授為修習更高深的法學和神學所必須的辯證法的預備學院，后來力圖成為自治學院，因此本著不同于神學院的發(fā)展前景，致力于嚴格意義的哲學著作與問題的研究。”[9]只要不涉及神學問題，藝學院基本上完全獨立于教會權威。3.詞項邏輯的發(fā)展進入14世紀后，巴黎大學藝學院的地位和實力大大增強。14世紀上半葉，奧康(W.Ockham)的詞項邏輯被經(jīng)院學者所接受，形式邏輯得到了長足發(fā)展，推理變得更嚴密，更難以推翻。過去作為論證方式之一的“訴諸權威”逐漸讓位于理性推演，權威人士的言論開始受到質(zhì)疑，不再被視為真理。

　　二、巴黎大學基礎科學教育的課程設置與學制中世紀的大學教育有一個顯著特征，即學校并不直接講授學科知識本身，而僅僅是講解權威學者的著作，這一特征在巴黎大學藝學院的兩個基本教學環(huán)節(jié)，即“講授”(lectio)和“辯論”(disputatio)當中體現(xiàn)得尤為明顯。講授環(huán)節(jié)旨在詳細講解構成學科知識體系的權威文獻。授課的教學方式是教條式的，通常以教師聽寫，學生記筆記的方式進行。教師將文本細分為若干部分，逐段講解。在朗讀文本之后，對必要的術語和文字表述進行釋義，然后概括和解釋觀點，進而闡明文本的思想內(nèi)容，最后做出批判性的注解。講授的目的在于使學生對文本有清晰的理解，幫助其透徹地理解和掌握亞里士多德及其評注者的基本觀點。

　　藝學院的授課有“常規(guī)課”和“非常規(guī)課”之分。常規(guī)課是課程體系的核心，屬于教學大綱中的必修課程和必考科目。這類課程通常被安排在清晨，內(nèi)容相對固定，一般由經(jīng)驗豐富的資深教師負責解讀最重要的基礎文獻，并對有關問題進行釋疑。非常規(guī)課在巴黎大學又被稱為速修課，其重要性比不上常規(guī)課，通常安排在上午后半段或下午。此類課程一般由學士承擔，通常講授一些比較次要的科目或者對主干課程內(nèi)容加以補充和強化，以練習和快速復習的形式進行輔導。([6]，p.28)

　　三、13-14世紀巴黎大學基礎科學教學方法的演進

　　1.從“簡單問答”到“究問”12世紀，巴黎大學藝學院的授課方式以教師逐句或逐段解析教材原文為主。進入13世紀，在自然科學教材的評注集中出現(xiàn)了一些簡單的提問與回答，這種問答式的評注起到了補充解釋原文的作用。比如在成書于1245-1250年間的《《論靈魂》注》中，作者多數(shù)情況下僅限于列舉針對亞里士多德觀點的反對意見或質(zhì)疑，其中一些反對意見出自學生之口。

　　以“這一說法尚無定論”引出，并做出解答，但沒有運用辯證的論證方法。([10]，p.97)13世紀下半葉，藝學教師撰寫的評注集中開始大量采用“究問”形式，這些究問往往遵循辯證法原則即形式邏輯的三段論推理方法，帶有濃厚的邏輯論證色彩。教師負責組織、主持討論以及做出定論。討論流程如下：首先，教師提出論題和自己的立場，接下來對論題做出正面的和反面的論證，最后駁斥反方的論點論據(jù)。跟據(jù)英格蘭民族團章程，學生應積極參與常規(guī)課當中的討論練習，并扮演反方和答方的角色。([10]，p.44)可見，“問題討論”逐漸成為“常規(guī)課”的一個重要環(huán)節(jié)，目的在于答疑解惑。

　　在巴黎大學藝學院，天文、幾何、算術等科目教學中的究問傳統(tǒng)由來已久。而文法、修辭、邏輯學文獻評注則多采用解說(expositio)方式，以細扣詞義的文本闡釋為主，思辨色彩要弱許多。因而，“問題討論”在上述基礎科學科目中得以更早盛行。([10]，p.40)課堂討論還被廣泛應用于由亞里士多德學說衍生出來的新興自然科學，如物理學、生物學、心理學等。在課堂討論之余，有的教師會將與具體學科而非某本教材相關的一系列問題，或者重難點問題的討論內(nèi)容匯編成集。還有專門用于學生課后練習的問題集，旨在鞏固所學知識或訓練辯論技巧。

　　四、思辨式基礎科學教育模式的總體原則

　　1.理性的懷疑精神思辨式的基礎科學教育不僅重視學生對學科知識的學習和掌握，而且注重培養(yǎng)學生理性的懷疑精神，強調(diào)對辯證法和自然哲學思想和方法的領悟和運用，為學生自由地探索科學知識和真理打下堅實基礎。

　　13-14世紀的巴黎大學藝學院正是孕育這一精神的溫床。盡管代表理性和自然哲學的藝學院與代表神學和啟示的神學院之間一直存在著巨大的張力，但絕大多數(shù)神學家不僅不反對亞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學，而且對其懷有相當高的敬意，辯證法更是備受尊崇。正因為有眾多神學家的支持，自然哲學和邏輯學才能成為高等教育課程的基礎，并且被視為學生日后深造法學、醫(yī)學和神學的前提。撰寫自然哲學著作的神學家普遍相信自然哲學和辯證法是闡釋神學的有用工具,認為支配其論證的應該是理性而非信仰，盡管他們明白亞里士多德的一些思想觀點觸犯了宗教教義。

　　宗教論文范例：論原始思維中的宗教因素與科學因素

　　比如，奧雷姆在駁斥亞里士多德關于世界永恒的論證時就明確表示，訴諸信仰不能代替理性的論證。正如他所言：“我希望用自然哲學和數(shù)學來證明相反的結論。這樣可以清楚地表明，亞里士多德的論證并非決定性的。”([4]，p.245)按照藝學院辯論所應遵循的基本規(guī)范，所有反對意見指向的都是觀點而非個人。發(fā)言中杜絕出現(xiàn)“我”這樣的主觀字眼，即使引用其他人士的言論來質(zhì)疑權威也應當采取匿名的方式，盡量做到理性客觀。[12]學生和教師在辯論中均保有一種開放的、無偏見的心態(tài)，雖然竭力捍衛(wèi)自己的觀點，但也樂于接受一些與自己的觀點相左的論據(jù)，借此不斷的探索完善自己的理論，甚至于修正自己的立場。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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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肖曉丹/XIAOXiaodan1何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