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隨著現代化影響的不斷加深，我國鄉村面臨“原子化”“離散化”困境，基層鄉村治理面臨巨大挑戰。內嵌于鄉村共同體的微信群等社交媒體平臺構建出虛擬公共空間，該空間具有全新的空間形態，使新型交流方式成為可能，推動了行政權力與村民溝通模式的更新;被互聯網“賦權”的村民獲得了表達渠道，參與公共事務的積極性被激活，鄉村治理的主體得以擴充;虛擬公共空間也是基層政府、草根村民、村組織等多元主體的博弈場所，圍繞公共事務的協商、競爭能激發多元主體的動力，推動共治共享鄉村治理共同體的構建。由此可見，虛擬公共空間及多元主體于其間的信息生產、傳播實踐推動了基層鄉村治理的變革，為有效治理的實現帶來可能。

　　關鍵詞：微信群;虛擬公共空間;鄉村治理

　　一、問題的提出

　　隨著市場化與現代化對鄉村影響的不斷加深，我國鄉村的“原子化”“離散化”趨勢日益顯著。田間地頭、小賣鋪等傳統公共空間原是建構村民社會關聯的重要場所，因村民生產生活方式的變遷，這些場所逐漸門庭冷落，致使村民的公共交往無從發生、公共輿論難以醞釀，公共事務無人問津。黨在十九大報告中明確提出“鄉村振興”戰略，并將“治理有效”定為總要求之一。

　　在離散化趨勢顯著的基層鄉村社區，村民多以原子化個體的形式存在，村兩委的治理手段有限，鄉村治理呈“懸浮化”[1]，治理有效目標的實現面臨重重困難。在漫長的封建時期，我國的鄉村治理屬于“皇權不下縣”的“半放任”狀態[2]。國家政權自愿減少對鄉村的行政干預，并采取相應的低滲透治理策略[3]。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通過遍布鄉村全域的人民公社等“政社合一”治理機構，國家政權實現了對鄉村社會的全面控制。

　　改革開放后，國家權力逐步從基層鄉村“退場”，鄉鎮以下實施村民自治的“鄉政村治”成為鄉村治理的主要模式。鄉政村治強調村組織和村民皆為鄉村治理的主體，但因復雜的農村治理環境影響，在實際運作中與理想制度有所偏離：有些村委會“準行政化”趨向日益嚴重，“自治”沒落在實處，只是浮在水面上的油[4]，更多的是村委會難以及時回應村民的需求，僅能維持低效治理，甚至成為“利益攫取者”。黨的十九大明確指出，“鄉村振興，治理有效是基礎”。圍繞著如何推動鄉村治理變革，學界積累了大量成果，根據視角不同可分為兩類。

　　第一類研究采用自上而下的視角，研究者們從宏觀出發提出實現鄉村有效治理的要素，隨后聚焦有效治理理想模式的建構，如實現當代鄉村社會治理的制度化轉型[5]、向總體性治理轉化[6]、推動基層政府治理現代化[7]、實現基層互動以構建新范式[8]等。第二類研究采用自下而上的視角，在較扎實的經驗研究的基礎上討論鄉村治理的諸多現實困境，并提出解決路徑。

　　如打造農村社區協同治理[9]、再造村治主體[10]、實現連帶式制衡[11]等;也有研究者對鄉村治理機制困境做出整體歸納，并從“何以可能”與“如何可能”兩方面提出優化良策[12]。以上兩類研究雖有視角差異，但均將重點置于國家政權建設與鄉村社會的關系上，較少關注鄉村空間的變遷對基層鄉村治理造成的影響。

　　近年來也有研究者對鄉村公共空間變遷與治理變革間的關聯做出探索[13]，但研究對象限于小賣部、村民活動中心、村民廣場等微觀鄉村社區中的傳統型公共空間。隨著移動互聯網在我國鄉村不斷下滲，具有脫域性質的移動網絡成為連接城市與鄉村、村莊內外的重要媒介。

　　基于移動互聯網技術的微信群、QQ群等社交網絡平臺嵌入鄉村共同體，帶來建構新型公共空間的可能。本研究擬在現有文獻的基礎上，聚焦中部地區一個基層村落F村，將F村村民活躍其間的微信群視為新型公共空間，“深描”村民們的線上話語實踐與線下公共行動，探究在村民交往密度變低、交往時空縮小、交往意愿減弱的情況下，基于互聯網技術的新型公共空間如何為基層鄉村治理帶來變革、助推有效治理的過程與機制。

　　二、背景與研究方法

　　F村位于安徽省中部平原地區，屬典型的暖溫帶季風氣候。F村交通便利，乘坐火車或長途客車可數小時內到達長三角都市群任意城市，所以一直有外出打工的傳統。不過據村支書介紹，F村幾乎沒有拋荒的農田，村發展計劃仍以土地經營為主，農戶自主進行畜產養殖或果樹栽培。

　　F村2020年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9980元，屬于中等收入行政村。簡言之，該村由在外務工村民群體、在鄉務農中堅村民和貧弱農戶組成，呈現出“以代際分工為基礎的半工半耕生計模式”[14]，可以作為中部農村的“普遍模式”之一。F村沒有強勢的宗族勢力，加上地方經濟相對弱勢，鄰近的長三角洲城市群因技術和資本的優勢產生了強大的“虹吸效應”，中青年勞動力大量外流，村莊原子化程度高、“離散化”的趨勢較明顯。

　　村民習慣于“各掃門前雪”，對村里的公共事務漠不關心，“搭便車”現象嚴重。村民們盲目崇拜“能人”，拜金思想泛濫，損公肥私、損人利己的行為并不少見。在F村所在的L鎮，人人都知道F村名聲“不照”(方言，不好)。2017年，F村所在的地市級政府為推進網格化管理，以行政命令的方式要求下轄各行政村建立微信群輔助治理，F村村支書建了名為“F村平安”的微信群，鼓勵有微信的村民入群。截止到2020年10月初，“F村平安”微信群成員數約為村戶籍人口的二分之一，除了在鄉村民，也有長期在外務工人員。

　　據村支書回憶，微信群剛成立時信息寥寥，僅有村兩委的簡短通知，后來逐步轉變成村民日�；�動的場地，也是公共事務的討論平臺。群主原是村支書，后由村民投票選出，群內發言規則也經村民討論確定�？梢�“F村平安”微信群超越了時空限制，為村民提供了可以自由進出與發言、交流討論公共事務的新型公共空間。本研究將聚焦“F村平安”微信群，試圖解析其為基層鄉村治理帶來的變革。

　　本研究的主要方法是文本分析和田野調查。筆者在F村所在L鎮政府工作人員的幫助下，對F村進行了前期實地調查，收集整理了“F村平安”微信群2020年10月至12月的聊天記錄，同時組成了報道人網絡。在關鍵報道人的協助下，筆者對F村77人進行了深訪，包括對18名外出務工人員的線上訪談。需要說明的是，采用田野調查和深度訪談等研究方法是為了提高對與研究對象相關的社會因素的理解，并非追求精準的數據或是有普遍性的結論[15]。

　　三、從傳統鄉村公共空間到虛擬公共空間

　　公共空間是頻繁出現在社會學、政治學、傳播學等學科研究中的重要概念。本研究采用社會學對公共空間的理解，將其視為共同體內部已然存在的、具有一定公共性的、以特定空間相對固定的社會關聯的形式和共同體成員的交往結構方式[16]。鄉村公共空間是村落共同體成員展開公共交往的公開場所，具有社會治理、娛樂休閑、生活生產等各方面的功能，對鄉村共同體的存續至關重要。

　　傳統鄉土社會中血緣和地緣關系占主導地位，村民們在鄉紳、宗族長老等傳統權威的主持下，在祠堂等傳統公共空間中就公共事務進行協商、形成共識并轉化成集體行動，實現村莊秩序再生產，維護共同體的凝聚力。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國家權力深入到基層鄉村，傳統社會關聯被打破，“鄉村內生型公共空間”衰落，“行政嵌入型”公共空間形成[17]。改革開放后國家權力逐漸退場，行政力量所型塑的嵌入型公共空間無以為繼，與之同時，曾因國家權力介入而凋敝的內生型公共空間逐漸復蘇。

　　基于不同視角，研究者們將改革開放以來的鄉村公共空間分為不同類型，如根據功能分類的組織型、生活型、休閑型、事件型、項目型等[18]，或是根據特性分類的信仰性、生活性、娛樂性、生產性、政治性等[19]。需要指出的是，以上分類雖涵蓋了我國鄉村較為普遍的鄉村公共空間類型，也存在偏重實體型公共空間、對非物理形態公共空間關注不夠的問題。本研究將鄉村公共空間分為三種類別[20]，其一為場所類公共空間，小賣部、村民廣場、村口空地等均屬于此類，村民可以自由進出、進行公開互動交流。

　　此類公共空間是村民最重要的交往平臺，也是構建村民社會關聯的重要載體;其二是儀式類公共空間，如祭祖拜神等儀式或是紅白喜事。這種公共空間雖無物理實體，但以正式或非正式的形式將村民聚集在一起，村民們得以交換信息、維護人際關系，維持鄉村社區凝聚力。其三是組織類公共空間，如村民委員會或基層鄉村社區存在的其他自治組織。隨著鄉村社會的變遷，村民個體的流動性、異質性不斷增強，上述三類鄉村公共空間的衰落勢頭日顯，F村也不例外。因村里缺乏支柱性產業，在鄉村民自行選擇種植或畜產，或去不遠的縣城打工，白天難能碰面。

　　晚上村民一般在家看電視、玩手機，不再去小賣部或村口聊天，場所類公共空間因此冷清下來。家住村口不遠的村民ZYY回憶：“以前天黑樹底下都是人，現在誰還去樹底下郭旦(方言，聊天)?”F村并無強勢的宗族勢力，祭祖拜神儀式寥寥，但對紅白喜事向來重視。近年來F村中青年外出打工的多，在鄉的村民也簡化紅白喜事流程，“不大搞大辦，就一起吃個飯聚聚”(關鍵報道人CDM語)。

　　村民委員會是鄉村自治制度的重要載體，但有研究將我國鄉政村治分為“發展性”、“維持型”和“癱瘓型”三種，發展型屬于較好的一種，僅占全國總量的15%左右，而維持型及癱瘓型的則有85%之多，可見基層鄉村治理不容樂觀[21]。具體到F村語境，村委會“準行政化”嚴重，忙于應付上級政府布置的各類任務，而且村支書“會混世”(方言，圓滑、善于搞關系)，給熟人開后門的行為時有發生。村民對F村的公共事務越發疏離，彼此間交流也少，F村的組織類公共空間徒有虛名。

　　鄉村公共空間的演變能真實反映出鄉村社會變遷的面貌，也對鄉村社會秩序的生成和維持影響重大。就F村這一微觀鄉村社區而言，在流動性不斷增強的背景下，村民原子化、村莊結構離散化趨勢明顯。原子化、離散化與公共空間的衰退形成惡性循環，導致村民間的社會聯結進一步消解、公共意識消亡、鄉土團結呈現潰敗勢頭。直接反應在鄉村治理上，就是村莊秩序消解、作為主體的村民政治“冷漠”、行政權力缺乏監督、村莊風險系數居高不下。

　　鄉村公共空間是特定鄉村社區的成員基于公共事件或話題進行人際交往與互動的公開場所，它對社區成員無條件開放[22]。公共空間的具體形態各異，但都有著公開、公共等特點。在現代化進程的推動下，我國鄉村社會快速變遷，傳統公共空間走向衰落，基層治理面臨諸多難題。移動互聯網在鄉村社會不斷下滲，基于互聯網技術的微信群、QQ群、騰訊“為村”等社交媒體平臺承擔了傳統公共空間固有的人際溝通、信息傳播與協調互動的功能。

　　這些平臺建構出虛擬空間，村民于其間展開的互動也要按照網絡手段進行，屬于全新形態的“虛擬公共空間”(virtualpublicspace)[23]。社會學家韋伯(MaxWeber)曾提出“理想類型”(idealtype)的概念以進行社會科學研究，并指出運用理想類型可以“分析現象、理解現實并預測發展趨勢”[24]。本研究將L村微信群視為虛擬公共空間理想類型之一，力圖解析其對基層鄉村治理的作用機制，以期實現經驗與理論的互構。

　　四、虛擬公共空間推動鄉村治理變革的實踐

　　近年來，變革鄉村社會治理體制方能適應不斷變化的鄉村現實已成為學界共識。村民在基層村莊治理中的主體性地位本來內化于基層村民自治制度中，村民擁有參與村莊治理的權利。但在鄉村社會的實際運作中，村民的治理權利并未得到有效保障，村民參與路徑有限、參與動力不足，導致權利只停留在“本本上”(rightsonbook)，而沒能體現在“運作中”(rightsinaction)[25]。

　　內嵌于鄉村共同體的微信群建構出虛擬公共空間，為基層鄉村治理的變革提供了新的可能。虛擬公共空間具有全新的公共空間形態，促成了新型交流方式，推動了行政權力與村民溝通模式的更新;被移動互聯網技術“賦權”的村民在虛擬公共空間中獲得了表達渠道與平臺，村民參與公共事務的積極性被激活，鄉村基層治理的主體得到擴充;虛擬公共空間也是基層政府、草根村民、村組織等多元主體的博弈場所，圍繞公共事務的協商、競爭能激發多元主體的動力，推動鄉村治理共同體的構建。

　　五、結語

　　現代化進程帶來的村民原子化、村莊空心化、結構離散化等問題深刻影響著鄉村公共空間的存續和發展。小賣部、祠堂、井邊等傳統鄉村公共空間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村民交往失去平臺、社會關聯逐漸稀薄、鄉村秩序無從維護、共同體認同也漸趨淡漠，給基層鄉村治理帶來諸多問題�；�于移動互聯網技術的微信群、QQ群等社交媒體平臺嵌入微觀鄉村社區，構建起網絡社會獨有的、全新形態的虛擬公共空間。

　　虛擬公共空間提供了村民自由進出、實時在場、高效互動的公共交往平臺，虛擬在場、直接@、實時對話、自由跟貼等網絡空間交流方式推動行政權力與村民溝通模式的更新;虛擬公共空間提供了村民參與公共事務的表達渠道，村民個體能便捷表達利益訴求，也能迅速形成基于共同利益的群體，與行政權力或基層組織展開協商甚至博弈，基層鄉村治理的主體得到擴充。虛擬公共空間更是基層政府、村組織、村民等多元主體參與鄉村治理的公共場域，其間的話語互動與延長至線下的行動實踐能夠有效整合鄉村治理主體共識、便利村民參與、增加村民社會聯結、實現對村組織的監督，從而助推共治共享鄉村治理共同體的實現。

　　鄉村治理論文：社會認知視角下村民有序參與鄉村治理意愿影響因素研究

　　當然，在充分承認互聯網技術的賦能潛力、認可微信群、QQ群等構建的虛擬公共空間能有力推動鄉村治理變革的基礎上，也要清醒地認識到新技術介入的局限性甚至是可能風險，以免落入盲目技術樂觀的陷阱。村民基于微信群的熱情參與是否能保持熱度?源于現實的縱向權力與基于表達權的橫向社會信息權力間的博弈是否會形成劇烈沖突，甚至導向共同體的分裂?這些都是后續研究想要關注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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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時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