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電報是現代信息技術之濫觴，分有線與無線兩類。1844 年 5 月 24 日，美國人塞繆爾・莫爾斯從華盛頓向巴爾的摩拍發出人類歷史上第一份長途電報，自此，有線電報在經百年研發歷程后正式宣告誕生。1897 年 5 月 18 日，意大利人伽利爾摩・馬可尼在布里斯托爾海峽進行跨海無線電通信，取得成功，自此，“無線電終于離開了研究試驗室”，亦漸次發展起來。這種具有劃時代意義的現代信息技術的問世，使得信息實現了遠距離即時性傳播，天涯咫尺成現實，電報遂在歐美各國迅速推展開來，極大地推動了西方經濟社會的繁榮與進步。

　　19 世紀 70 年代中后期，清朝疆臣在閩臺、天津等地試辦有線電報。至 19 世紀 80 年代前期，直隸總督李鴻章、兩江總督左宗棠相繼建成天津上海線(津滬線)、上海廣州線(滬粵線)和上海武漢線(滬漢線)三大干線，構建出近代中國有線電報網的主體框架，標志著近代中國電報建設的正式發端。嗣后，電報向內陸腹地及邊境區域延展、拓伸，由而進入發展期，到清末已形成覆蓋除青海外所有省區的有線電報網絡。20 世紀初又開啟無線電報建設。民國年間，電報(尤其是無線電報)進一步向腹地縱深與邊境添延，電報網日益擴充與加密。

　　需要指出的是，近代中國電報的線路安排與局臺布設，多是循著商道及商業市鎮推進的，深受市場空間格局的影響。隨著電報向各地不斷擴延，區域間信息交流之速率發生根本性變化，實現即時性傳播。此反過來又有利于商品合理流向、資本有效配置，從而有效調節市場供求關系，進而促進區域性市場發展乃至全國性市場的培育。

　　學術界已注意到電報建設對于近代中國商品經濟發展的影響。《中國近代郵電史》一書指出，電報對中國民族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發展具有促進作用。戴鞍鋼更是強調，電報的應用增強了口岸貿易在上海商業發展中的作用力。遺憾的是，上述成果皆未充分展開，更無專文考察電報建設與近代中國市場空間的互動關系。事實上，關于明清市場的研究成果以及近年整理的近代中國電報史資料，為深化該課題研究提供了可能。本文擬在筆者十余年近代中國電報史系列研究的基礎上，利用上述成果與資料，對電報建設與近代中國市場空間之間的互動關系作一梳理，以期推進相關議題的展開。

　　一、市場空間格局與近代中國電報建設的基本走向

　　美國學者施堅雅研究表明，至 1893 年，除云貴和滿洲外，中國已形成七大地文區及所屬都會，經濟中心按層級高低依次可區隔為八級。許檀慮及施氏的等級劃分過細，在現實層面難以操作，遂結合自己對明清市場實際運行情勢的長期考察，將其簡化為流通樞紐城市、地區性商業中心和基層市場三大層級。這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基礎與參照。另外，為避免概念混淆，本文以都會、城市、城鎮三個層級依次遞降為標準，對相關概念進行了界定。

　　就清朝中央一級稅關言，至 1753 年共有 49 個，以戶關數量多、稅額高而為主體。從地理空間看，這些戶關主要分布在運河沿岸、東南沿海與長江沿岸等三大區域，它們是全國最主要的流通干線，而沿岸的流通樞紐城市均為大型商品集散中心。

　　進入近代，情勢發生變遷，這些稅關多呈衰落之勢，但整體上的地理分布直至 1887 年未出現大的變化，透顯出市場空間格局的相對延續性，而恰是這種市場空間格局，深刻地影響了中國電報在發端時期的主體架構。

　　中國第一條電報大干線 —— 津滬線的建設即為明證。津滬線的走向和報局布設的位置，與運河航道及沿岸稅關有著較高的重合度，顯見后者對前者的影響。

　　中國第二條電報大干線 —— 滬粵線的建設亦然。滬粵線走向和報局安排，與東南沿海航道及沿岸海關有著較高的重合度，同樣顯見后者對前者的影響。

　　中國第三條電報大干線 —— 滬漢線的建設仍如是。滬漢線走向和報局安排，與長江航道及沿江稅關有著較高的重合度，仍顯見后者對前者的影響。

　　津滬、滬粵和滬漢三大干線構建出近代中國有線電報網絡的主體框架，并成為中國電報發端的重要標識。嗣后電報向內陸腹地與邊境區域延伸，至清末，已形成覆蓋全國的有線電報網絡，并實現與境外電報線路的聯接。20 世紀初，開啟了近代中國的無線電報建設，成為有線電報的有益補充。

　　民國年間，電報呈加速建設態勢，電報網絡日益擴充與加密，遂進入深入發展期。需要強調的是，電報進入發展期后，線路走向、局臺布設與市場空間格局的關聯亦非常緊密。

　　為更好地觀測發展期電報建設與市場空間格局的關聯度，以初步發展期為例，對山東、江西、四川三省的中等及以上商業城市與電報局所情況進行考察，可知三省電報局所與各該省中等及以上商業城市有著較高的重合度，且越是靠近東部區域的省份重合度越高，提示這些城市已成為近代中國電報在初步發展期的主要布設去向，反過來同樣可見初步發展期的近代中國電報受到了市場空間格局的深度影響。

　　二、商業貿易需求與近代中國電報建設的內驅動力

　　如果說從市場空間格局看近代中國電報建設的基本走向僅為表象的話，那么此表象的背后當是商業貿易需求對于現代信息技術發展的內在驅動。

　　以商品經濟的運行觀之，從商品生產到商品的交換與消費，各環節如欲順利推進，需要商品市場與商品信息兩個基本要素支撐。商品流通是以商品存在差價為基礎的，對商品差價的掌握，是通過對價格信息的獲取來實現的。倘若不能即時掌握這類信息而讓商品盲目流通，商人恐有虧本甚至破產的風險。因此，“大凡商賈貿易，貴乎信息流通”，能否先得 “市價之高低” 的 “聲氣”(即信息)，乃 “商家生財” 之前提。

　　傳統時代的普通商人多是親入市場以探消息，富商大賈常雇專人搜集商業信息，甚至有 “坐莊”“捷足” 之設。上海、廣州等地開埠后，具有機械動力的輪船等逐漸成為傳遞商品信息的重要工具，效率大為提高。然即便如此，亦無法與電報同日而語。

　　1871 年 6 月 3 日，丹麥大北電報公司將歐洲經俄國西伯利亞通至日本橫濱的電報線延入上海，滬歐間遂實現信息的即時性傳播。《申報》曾刊文指出，電報 “有裕國便民之宏用，至于行商坐賈更不可少”，1876 年英國駐滬領事的一份報告也提示商人乃電報的使用主體，而且明確指出商業貿易需求是電報被引入中國并不斷擴充的主導驅動力量。

　　揆諸史實，滬粵線在奏設之前，電報局商董鄭觀應等即宣稱，一些地方的 “商人事關切己，商詢情形，另思稟請設線者接踵而至”，建設時，線路設計為滿足商貿需求而予繞道，該線上的福州有著極為強烈的市場信息快速傳播之需求，電報局督辦盛宣懷指出：“福州電報，全在茶市”，揭出茶葉貿易需求成為福州建設電報的最重要驅動力。

　　滬漢線更是徑為發展商業貿易而設。鄭觀應稟左宗棠稱，為商務計，亟宜添設江線，以便 “聯為一氣、呼吸相通”，滿足市場需求。鄭觀應認為，中西通商以來，華商之所以不敵洋商，重要原因之一即是洋商以其信息靈通而占盡先機，故華商欲扭轉這種嚴重不利的競爭態勢，非在商貿繁盛之地設立電報以捷市場信息不可。除鄭觀應外，另有一些茶商亦稟請左宗棠奏設滬漢線，在此情勢下，左宗棠奏請設線，同樣提示茶葉等商品貿易需求，乃滬漢線建設之重要驅動力。

　　三、電報與近代中國市場供求關系的有效調節

　　既然電報引入中國多是循著商道及商業市鎮而逐步推展開來，那么這些市鎮與區域一旦為電報聯接，其市場信息便實現即時性傳播，此極有利于商品合理流通與資本合理配置，從而促進市場供求關系的有效調節。清季泉州籍商人金竹如《尺素頻通》一書，輯錄有關市場行情電報，提供了較為扎實的佐證材料。

　　1884—1896 年間，金竹如在泉州商行 “新竹記” 的寧波代理行謀生，后將相關信件的抄稿以及委托他人代抄的資料匯成一冊，題名《尺素頻通》，其中有關市場行情電報，極具史料價值。

　　臺灣于 1877 年試辦電報，至 1888 年南北干線貫通，并接通大陸東南沿海的滬粵大干線，由此遠通海外，構建起臺灣重要特產 —— 砂糖在國內外貿易中的信息即時性傳播通道。至 19 世紀 90 年代中期，臺灣和泉州的砂糖、寧波的市場、在寧的臺商泉商和臺泉的本地商人，形成了一個商品、市場與商人的貿易共同體。商人常利用電報通告商品信息與市場行情，以調節供給需求關系。電報已將臺灣、泉州、寧波等三地間的糖業市場聯成一體，有效調節并積極促進其中的商品物流、資源配置和市價平準等經貿活動。

　　電報甚至將臺糖與國際市場緊密聯系起來，臺糖在國際市場上的供求關系因電報而獲有效調節，此極有利于臺灣糖業的發展。臺灣商務局委員張士瑜所言尤能透顯電報在臺灣商務活動中的重要功用與價值。

　　寧波的市場行情，也因該地電報的接通而得以即時傳播至周邊的市場乃至海外，并形成強烈關聯與深度互動。《尺素頻通》輯錄的報告描述了寧波棉花市場因電報而行情迅速變化的情況，提示出寧波與上海乃至海外的棉花市場，因電報而更加緊密地連成 “一家” 了。

　　電報對市場供求關系的有效調節以及對市場空間的鞏固與拓展，大大有助于商品經濟的發展。1882 年，鄭觀應以其國際視野注意到電報對貿易的促進作用。事實上，電報引入中國后，同樣促進了商品經濟的發展，此在生絲的海內外貿易中尤為顯著。

　　生絲貿易講求時效性，故電報一經引入，即在該行業中發揮出重要功用。國內貿易方面，1883 年滬粵線接通杭州后，上海生絲貿易市場景氣度持續攀升。國際貿易方面，滬歐間電報接通后，生絲貿易模式遂發生根本性變化，出現期貨貿易，即 “先售后運”，這種方式不僅增強了資本配置效率，而且也促進了商品流通。與此同時，資本周轉頻率也大為提升，流動性顯著增強，從而大大緩解資金壓力，這極有助于商業貿易與市場的繁榮。商業資本與金融資本因電報而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共同推動著市場經濟的發展。

　　民國初年，生絲已成為中國最重要的出口商品，北京政府電政顧問日人中山龍次認為電信在其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在中國生絲的國際貿易中，電報深度鏈接世界市場，及時傳播商貿行情，有力推動市場經濟發展，從諸多方面呈現出巨大價值。

　　余論

　　從世界范圍看，促進電報發展的最基本動力是商業貿易需求，盡管近代中國的電報建設名義上是 “為海防計” 而起，且政用軍用一直是電報建設的重要促動力，但 “為商務計” 自始亦是重要促動力，民用商用日漸成為電報進一步發展的主要促動力。正因如此，近代中國的電報在發端時期的路線安排和報局設置，便與主要商道及流通樞紐城市的市場空間格局基本吻合。嗣后，電報的發展亦多循重要商道與中等商業城市展開，逐步推及內陸腹地與邊境部分城鎮。可以說，近代中國的市場空間格局大致引導與規限了電報線路的基本走向與電報局所的主要分布。

　　另一方面，隨著電報沿商道不斷展開，商道上的市鎮漸被報線聯接起來，彼此間信息交流之速率遂發生根本性變化，實現即時性傳播。至清末，形成覆蓋全國的有線電報網絡，北京政府時期，電報網絡得到擴充與加密，這一切為中國民族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發展出現 “黃金時代” 與 “白銀時代” 提供了較有力的信息技術支撐與保障。學術界于此關注不夠，以 “黃金時代” 的面粉業為例，電報已成為福新面粉公司及時應對與準確把握市場行情波動，高效指揮與精準調度小麥收購事宜，實現企業規模快速擴張的重要工具，斯時稍大企業多設有電報掛號，電報已成為他們常用乃至必備工具。

　　南京國民政府時期，電報特別是無線電報獲得長足進步，電報網絡得到進一步擴充與加密。在此背景下，一些電報局臺主動對接金融及工商機構，充分發揮其快速傳播市場行情之功用。以金融市場為例，國內方面，上海通過電報與全國主要金融市場聯動，有助于各區域間金融與經濟的聯通互動和一體化發展，從而有利于全國性市場的培育。國際方面，上海通過電報與世界主要金融市場實現即時性聯動，既透顯中國的金融市場已成為國際金融市場之一部分，同時也構成全面抗戰前中國經濟建設所謂 “黃金十年” 的堅實基礎與重要內容。可見，所謂 “黃金十年” 之所以能夠出現，除既存研究所作的各種詮釋外，電報網絡的構建，不僅提供了較有力的信息技術支撐與保障，而且也拓展了市場空間，當是不可或缺之造因。凡上，以一個案領域提示出信息化在市場空間拓展與市場經濟運行中所具有的重要意義與重大價值。

夏維奇,淮南師范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2024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