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運用《周易》象征體系的理論視角,系統考察石榴文化符號從物質符號到政治符號的演變過程及其在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中的作用機制,可以發現,石榴文化符號的重構體現了 “觀物取象”“立象以盡意”“因象系辭” 三位一體的理論框架,形成了從自然象征到文化象征、從傳統文化到政治文化、從單一民族到多民族共同體的轉換機制,在新時代形成了民族團結的象征、文化認同的載體和政治認同的紐帶三重內涵。通過考察 “石榴籽育人” 工程、“石榴紅家園” 建設、“石榴云” 融媒體平臺等創新實踐,揭示了石榴文化符號在教育領域、社區治理、新媒體傳播等方面的實踐路徑。基于《周易》象征體系的文化符號重構不僅深化了對中國傳統符號學理論的認識,為構建中國特色的符號學理論體系提供了關鍵指引,也為新時代民族工作創新發展提供了文化支撐和實踐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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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雜志投稿格式參考范文:石榴文化的符號重構與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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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石榴文化研究綜述:符號學新解

  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是實現民族團結、推動民族工作高質量發展的重要舉措,也是鞏固國家統一、增強民族凝聚力的戰略選擇。文化符號作為民族認同建構的重要載體,對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意義重大。石榴文化是中華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其符號意義不斷演變,研究其符號重構過程對推動新時代黨的民族工作創新發展、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具有重要價值。

  近年來,學者們對石榴文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發展歷程、傳播演變、象征意義、應用實踐四個方面,但對其符號演變及對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的內在機制和理論框架研究較少。中華文化蘊含豐富的符號學思想,《周易》象征體系等對文化符號研究意義重大。本文從《周易》象征體系出發,以 “立象以盡意” 為根基,解析石榴文化符號的建構邏輯及內在機制,采用文獻研究、案例分析和比較研究相結合的方法,探討文化符號重構與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的內在關聯。

  二、文化符號流變:石榴意象的歷史演進

  (一)從物質功能到文化載體的嬗變過程

  石榴文化符號的歷史演進始于其作為物質符號的階段。西漢時期,石榴經絲綢之路傳入中國,最初種植于皇家園林,后逐漸傳播到民間。早期,石榴不僅具有食用價值,其樹皮、果皮等還可入藥。在農耕文明中,石榴因其多子特性、生長周期與農耕規律吻合、在園藝種植中的重要地位以及栽培技藝的傳承,成為多子多福、家族興旺的象征物,其象征意義雖處于樸素階段,但為后續文化符號的形成奠定了基礎。

  (二)傳統文化中的石榴符號意蘊與表達

  石榴作為文化符號,在詩詞文學、民俗文化、藝術創作等領域展現出豐富內涵。在詩詞文學中,從魏晉南北朝開始,石榴頻繁出現在詩詞中,唐宋時期達到高峰,文人墨客賦予其豐富人文內涵。在民俗文化中,石榴因 “多子” 成為祈福納祥的象征,在婚禮、傳統節日中常見,民間還有許多與石榴有關的傳說故事。在藝術創作領域,石榴廣泛應用于繪畫、雕刻、刺繡等藝術形式,特別是在傳統工藝美術中,常與其他吉祥圖案組合。石榴通過多維度積累,形成了豐富的文化象征系統,成為中華傳統文化的代表性符號。

  (三)新時代石榴符號的政治意涵重構

  新時代,石榴文化符號實現了從傳統文化符號向政治符號的轉化。2014 年,習近平總書記提出 “像石榴籽那樣緊緊抱在一起”,賦予石榴民族團結的政治意涵。2017 年,這一比喻被上升為新時代民族工作的重要理念。2021 年,相關論述進一步深化了石榴政治符號的內涵。在民族團結政治話語中,石榴符號的建構具有系統性和多層次性,體現在理論、實踐和傳播層面,推動了民族團結進步事業發展,是文化創新與政治創新的結合。

  三、意義重構:石榴文化符號的現代轉化

  (一)文化符號轉換的內在機制與實現路徑

  石榴文化符號的意義重構體現了不同層面的轉換與升華。從自然象征到文化象征,石榴的自然屬性被賦予文化內涵;從傳統文化到政治文化,其傳統文化內涵被賦予新的政治意義;從單一民族到多民族共同體,石榴符號成為連接不同民族、構建共同認同的文化紐帶。這三個層面相互關聯、遞進深化,體現了文化傳承與創新的統一,為理解文化符號在政治實踐中的作用提供了指引。

  (二)新時代背景下的石榴符號內涵拓展

  新時代,石榴文化符號被賦予豐富內涵,在民族團結、文化認同和政治認同等維度得到深化和拓展。作為民族團結的象征,“石榴籽” 比喻生動展現了中華民族大家庭的內在關系;作為文化認同的載體,石榴承載著中華文化的共同價值理念和情感認同,相關文化實踐活動強化了各民族對中華文化的認同感和歸屬感;作為政治認同的紐帶,石榴文化符號為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提供了政治話語表達,促進了各民族對國家政治制度、政治理念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認同。這三重內涵相互聯系、相互促進,為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提供了重要資源。

  (三)石榴文化符號重構帶來的社會效應與實踐價值

  石榴文化符號的重構在社會實踐中產生了深遠影響,體現在共同體意識的形成、民族認同的強化和國家認同的提升三個方面。在共同體意識形成方面,“石榴籽” 比喻及相關實踐活動促進了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培育和鑄牢;在民族認同強化方面,石榴文化符號的創新性表達和教育實踐增強了各民族對中華民族的認同,推動了民族認同的日常化和生活化;在國家認同提升方面,石榴文化符號承載的政治內涵、創新性發展以及對中華文化生命力的彰顯,增強了各族群眾對國家的政治認同、情感認同和文化認同。這三個方面相互關聯、相互促進,為新時代民族工作提供了文化支撐和實踐路徑。

  四、實踐創新:石榴文化的多維度應用

  (一)教育領域中的石榴文化符號創新實踐

  教育領域對石榴文化符號的運用具有系統性和創新性。以 “石榴籽育人工程” 為例,內蒙古師范大學的相關工程通過系列子項目構建了全方位、多層次的育人體系。在課程設置上,將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教育與黨史學習教育相結合;在實踐活動方面,組織多種活動加深學生對中華民族共同體的認識和認同;在師資建設方面,發揮教師優勢打造示范班。內蒙古自治區 “石榴籽育人小課堂” 根據不同學段學生認知特點設計教育內容和方式。實踐效果顯示,石榴文化符號在教育領域的運用使學生在認知、情感和行為層面都有積極變化。

  (二)社區治理中的石榴符號建設與應用

  在社區治理領域,石榴文化符號的運用成效顯著。以浙江省 “石榴紅” 家園建設為例,通過打造多種陣地和組織,依托基層陣地開展活動,形成了系統完整的社區治理創新模式。在社區共建共治共享模式方面,石榴文化符號的運用體現在思想引領、文化建設和治理機制等方面。基層治理創新實踐增強了各族群眾對社區的認同感和歸屬感,提高了社區治理效能,形成了和諧穩定的社區環境,為推進新時代民族工作創新發展提供了經驗。

  (三)新媒體環境下的石榴文化傳播創新

  新媒體時代,石榴文化符號的傳播呈現全媒體、多平臺、互動性的特點。新疆維吾爾自治區 “石榴云” 融媒體技術平臺通過構建 “1 + 85 + N” 運作體系,實現了石榴文化符號的系統化傳播。在新媒體傳播策略方面,采取內容、形式和互動策略創新。傳播效果評估顯示,“石榴云” 平臺在傳播力、引導力和影響力方面表現良好,促進了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培育和鑄牢,表明新媒體環境下石榴文化符號傳播需注重多方面創新。

  五、價值探析:理論建構與實踐啟示

  (一)《周易》象征體系與文化符號的重構

  《周易》是人類最早的符號系統,其象征體系是中華文化早期的符號學理論,早于近現代西方符號學,與現代符號學內涵契合。基于《周易》象征體系考察石榴文化符號演變,深化了對《周易》符號學理論內涵的理解,豐富了其動態發展理論,開創了其在現代政治文化建構中的創新應用,為構建中國自主的符號學理論體系提供了關鍵指引,也為文化符號的創新發展提供了系統指導。

  (二)石榴文化符號重構促進民族工作創新

  《周易》象征體系的創新應用與民族理論建構:運用《周易》象征體系建構民族工作理論是新時代理論創新的探索。其完整符號體系為民族工作中文化符號的選擇、政治化轉化和運用提供了理論依據、方法指導和理論支撐。石榴文化符號的重構展示了傳統文化資源的現代價值,對構建中國特色民族工作理論體系具有重要意義。

  文化認同的轉化機制與實現路徑:文化認同在民族工作中至關重要,其內在機制具有層次性。石榴文化符號通過激發情感共鳴,實現從情感認同到價值認同的轉化;通過建構文化記憶、強化共同體意識和文化表達政治理念,實現從文化認同到政治認同的轉化。其重構為多元文化融合提供了實踐模式,促進了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培育和鑄牢。

  政治整合的系統機制與實現路徑:石榴文化符號在政治整合中具有獨特功能和價值。其政治動員功能通過符號選擇、運用和效果實現政治理念傳遞和群眾動員;共同體意識培育機制形成了認知、情感、行為相統一的培育體系;國家認同形成過程推動了多層次認同建構。這些有機統一塑造了完備的政治整合體系,為新時代民族團結進步事業開辟了路徑。

  實踐創新的系統模式與推進機制:石榴文化符號重構在實踐層面形成了系統化創新體系。教育引導方面,構建了 “教育內容 — 實踐活動 — 評估反饋” 的創新模式;基層治理方面,形成了 “組織建設 — 實踐平臺 — 長效機制” 的創新鏈條;傳播方式方面,構建了 “內容創新 — 形式創新 — 平臺創新” 的傳播體系。這為民族工作和其他領域文化創新提供了有益借鑒。

  六、結語

  本文運用《周易》象征體系考察石榴文化符號重構與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的關系,發現石榴文化符號實現了從物質符號到文化符號再到政治符號的歷史演進,形成了完整理論框架,展現了中國傳統文化的現代轉化能力。在實踐層面,石榴文化符號通過多維度創新實踐形成了系統應用體系,深化了其在民族工作中的應用價值。石榴文化符號重構通過三重轉換機制實現現代價值,形成了三重內涵,有效促進了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培育和鑄牢。本文對建構中國自主的符號學理論、創新民族工作方法具有重要意義,未來研究可在深化理論建構、拓展實踐創新、加強國際比較等方面進一步展開。

紅 梅,中央民族大學,2025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