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數字時代公共管理學的時空嬗變

　　近代以來，人類知識革命歷經機器革命、電力革命、信息革命和智能革命四個階段。數字技術推動知識革命進入智能革命階段，人工智能成為突破傳統科學知識生產模式的關鍵技術，改變知識生成、表征方式和形態，影響知識的確定性和價值取向，人類進入全新知識圖景。在公共管理學領域，數字技術推動其時空嬗變與范式重構，影響研究內容、方法及實踐應用，提供新研究視角和工具，推動交叉融合與跨學科合作，促進理論與實踐結合。

　　在時間維度，數字技術推動公共管理學理論研究和實踐應用變革創新，呈現整體性和高效性特征。理論研究中，數字技術支持快速獲取和分析數據，掌握社會問題動態，增強研究結論普遍性和適用性，促進知識增長;實踐應用中，政府利用數字化工具提升管理效率，推動管理、服務和決策模式轉變。

　　在空間維度，公共管理學視野和邊界不斷拓展。傳統公共管理學關注政府內部管理，數字時代數據驅動型研究成為主流，新興技術提供新工具和方法，學科研究呈現交叉特點，拓寬研究范圍和領域，增強世界性和開放性，數字技術成為學術增長點和研究對象。

　　總之，數字技術驅動公共管理學時空嬗變是全方位、深層次的，公共管理學需站在時代前沿，推動知識生產和科學研究創新，服務國家戰略、社會發展、人民需要、人類進步，建構面向未來的自主知識體系。

　　二、數字時代公共管理學的知識生產

　　知識是人類在實踐中認識自身與客觀世界的成果，信息與通信技術發展帶來知識邊界波動。數字時代，智能技術與知識生產實踐互動推動知識創新發展，知識生產以數據為前提，但數據需加工處理才能成為知識。公共管理學知識生產擺脫傳統模式束縛，呈現開放性、多元性、動態性特征，是數字化、多元化、復雜化過程，需學者具備問題導向思維、擁抱數字技術、保持學科交融態度，表現為面向問題導向、技術驅動、學科交融的知識生產。

　　(一)面向問題導向的知識生產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問題是時代的聲音，回答并指導解決問題是理論的根本任務。公共管理學需堅持問題導向，關注時代和實踐課題，實現以問題為導向的知識生產，圍繞現實問題和挑戰進行知識創造和更新，在識別和解決問題中實現知識迭代和動態應用，建構回應時代命題的自主知識體系。

　　公共管理學知識生產具有客觀性和可知性，基于對社會現象等實際事實的觀察分析，通過理論建構揭示客觀規律和本質邏輯，內容以公共問題為導向，過程以知識發現為目標;具有動態性和迭代性，公共問題不斷變化，需研究者持續跟蹤，調整研究方向和方法，推動知識更新與拓展，解決實踐問題并總結反思學科知識;具有循數性和自主性，數字化轉型推動國家治理知識體系建構，算法模型捕捉問題細節，生成知識譜系，更新和修正知識體系，適應環境變化，為決策者提供知識支持。

　　(二)面向技術驅動的知識生產

　　網絡成為社會 “基礎設施”，信息流動突破時空邊界，多元數據匯聚重組激發知識生產潛能，推動模式更新拓展。技術驅動的知識生產以大數據為基礎，體現為全面數據化形態，數字技術驅動公共管理學科知識生產的內容拓展、方式更新和過程優化。

　　從知識生產內容看，智能技術塑造和重新定義知識概念和實踐，傳統公共管理知識生產受限于信息獲取和研究能力，數字時代數據規模和容量超出傳統尺度，包含結構性和非結構性數據，大數據、云計算等技術處理加工數據獲取知識，人工智能生成新知識，豐富知識內容，實現知識 “外化”，拓展內涵與外延。

　　從知識生產方式看，數據挖掘、機器學習等技術手段催生智能知識生產模式，依托數字化技術的數據處理和自主學習能力，打破傳統權威知識體系，實現知識智能化創生和無邊界傳播。人工智能通過大數據和機器學習實現知識智能化創新，捕捉數據深層特征和規律，處理復雜問題，發現新知識;數字化媒體興起使知識傳播方式變革，通過在線教育平臺等渠道便捷傳播知識，虛擬學習社區拓寬學習空間和傳播范圍，知識生產朝著開放、共享和協作方向發展。

　　從知識生產過程看，大規模數據處理和智能化模型建構使知識自動化生產成為可能。傳統知識生產具有經驗依賴性，效率低、更新慢，算法迭代和算力提升影響知識生產，生成式人工智能收集、整合和存儲數據，利用技術分析數據，揭示深層次信息和規律，發現新問題、趨勢和需求，轉化分析結果為結構化、可視化知識，構建知識譜系，應用知識于實際場景，根據效果反饋調整，優化知識創新過程和結果。

　　(三)面向學科交融的知識生產

　　跨學科知識融合是前沿學術趨勢，突破傳統學科界限，為復雜社會問題解決提供新視角和方法論，大多數學科從其他學科引進知識，開展知識交易活動。公共管理學科建設呈現自然與人文、理論與實證交融趨勢，成為跨學科棲息地，數字技術促進跨學科知識融合與創新，推動學科視野拓寬、知識整合、交流深入。

　　學科視野拓寬方面，傳統公共管理學學者局限于本學科范疇，難以跨越邊界，構建復合型研究范式，面對技術發展和社會復雜，單一學科知識和方法難以滿足需求，需借鑒其他學科理論和方法，以綜合性視角審視公共問題，形成全面深入的知識，如借鑒計算機科學和數據科學研究大數據和人工智能優化政策制定和執行，借鑒社會科學研究數字技術對社會結構和人際關系的影響。

　　學科知識整合方面，社會問題復雜性和多樣性要求公共管理學以跨越學科壁壘的新知識形態展開綜合分析，數字技術打破知識形態和業態邊界，呈現所有知識形態，借助數字技術，不再局限于某一領域或方法，深入探索交叉領域知識，整合研究成果，構建宏觀、穩定的知識體系，數字技術將各學科知識編織于網絡結構中，構建多學科知識關聯圖譜，實現知識整合與應用。

　　學科交流深入方面，知識生產是知識創造、傳播與應用的過程，新的知識增長點誕生于學科交叉空白地帶，重大前沿問題需要多學科交叉、統合、匯聚，進行集群式知識生產和彌散式知識應用，數字技術降低學科合作交流成本，通過在線平臺等渠道，不同學科學者實時分享成果、交流心得，共同解決復雜問題，打破學科壁壘，傳播和擴散觀點和理論，為跨學科交流與合作提供契機，加速知識更新。

　　三、數字時代公共管理學的科學研究

　　科學研究的根本目的是對事物本質的研究和探索，把現實問題背后的邏輯機制提煉為基礎性理論。當代公共管理科學研究面向中國式現代化實踐，在總結新實踐經驗中提出新理論問題，數字技術發展使數字應用形態日益豐富，公共管理科學研究轉向以數字議題為導向、以數字技術為基礎、以數字實踐為支撐的前沿研究。

　　(一)面向學術前沿的科學研究

　　科學研究需要研究方法對現實問題進行學理化和科學化闡釋，需要研究組織支持、可研究議題和科學化研究方法。公共管理研究者以研究組織為平臺，通過數據挖掘等方法探索公共問題本質和規律，為政府管理和決策提供理論指導和行動策略，數字技術為知識傳播和應用提供平臺，推動科學研究發展。

　　研究組織前沿方面，前沿學術研究需要前沿研究組織作為平臺支撐，高校、智庫、政府和企業等組織在推動公共管理學科學研究中發揮重要作用，高校和智庫是研究基地，擁有學術資源和人才，提供研究平臺;政府和企業提供實踐平臺，驗證和完善理論，推動成果應用，轉化為政策和措施，不同組織互動合作，推動研究深入發展，支持理論轉化和實踐創新。

　　研究議題前沿方面，數字技術廣泛運用推動新一輪科技革命發展，公共管理學者需敏銳發現新研究方向，拓展和更新學術議題，適應數字時代需求，數字政府、技術治理、智能決策、智慧城市等前沿議題成為研究重點，圍繞數字技術對公共管理學科和實踐的影響，探討治理新模式對政府管理和社會運行的系統性變革，體現學術前沿性。

　　研究方法前沿方面，學術議題更新需要匹配研究方法，傳統人文社會科學質性研究方法無法跳出小數據思維定式，缺乏對復雜議題的解釋力，需借鑒計算機科學的大數據和計算思維重塑研究方法，數據分析工具和數據挖掘技術發展，社會科學研究進入以大數據為支撐的第四次研究范式，海量、即時、動態、多樣的數據和先進技術成為新范式，公共管理學研究中，大數據思維是發現本質規律的有效工具，擺脫傳統方法局限，促進復雜研究重塑，以海量數據為基礎的技術為研究提供大樣本來源，消除研究者主觀性造成的模糊性和不確定性，增強結果可信度和解釋力，計算思維引入公共管理學，構建社會計算思維，有助于解釋復雜問題和研究行為活動，將社會活動抽象化和符號化，構建虛擬系統模型，基于大數據統計和推演實現智能化機器運算，揭示問題深層次原因和內在機制。

　　(二)面向技術前沿的科學研究

　　數字技術迭代發展和多維應用，社會科學研究邁入智能科學時代，公共管理領域科學研究亦是如此，數字技術為研究提供強大的數據處理和分析能力，在模擬、預測和優化復雜現象與規律方面展現優勢，推動研究范式向數據驅動和算法驅動轉型。

　　技術發展前沿方面，大數據、云計算、區塊鏈、移動互聯網、人工智能等技術發展標志著社會從信息時代轉型升級為數字時代，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推動數字技術進入新階段，通用人工智能展現潛力，這些前沿技術為公共管理科學研究提供技術支撐和動力基礎，推動研究方法創新和變革，如大數據技術提供數據處理和分析能力，云計算提供計算和存儲能力，區塊鏈提供安全可靠的數據存儲和共享方式，移動互聯網技術促進研究成果傳播與轉化，人工智能技術提供知識發現和更新能力。

　　技術應用前沿方面，數據信息爆炸式增長，超出人類研究者計算和分析能力，傳統公共管理研究受限于數據和分析能力，只能針對有限變量研究，難以觀察復雜社會系統全貌和動態變化，大數據、云計算、區塊鏈等前沿技術應用，使研究者獲取并分析公共管理領域各類數據，如社會經濟數據等，挖掘現象背后共性規律，整體理解和分析公共管理復雜性和多樣性問題，提出解決方案。

　　技術學習前沿方面，人工智能具有強大的數據處理、算法學習、模型預測等功能，可作為輔助工具應用到社會科學研究各階段，提升研究效率，其破局點體現為通過深度學習等技術分析處理多維度、多模態、多場景數據，解決復雜推演等計算問題，加速知識發現進程，建構的算法模型能夠進行大規模模擬實驗和復雜推演，對理論假設進行實證性檢驗并預測結果，助推研究成果實際應用轉化，為研究提供全流程技術支持，推動研究范式生成，提高研究科學性和準確性，拓展研究深度和廣度，實現創新發展。

　　(三)面向實踐前沿的科學研究

　　數字技術在社會各領域應用催生數字時代社會新形態，推動公共治理實踐創新，進入數字時代，公共管理實踐呈現利用大數據、人工智能求解公共治理難題的新趨勢，站在實踐前沿，公共治理問題域轉變，呈現多樣態治理實踐，為科學研究提供充足實踐經驗，支撐研究向縱深拓展。

　　公共治理問題域方面，公共管理學是凸顯問題意識的學科，要求解決公共管理實踐問題，面向實踐中的真實世界，科學研究需關注實踐問題，轉化研究成果為政策建議和管理實踐，數字時代，數字技術應用貫通公共管理實踐場域，改變政府內部結構、運行機制及政府與社會互動方式，新技術條件下公共治理問題日益凸顯，公共管理問題域不再局限于政府內部運行狀態，而是關注數字技術對政府與社會的整體性影響，深入考慮化解數字鴻溝、算法風險等技術治理難題。

　　公共治理實踐態方面，數字技術應用促進敏捷治理、平臺治理、智能治理等形態的公共管理實踐，推動治理過程中的動態調適、流程優化和主體協同，多地區推動治理數字化轉型，發揮數字技術賦能效應，如上海市 “一網統管” 實現動態監測預警和敏捷響應，廣東省 “粵省事” 政務服務平臺優化政務管理流程，提高服務效率，浙江省杭州市 “城市大腦” 實現各方實時互動，形成協同合作網絡，這些實踐為研究提供前沿案例素材，為理論拓展提供新思路和方向。

　　公共治理經驗值方面，公共治理過程中，政府部門、社會組織、企業等積累豐富治理經驗，涌現典型案例，為科學研究提供充足經驗材料和實證素材，將實踐經驗轉化為理論成果需對經驗數據進行歸納驗證和理論推導，數字時代，人工智能能夠從大量經驗性材料中發掘一般性規律，實現從感性到理性的認識飛躍，借助數字技術的知識學習、邏輯推導和數據處理能力，及時總結和提煉公共治理實踐，推動科學研究創新發展，實現從實踐到理論的深層次轉化。

　　四、數字時代公共管理學的意義建構

　　公共管理學不僅是一門學科，還是一種理念和實踐，數字時代更加強調通過有效管理理論和方式促進公共利益實現，推動社會治理創新和公正和諧，直面 “中國之問、世界之問、人民之問、時代之問”，建構服務國家數字化轉型、社會數字化變革、人類數字化生存的公共管理學勢在必行。

　　(一)服務國家數字化轉型

　　從服務國家數字化轉型意義看，公共管理學務必服務于數字國家戰略需求，助力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戰略目標實現。

　　提供理論服務方面，公共管理學應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提供科學理論指引，鄧利維等學者建議用數字國家范式取代新公共管理范式，引領現代公共行政與公共管理發展，數字時代，公共管理學核心關注點在于 “平臺即政府” 或 “算法科層制” 等在治理實踐中體現公共性，即利用數字技術實現公共利益追求和公共責任承擔，這些核心理念體現學科特色，與國家治理戰略目標緊密相連，與數字國家范式高度契合，公共管理學借鑒多學科理論和方法，形成系統學科理論框架和體系，為數字時代國家治理提供理論基礎和實踐方向，推動治理體系發展和完善。

　　提供方法指導方面，公共管理學應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提供有效方法指導，不僅關注理論層面國家治理，還注重將數字治理理論應用于實踐，解決 “數字 + 國家治理” 現實問題，深入研究國家治理數字化轉型瓶頸難題，提出管理策略和方法，支持優化國家治理體系，如政策制定方面數據賦能幫助政府科學、民主、高效制定政策，提高可執行性;政策執行方面基于算法的組織、領導和控制優化執行流程，提高效率;政策評估方面大模型科學運用幫助客觀、全面評估執行效果，為調整和優化提供依據。

　　提供人才支撐方面，公共管理學應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提供強大人才支撐，落實數字政府建設新要求，關鍵之一是培養造就具備數字意識及善用數據、善治網絡的公務員隊伍，我國雖有大量人才儲備，但部分政府人員數字素養可能無法滿足需求，缺乏信息技術知識和應用能力，影響政府數字化轉型效果，因此，有關機構尤其是高校需通過搭建教學資源、更新教學內容、改革教學方法，運用數字教學法和開展系統教學與培養，向政府部門輸送具有較高數字素養的優秀公共管理人才，他們既能掌握公共管理學基本理論、方法和技能，又能運用數字技術解決實踐問題，成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力量。

　　總而言之，建構服務國家數字化轉型的公共管理學需要站在數字國家范式層面，為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提供理論基礎和實踐方向，為數字政府治理實踐提供管理策略和專業人才，對政策制定、執行、評估等領域深入研究，形成知識體系和人才培養體系，提升數字政府工作效率，確保政策實施，推動國家治理創新發展。

　　(二)服務社會數字化變革

　　從服務社會數字化變革意義看，公共管理學致力于為數字社會提供優質公共知識產品，構建幸福舒適、和諧公正、普惠便捷的數字智慧社會環境。

　　提供公共知識產品方面，公共管理學實踐與理論的統一性使其能夠為社會公眾或組織提供具有普遍性和公共性的知識、信息或服務，為政府部門提供大型公共數據資源庫、數字圖書館等公共知識產品，推廣智慧政務 APP 知識應用、引導新文科建設與發展的知識生產與傳播等，數字技術應用為公共知識產品供給提供多樣化方式，如在線課程、科普講座、研討會等，促進知識共享，滿足多元化社會需求，擴大群體覆蓋范圍，在線學習社區為公眾營造沉浸式知識體驗和學習環境，優化公共知識服務。

　　推動社會治理創新方面，數字社會快速發展和變革，各種社會問題為數字治理所破解，對公共管理學提出新要求，推動社會治理創新，數字時代公共管理實踐關注通過大數據、區塊鏈、人工智能等數字技術解決群眾反映強烈的社會治理問題，推動智慧交通、智慧警務、數字營商環境、數字城市等高品質社會建設，倡導多元治理理念，通過數字治理協同性賦能多元主體共同參與社會治理，形成合力，推動社會治理共同體構建。

　　促進社會公平實現方面，公共管理學強調從社會現實中發現問題根源和本質，數字時代公共管理力求通過技術紅利優化公共服務體系、提升服務質量，滿足社會多元化需求，促進社會公平實現，公共管理者肩負消除數字時代 “知識鴻溝”、深化 “知識下鄉” 以及為 “銀發一族” 提供老年教育等特殊公共服務使命，智慧教育、醫療、社會保障等數字化公共服務作為公共性資源，分配和使用應遵循社會公平原則，確保公民享受均等數字普惠服務，公共管理學通過改革和優化數字政府公共服務體系，讓更多人享受高質量數字化公共服務，具體關注加強數字公共服務基礎設施建設，提高覆蓋率和可促進社會公平實現，推動數字公共服務供給方式創新，引入市場競爭機制，鼓勵社會組織和私營部門參與，提高供給質量;加強公共服務人員數字化管理和培訓，提升專業素質和服務意識，增強公眾服務體驗感。

　　總而言之，建構服務社會數字化變革的公共管理學需站在數字社會發展層面，承擔推動社會公平正義和可持續發展的使命，滿足人民公共需求，提升社會整體福祉，要求公共管理學者具備高度責任感和使命感，探索創新公共管理理念、方法和手段，關注數字社會重大問題和現實挑戰，推動多元主體協同合作，為數字社會和諧穩定和可持續發展貢獻力量。

　　(三)服務人類數字化生存

　　從服務人類數字化生存意義看，數字時代公共管理學務必胸懷天下、兼濟蒼生，堅持以人民為中心，把人民立場作為根本立場，關注人類發展和民生福祉。

　　首先，必須恪守共同價值。公共管理學需胸懷天下，強調以人為本，推動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共同應對數字時代治理危機，以人類共同利益為優先，高舉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旗幟，弘揚全人類共同價值，尋求人工智能 “賦能” 之道。中國應積極承擔大國責任，重視人工智能全球發展問題，應對挑戰，引領推進落實相關倡議、建議書和宣言，促進安全、可靠和可信的人工智能發展，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實現世界各國繁榮發展及加速實現聯合國 2030 年可持續發展目標貢獻中國力量。

　　其次，致力推動全球治理。全球化加深使各國聯系緊密，全球性問題日益突出，數字技術發展是全球治理變革重要動力，也需防范數字風險，維護國家數字主權與安全、反對數字霸權與壟斷是全球治理重要議題。全球治理體系是各國政府及國際組織合作與協調的框架和機制，公共管理學可通過推動國際合作與協調機制建立和完善，促進各國在全球性數字化問題上共同行動。公共管理學者可研究分析全球數字治理體系，理解其本質、目標、原則和機制，提供理論基礎，發現問題并提出改革和創新方案，為各國政府及國際組織應對挑戰貢獻智慧，推動全球數字治理體系發展和完善。

　　最后，務實推進國際合作。由于文化、政治和經濟差異，各國治理體系不同，導致公共管理實踐出現差異和沖突，數字技術跨地域性為全球治理國際合作帶來機遇，需加強國際合作，鼓勵各國在尊重差異基礎上，通過數字化對話、協商等方式促進相互理解與協作，有助于解決公共管理實際問題，推動全球治理體系完善。例如，利用移動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數字技術實現跨國資源信息共享，偵查國際犯罪，推進數字化國際合作，共享公共數據資源，提高全球公共服務效率和質量，縮小全球數字鴻溝，促進全球社會和諧與穩定。

　　總而言之，建構服務人類數字化生存的公共管理學需站在全球視野高度，超越國界限制，加強國際數字化合作與交流，共同應對人工智能全球性挑戰。一方面可借鑒各國全球數字公共治理經驗，完善本國數字公共管理體系，提升全球數字治理能力;另一方面可基于實證數據、理論模型和國際比較等方法拓展全球數字治理研究，提供科學化政策建議和解決方案，貢獻中國智慧，推動構建更加公正、合理、有效的全球數字治理體系。

　　五、構建面向未來的公共管理學自主知識體系

　　習近平總書記提出要 “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歸根結底是建構中國自主的知識體系”。成熟的公共管理學自主知識體系需有基于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和方法論的核心理念與假設，準確辯證把握中外公共管理實踐特殊性與普遍性，有兼具世界眼光和中國觀照的基本概念和理論觀點，有科學規范和文化特質的分析方法和技術路徑，能回答中國之問、世界之問、人民之問、時代之問。因此，公共管理學需汲取優秀傳統文化資源、強化系統理論探索、扎根本土社會實踐、構建整體知識圖景，實現學科數字治理知識自主化，形成具有中國特色、時代特征、學科特點的數字化公共管理學自主知識體系。

　　首先，汲取優秀傳統資源。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哲學社會科學的現實形態是古往今來各種知識、觀念、理論、方法等融通生成的結果。學科知識生產應立足中國實際，厚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從歷史經驗中提煉符合中國國情、具有中國特色、能解答中國問題的知識圖式。構建面向數字時代的公共管理學自主知識體系，需深入挖掘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的公共管理智慧，將中國歷史上治國理政經驗凝練為歷史性知識并融入數字治理知識體系，把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上升為數字治理文化工具的靈魂和內核，為中國公共管理學數字化發展充實歷史底蘊、奠定發展基礎。

　　其次，強化系統理論探索。中國公共管理學與制度變革和現實變革關聯密切，只有構建自己的理論知識體系，才能持續回應公共管理現實問題。數字時代，問題求解單一思維與社會治理復雜情境的張力，要求公共管理學實現理論研究范式轉換，形成適應復雜情境的系統性理論體系。基礎理論研究是構建自主知識體系的核心，需在借鑒西方數字治理范式基礎上，加強對中國話語下公共管理學基本概念、理論、范疇等基礎內容的系統性研究，構建扎根中國、連接世界的概念體系和理論框架，形成中國特色數字治理理論，豐富適應中國情境的數字治理理論性知識。在此基礎上，加強研究方法論探索，引入多樣化研究方法和分析技術，尤其是利用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等數字技術探索應用新興研究方法，如仿真實驗、模擬預測、相關分析等，為理論創新提供實證支持。

　　再次，扎根本土社會實踐。公共管理學具有鮮明實踐特性，生產能總結中國經驗、解釋中國問題、規范中國實踐的實踐性知識是自主知識體系建構的關鍵內容。具體而言：一是扎根本土社會實踐，緊密結合中國實際，解決 “中國數字治理” 和 “治理數字中國” 的公共治理問題;二是關注中國公共管理實踐中的重大議題并進行案例研究，如數字政府建設、數字城市治理創新、全域數字化轉型、數字鄉村等，總結成功經驗和典型模式，提煉中國特色數字政府建設理論和方法，豐富數字時代公共管理學實踐性知識庫;三是針對中國公共管理實踐中的挑戰和問題，提出切實可行的解決方案和對策建議，推動中國公共管理數字化轉型發展和完善。

　　最后，構建整體知識圖景。整體知識圖景的形成與發展是新時代公共管理學自主知識體系構建的終極目標，也是數字時代公共治理的變革路向。需在傳承優秀傳統文化資源基礎上，通過系統理論研究和本土實踐探索，整合再造碎片化數字治理知識，實現歷史性知識、理論性知識和實踐性知識的融合重構，形成邏輯嚴密、體系完整的公共管理學知識結構，逐步構建符合學科發展規律、有效回應時代需求的數字治理自主知識體系，推動數字政府和數字社會在新時代實現更高質量的發展和創新。

陳潭,廣州大學公共管理學院,2024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