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民主斗士：聞一多后期的政治轉變

　　在戰爭的艱難歲月中，西南聯大負起弦歌不已之責任，成就了一個教育奇跡，這與諸多聯大教師身處逆境依然孜孜于學術追求密切相關。聞一多在聯大早期亦潛心于學術研究，在長沙臨時大學南岳分校期間，他在戰爭的簡陋條件下依然潛心學術、著述不斷;在蒙自分校期間，他非常用功，除上課外從不出門，“何妨一下樓主人” 的雅號可見其專注。聞一多在致張秉新的信中談及自己在艱難時局中的自我學術堅守，在致顧毓琇信中，他拒絕到戰時教育委員會任職，只為實現學術著述之志，這種學術堅守背后是與國家患難與共、砥礪抗戰的情懷。

　　不過，1943 年前后，隨著經濟形勢的進一步惡化，以及社會愈發嚴重的貪腐和不公，聯大知識分子群體心態出現轉變征兆，聞一多此后的轉變即是集中體現。1943 年前后，昆明物價暴漲，聞一多為解決家庭生活問題掛牌治印，日益惡化的生存環境、社會政治的腐敗以及政府對思想的管控等，推動其認知立場日趨激進。

　　在社會政治思想層面，1943 年 3 月 10 日國民政府出版蔣介石《中國之命運》一書，導致聯大多數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對國民黨失去尊重和信任，費正清認為 1943 年是聯大知識分子群體 “心理上的轉折點”，聞一多也因《中國之命運》中對五四的宣戰而深受影響，其自我認知和行動抉擇發生轉變。聞一多自述因個人生活壓迫及社會政治上的可恥現象，恍然大悟 “欲獨善其身者終不足以善其身”，逐漸步出書房投身社會民主運動。

　　1944 年 9 月 25 日，聞一多在致堂弟聞亦博信中，談及中國社會現實及自己投身社會民主運動的訴求，表露了由學院學者轉向社會 “民主斗士” 的心跡。在 1944 年 5 月 3 日西南聯大歷史學會紀念 “五四” 二十五周年座談會上，聞一多主張學生有權過問國家大事，要 “里應外合” 打倒孔家店，其激進主義政治文化立場可見一斑。在 1944 年 7 月 7 日聯大壁報協會與云南大學等學校學生自治會舉行的抗戰七周年時事座談會上，聞一多批駁熊慶來的觀點，認為國家糟糕至此，知識分子應出來說話，這是政治轉變后對知識階層的整體反叛。

　　1944 年 10 月 19 日，在聯大冬青文藝社、新詩社等舉行的魯迅逝世八周年紀念晚會上，聞一多向魯迅懺悔，表達自我反叛與自我懺悔心跡，展現了由 “何妨一下樓主人” 轉變為社會 “民主斗士” 的心理軌跡。1946 年 2 月 22 日，聞一多在致信中敘及近兩年來心跡轉變及政治擔當，表明轉向激進主義、投身民主政治的內心，于 1944 年 9 月以個人身份加入中國民主同盟，以 “救火” 心態投入民盟政治工作，其 “民主斗士” 的行動抉擇與政治擔當由此可見。

　　對聞一多等聯大后期激進派教師而言，因生活艱難、政治腐敗和社會不公而趨向政治化，邁出大學象牙之塔批判社會現實、投身民主政治活動，聯大早期學院文化氛圍逐步瓦解，激進主義思潮風起云涌，聞一多的政治轉變是典型癥候，聯大后期朗誦詩創作的興起即是此種政治文化思潮的產物。

　　二、詩的價值論：聞一多對朗誦詩的倡導

　　聞一多等激進派教師的政治轉變引發了聯大后期政治文化氛圍的轉變，對包括詩歌創作在內的聯大文藝活動影響深遠，政治轉變后的聞一多身體力行地倡導、指引聯大學生的朗誦詩創作。

　　作為學院派教師，聞一多政治文化立場激進轉變的背后是文學立場的悄然位移，對政治詩學在聯大的興起影響深遠。1944 年夏，聞一多在聯大冬青文藝社作《詩與批評》演講，將重視 “詩的宣傳內容” 稱為 “詩的價值論者”，將注重 “詩的語言美” 稱為 “詩的效率論者”，主張詩與時代同呼吸，重視 “詩的價值論”，強調詩歌對公眾世界的介入，與其早期詩的 “效率論” 主張不同。從強調宣傳 “必須是一件藝術作品” 到突出 “詩的價值論”，可見其文學立場的顯著轉變。

　　在文藝界聚會上，聞一多以 “救火” 譬喻文藝家從事政治活動，在這種心態下，伴隨著詩學立場與美學趣味的改變，他轉而在聯大積極倡導朗誦詩創作。1943 年 10 月 27 日，聞一多在 “歷代詩選 (唐詩)” 課堂上突然講解田間的詩，以政治擔當情懷倡導、贊頌現實的、粗獷的、力的美學，田間的朗誦詩因其介入現實的戰斗性而被贊賞，這在日趨激進的聯大學生中引發廣泛影響。

　　此后，聞一多在多個場合表達對文學政治效應和社會功用的重視，強調詩歌與公眾世界的關聯，推崇政治詩學，積極倡導朗誦詩創作。1944 年 5 月 8 日，聯大國文學會主辦 “五四” 文藝晚會，聞一多作 “新文藝與文學遺產” 發言，強調文學與政治結合，要 “出塔”，打倒孔家店、摧毀象牙塔，對文學政治效應的訴求顯著。

　　1944 年 7 月 9 日，新詩社舉行詩歌朗誦晚會，聞一多就朗誦詩發表看法，認為朗誦詩對象是大家，應朗誦給人民大眾聽，堅定了新詩社對朗誦詩的倡導。1945 年 5 月 2 日，新詩社舉辦詩歌朗誦晚會，聞一多指出文學有功利性，詩是政治工具，呼吁需要通俗的朗誦詩等，在《五四與中國新文藝》一文中進一步指出目前最恰當的文藝形式是朗誦詩和歌劇。

　　聞一多對朗誦詩的倡導旨在追求詩歌對公眾世界的介入及其社會價值的實現，表征著政治詩學的興起，與其后期政治文化立場吻合，體現激進性，也喻示著對自己所屬知識階層審美趣味的徹底反叛，在《艾青與田間》的演講中有著集中表達，其對知識階層審美趣味的反叛等是聯大后期激進政治文化氛圍的癥候，表征著激進政治詩學的發生，促成了朗誦詩創作在聯大的興起，新詩社、文藝社的成立及其朗誦詩創作是直接文學回應。

　　三、對公眾世界的介入：朗誦詩在西南聯大的興起

　　聞一多后期政治立場及詩學理念的轉變在聯大學生中產生深遠影響，新詩社的成立及其對朗誦詩的倡導是文學影響的結果和藝術見證。新詩社醞釀成立時邀請聞一多為導師，1944 年 4 月 9 日，聯大十二位同學請聞一多擔任導師，在其指導下歸結出新詩社四條綱領，新詩社的成立是聯大后期政治文化氛圍在文學層面的表征，朗誦詩逐步成為聯大校園詩歌潮流，與穆旦等人的現代主義詩歌創作不同，聞一多是重要引發者、指導者，詩朗誦是新詩社活動主要方式。

　　新詩社是聯大后期力推朗誦詩創作的重要文學社團，成員眾多，何達是代表性詩人，另一個積極倡導朗誦詩創作的文學社團是文藝社，1945 年 3 月 26 日成立，不少會員同為新詩社成員。

　　在聯大后期激進政治文化氛圍里，新詩社積極從事朗誦詩創作并多次舉辦詩歌朗誦會，反響不俗，吸引廣大聯大學生參與創作，其朗誦詩創作對公眾世界的介入、對文學社會政治效應的訴求得到聞一多贊賞，新詩社側重 “詩可以群” 的詩學效應，重視詩歌與公眾世界的關聯，朗誦詩創作成為參與社會活動的有效方式。

　　對新詩社、文藝社等聯大后期文藝社團而言，朗誦詩創作是投身社會運動的手段與武器，背后有鮮明政治詩學訴求，在 “一二・一” 運動中集中體現，新詩社成員創作大量戰斗詩歌，朗誦詩是宣傳形式之一，與運動形成緊密互動，將文藝政治性追求推向極致。

　　以新詩社為代表的朗誦詩創作是聯大后期政治文化的文學呈現與藝術見證，表征著政治詩學的興起，對公眾世界的介入是顯著特質，聯大后期的朗誦詩創作是在激進政治文化氛圍里，以詩歌作為介入公眾世界的手段與路徑、打破詩創作與實際生活距離的產物，是新的文學趨向，需放置于整體文學趨向轉變的歷史語境中考察，朱自清對朗誦詩的分析精辟，聯大后期政治文化氛圍日趨激進，朗誦詩逐漸流傳開來。

　　為達到鼓動、宣傳效果，朗誦詩在詩歌語言選擇上有自身特點，語言淺白易懂、比較夸張、多用重復語言，何達是聯大后期朗誦詩創作代表人物，其作品充滿田間式 “鼓點”，語言短促、激烈，傳達強烈情緒，在 “一二・一” 運動中廣為流傳，朗誦詩是集體的、聽覺的藝術，其風行折射出聯大政治文化氛圍的日趨激進，“一二・一” 運動中朗誦詩創作的繁榮及獲得廣泛認同是聯大政治文化氛圍與詩歌創作互動、轉化的典型例證，顯現了朗誦詩介入公眾世界、打破創作與現實生活距離的藝術力量，這也是西南聯大朗誦詩創作的詩學意義所在。

　　余論

　　自 1943 年 10 月聞一多在課堂上朗誦田間詩作開始，朗誦詩逐步在聯大校園流傳開來，在其指導、影響下，新詩社、文藝社等文藝社團積極倡導朗誦詩，成為聯大后期蔚為壯觀的文學現象。在詩學層面上，聯大的朗誦詩創作是社會激進思潮的反映，是聯大后期政治文化氛圍轉變的文學癥候，表征著介入公眾世界的政治詩學的興起。

　　朗誦詩在聯大后期的風行提醒我們，指認西南聯大詩人群整體學院文化特征時不要掉進本質主義陷阱，西南聯大詩歌創作路徑異質多維，既有現代主義詩藝探索，也有朗誦詩創作，非學院化現代主義詩歌所能概括。發掘西南聯大朗誦詩的源起及創作，有助于照亮被本質化簡化敘事遮蔽的歷史層面，呈示立體豐富的詩歌創作圖式，凸顯新詩特殊的詩學壓力及其具體復雜的創作實踐。

鄧招華,汕頭大學文學院,2024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