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近年來，日本政府不斷強化經濟安全保障的制度設計、政策措施和實施力度，提出了一系列經濟安全新內涵和新主張。在日本強化經濟安保政策之后，很多學者從不同角度進行解讀，既有從國際格局調整和大國地緣博弈激烈化方面進行的分析 [1]，也有從新冠肺炎疫情的刺激和加速作用方面進行的分析 [2]，還有從全球產業鏈供應鏈重構方面進行的分析 [3]，已有研究豐富了我們對日本經濟安保政策的認識。本文旨在從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角度作一探討。

　　日本強化經濟安保政策是多種因素共同推動的結果，其中既有經濟動因也有政治動因。馬克思主義認為，生產關系是 “決定其余一切關系的基本的原始關系”[4]，政府政策等上層建筑領域的變革，都根源于生產關系這一最基本層次上發生的變革。從這點上講，日本強化經濟安全保障政策的最基本原因在于經濟領域，是日本對經濟領域變革的主動應對。

　　這就觸及一個核心問題：日本強化經濟安保政策的 “經濟動因” 都有哪些?進一步看，這種政策能否真正增進日本的國家經濟利益?為解答上述問題，本文引入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 的分析視角，首先從經濟基礎解析經濟安保政策的任務和限度，進而闡述日本經濟安保政策的已有實踐和新要求、新內容;其次從任務角度入手，剖析日本強化經濟安保政策的經濟動因，并結合日本近期政策闡明經濟動因的內涵異化及所致后果;再次從限度角度入手，探討日本強化經濟安保政策的制約因素;最后給出結論。

　　一、從經濟基礎解析經濟安保政策及日本實踐

　　一般認為，“國家經濟安全” 是指國家最為根本和重要的經濟利益不受傷害①，因此國家經濟安全的本質是國家經濟利益問題 [5]。國家利益是指一個主權國家在國際社會中生存需求和發展需求的總和，國家安全面臨的壓力和風險因素等問題也可以劃分為生存安全問題和發展安全問題 [6]。需要進一步追問的是，什么決定了國家經濟利益?或者說，國家經濟利益的來源是什么?對這個問題的不同解答，構成了不同流派國家經濟安全思想的分水嶺。西方主流國際關系理論對國家經濟利益的分析脫離了具體的社會經濟形態，把國家經濟利益視為某種超歷史或非歷史的存在;馬克思主義強調從現實的、具體的經濟基礎出發理解國家經濟利益，并從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 視角理解國家經濟安全保障政策。

　　(一)理論基礎：經濟基礎決定經濟安保政策的任務與限度

　　作為一種政府政策，經濟安保政策本質上是作為上層建筑的國家利用其所掌握的政治權力，對經濟基礎施以反作用的過程。為了更深入地認識日本的經濟安保政策，有必要從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 視角出發，對經濟安保政策的任務與限度作一簡單介紹。

　　第一，經濟基礎決定了國家利益的來源，進而規定了經濟安保政策的任務。人類在其物質生活的生產過程中，依賴于特定的生產力，形成了一定的生產關系，其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基礎;同時，人們又依賴于一定的經濟基礎，形成了國家等上層建筑 [7]。也就是說，經濟基礎決定了上層建筑的產生、特征和性質，國家必須服務于自身賴以存在的經濟基礎。因此，國家利益來源于國家的經濟基礎，國家安全就是要維護現有經濟基礎以及在此基礎上建立的整體社會秩序 [8]。這就解釋了為何不同國家或同一國家在不同時期的經濟安保政策存在差異，這根源于國家的經濟基礎不同，由此導致國家對經濟利益核心內容的界定不同。

　　承認國家經濟利益與經濟基礎的本質聯系，意味著真正的問題開始浮現。但是，抽象地談論經濟基礎是不夠的，還必須從抽象轉化為具體，分析全球化時代的生產關系及其總和(即國際經濟基礎)。審視全球化時代的經濟現實，國際經濟基礎主要包括國際分工體系、人們在國際分工體系中的地位和相互關系以及由前兩者決定的國際利益分配格局等 [9]。但是，與國內不同的是，國際社會處于 “無政府” 狀態，由多個權力中心組成，國際分工體系的主導者不僅能獲得更多的經濟利益，還將在國際政治格局中處于主導地位 [9]。因此，國際分工地位成為國家經濟生存狀態和發展水平的集中體現，各國在國際分工體系中的地位變化將引起國際利益格局乃至權力格局的變化。

　　于是，經濟安保政策至少包括兩個方面的任務：其一，通過參與國際分工實現本國生產生活的順利進行，以滿足國內需要;其二，維護或爭取有利于本國的國際分工地位，以獲得更大的國際分工利益。為此，各國需要保證戰略資源穩定供應(如能源、糧食和礦產安全)、對外貿易暢通(貿易安全)、資金融通順暢(金融安全)、合理利用外來資本(外資安全)、對外投資平穩發展(對外投資安全)、產業自主可控且具有競爭力(產業安全)等。

　　第二，經濟安保政策能夠反作用于經濟基礎，但其效果受制于現有經濟基礎。國家等上層建筑一經產生，就具有了相對獨立性，能夠影響經濟基礎，幫助經濟基礎形成、鞏固和發展 [7]。在實踐中，上層建筑與經濟基礎之間存在著適應或者不適應的情況，其反作用效果表現為促進作用和阻礙作用兩種情形。但是，上層建筑對經濟基礎的反作用，從其源頭和結果來看，絕不能與經濟基礎對上層建筑的決定性作用相同，因為上層建筑反作用于經濟基礎的可能性，是由于上層建筑要從經濟基礎得到發展的力量而來的 [7]。因此，經濟安保政策的作用效果受制于現有經濟基礎。

　　以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為例。從其國內看，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安保政策會面臨勞動與資本之間的對抗性矛盾、不同資本之間的分化競爭、資本積累所引起的經濟失衡等多重矛盾，這些矛盾是破壞經濟安保政策效果的根本因素，但消除這些因素等于否定資本主義制度本身 [10]。從國際看，各國只有在國際分工體系中提升地位，才能實現其國際經濟政治地位的變化 [11]，發達國家謀求強化其國際分工優勢地位，發展中國家力求改變其國際分工劣勢地位。由此，每個國家的經濟安保政策及其效果都要受到既有國際分工體系以及本國與他國分工關系的制約。

　　這意味著，任何國家的經濟安保政策都存在著無法逾越的制度邊界。有效的經濟安保政策不僅要適應其國內的制度條件、產業結構和市場秩序，還要適應國際分工體系的變動。一旦內外矛盾的累積和深化超過了國家的制度承受力，就必然造成經濟安保政策的制度性失靈，甚至釀成經濟和政治危機 [10]。

　　(二)日本實踐：日本經濟安保政策的重點以及新要求、新內容

　　作為資源匱乏、市場狹小、地窄人稠的島國，日本經濟的生存和發展都高度依賴于以國際分工體系為載體的國際經濟基礎，日本要利用全球資源和開拓全球市場以實現本國生存和發展。因此，日本經濟安保政策的核心目標就是保障其在國際分工體系中的生存力和競爭力。

　　當然，并不是每一個領域、產業或部門都關系到日本的生存力和競爭力，從而成為日本經濟安保政策的保障對象，只有那些能夠影響經濟社會全局和國民經濟在較長時期內可持續發展的領域、產業或部門才能成為日本經濟安保政策的保障對象。從以往實踐看，日本經濟安保政策的重點領域是資源安全、貿易安全和產業安全。

　　其一，確保海外資源的穩定供應，以滿足國內生產生活需要。對于國內資源匱乏的日本而言，海外資源特別是能源和礦產等戰略資源的穩定供應是國內進行生產的基本前提。日本的資源安全主要體現在供給的穩定性上，即能否保障生產和生活所需的各類戰略資源，能否有效防御影響資源供給的突發事件，以及能否確保海上運輸線的安全。

　　其二，擴大海外市場份額，以彌補國內市場不足。對于國內市場狹小的日本而言，擴大對外貿易是實現產品價值的必然舉措。日本的貿易安全主要體現在擴大海外市場方面，即能否獲得足夠大的海外市場份額。

　　其三，維護和增強產業競爭力，以鞏固和提升國際分工地位。對于地窄人稠的日本而言，產業競爭力是國家長期發展的基石。作為在國際分工體系中長期占據有利地位的國家，日本的產業安全主要體現在能否掌握核心技術，能否主導全球高科技產業發展，以及能否在前兩者基礎上形成對國際分工體系的控制力。

　　2020 年前后，國際形勢急速變化，日本政府感到有必要強化經濟安保政策。2020 年 12 月，自民黨政務調查會重新審視了以往的經濟安全保障戰略，并發布《關于制定 “經濟安保戰略” 的建議》。該建議認為，2013 年制定的《國家安全保障戰略》并沒有明確如何從經濟方面實現日本國家利益;與此同時，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特別是數字化轉型的推進，國家生存和發展的基礎不僅包括資源等傳統領域，還擴展到了網絡空間 [12]。這說明，日本政界清晰地認識到，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及其帶來的國際經濟基礎變革要求日本調整經濟安保政策。

　　從根本上看，新一輪科技革命催生了以數字產業和綠色低碳產業為代表的新興產業，新興產業必然帶來新的國際經濟基礎，當前恰好處于新舊兩種國際經濟基礎的轉換期，即原有的國際分工體系、現存的各國國際分工地位、既有的國際利益分配格局都已經進入動蕩變革階段。國情的特殊性決定了日本對國際經濟基礎變革具有高度的敏感性。一方面，新興產業的發展正在重塑國際分工體系，而日本國內經濟又離不開國際分工體系的支撐和影響，所以全球新興產業發展將影響日本國內經濟的生存和發展，例如對解決長期低增長和人口老齡化等問題是一個難得的機遇;另一方面，隨著國際分工體系重塑，各國的國際分工地位和國際利益分配格局也將重構，日本原有的國際分工地位和國際利益分配份額正在遭受巨大沖擊，日本能否維護其既得利益者地位，取決于能否有效應對國際分工體系重塑帶來的挑戰。為了抓住機遇、應對挑戰，日本政府連續出臺一系列措施強化經濟安保政策。

　　在國內，日本以強化經濟安保體制為中心，主要加強國內產業鏈供應鏈建設和推動科技創新。在新冠肺炎疫情暴發初期，日本只是在能源、食品、衛生等領域強化經濟安保政策;此后，日本不斷從整體的制度設計上強化經濟安保政策。2022 年 5 月，日本通過《經濟安全保障推進法》，該法案規定了 4 個方面內容：其一，確保關鍵物資穩定供應;其二，確保關鍵基礎設施安全;其三，促進尖端技術開發;其四，專利保護制度 [13]。日本于 2022 年 12 月 16 日公布的新版《國家安全保障戰略》中，首次在國家安全戰略層面明確納入經濟安保政策 [14]，該戰略再次強調要強化供應鏈、加大先進技術信息收集、加強投資審查和出口管制、在關鍵基礎設施領域采取政府采購等。

　　在國際，日本鼓勵海外企業回歸本土和多元化投資，例如推出 “作為供應鏈對策的促進國內投資補貼” 的傾斜政策，支持高度集中在單一國家或地區的產品供應鏈遷回國內。在政策引導下，村田制作所、三菱電機、TDK 株式會社等知名半導體企業大幅增加核心零部件的在日生產比例 [15]。此外，日本將東盟國家視為穩定海外供應鏈的關鍵支點，對從事半導體等行業的日企給予補助金，積極引導日本企業向東盟投資。日本大型半導體企業已經著手調整海外生產布局，例如 2022 年索尼計劃投資約 100 億日元在泰國建立新的半導體芯片制造廠，新工廠將生產自動駕駛汽車的圖像傳感器芯片，這將使索尼在泰國產能大漲 70%[16]。

　　二、日本強化經濟安保政策的經濟動因及其異化

　　日本強化經濟安保政策的經濟動因可以歸結為 “風險規避動因”①和 “經濟競爭動因” 兩類：風險規避動因作為表面動因，是對新興產業供應鏈對外依存度過高的回應，是為了規避緊急狀態下正常生產生活過程中斷的風險;經濟競爭動因作為深層動因，則是搶占國際分工制高點，是為了確立在新興產業國際分工體系中的有利地位。但是，隨著日本經濟安保政策的持續推進，風險規避的過度安全化和經濟競爭的高度政治化使得日本經濟安保政策發生畸變，“泛安全化” 趨勢日益凸顯。

　　(一)日本強化經濟安保政策的風險規避動因

　　作為數字產業和綠色低碳產業中的核心產業，半導體和蓄電池等產業將是未來社會經濟發展、基礎設施運行和國民生活的基礎，是新的戰略資源。為了保障國內生產生活需要，日本就要保證半導體、蓄電池等戰略資源的穩定供應。但是，日本的數字產業和綠色低碳產業存在明顯的脆弱性，日本政府試圖積極將供應鏈調整為以本土為中心且更有韌性的運轉模式，以此規避 “斷鏈”“斷產”“斷供” 等風險，提升應急應變能力。

　　以半導體產業為例。半導體不僅具有非常廣泛的工業應用，而且構成了 “數字社會的神經系統”。從外部風險看，全球半導體產業的專業化分工非常徹底，其供應鏈網絡涉及種類繁多的原材料、成千上萬的零部件和層級眾多的供應商，供應鏈網絡上的某個鏈條或關鍵節點遭遇沖擊都會導致 “斷鏈”;加之國際環境日趨復雜，日本半導體供應鏈的 “斷鏈” 風險大幅上升。從內部風險看，全球半導體產業的生產方式是 “模塊化分工 + 全球外包”，具體包括制造模塊(含設計、制造和封測 3 個環節)、材料模塊和設備模塊，其產品包括邏輯芯片、存儲芯片和 DAO(分立器件、模擬和其他)。日本在半導體材料和設備模塊還擁有相當強大的技術優勢，但是在制造模塊已經完全喪失了主動權，國內芯片制程水平低(停留在 40nm)，生產能力嚴重不足。

　　針對上述問題，日本努力提高半導體產業鏈本土化水平，確保能在緊急狀態下維持生產和生活穩定。

　　第一，增加國內產能，確保半導體生產和供給能力。從產能看，2019 年日本半導體產能占全球 17%，相比其他國家和地區并不算少，但是用于處理數據的邏輯芯片產能很少，即便是 28~45nm 成熟制程也只占全球產能 5%。為解決此問題，日本積極吸引全球著名半導體企業赴日投資。2021 年，日本政府追加補充預算 6170 億日元，直接用于支持引進先進半導體生產基礎建設 [17]，并邀請全球著名半導體企業赴日建廠，例如鎧俠公司與西部數據聯合在日本北部建立閃存制造廠，美光科技也宣布在日本設立代工廠。

　　第二，以大帶小，重建本土半導體產業生態。當前，日本半導體產業尚有大量頗具競爭力的中小企業，但是除了設備和材料領域外，大型鏈主企業日益衰微。日本半導體產業的衰敗，其實是大型鏈主企業競爭失敗的必然結果。從供應鏈角度看，大型半導體制造企業就像金字塔的塔尖，中部和底部企業與大型制造企業就像塔身，它們相互支撐和協同，才能真正形成完整的產業鏈體系 [18]。日本政府之所以吸引全球著名半導體企業赴日建廠，原因在于：其一，這些企業都是全球半導體制造領域的大型鏈主企業;其二，廠址所在地及周邊匯集了眾多的本土半導體企業。日本政府的用意不僅在于當地的半導體制造設備和材料供應商能夠為大型鏈主企業提供支持，更在于這些大型鏈主企業能夠吸引各種各樣的附屬投資，這樣可以重建本土半導體產業生態系統，增強半導體產業的穩定性和多樣性。日本著名半導體專家黑田忠廣評論此舉時認為：“巨大的樹木出現，就可以讓地下的網絡重新煥發青春”[19]。

　　(二)日本強化經濟安保政策的經濟競爭動因

　　隨著經濟社會的數字化和綠色化轉型，半導體、蓄電池等新興產業在經濟社會中的重要性提升，這些產業的國際競爭力直接關系到日本在國際分工體系中的地位，決定著日本在國際利益分配格局乃至國際權力格局中的地位，因此它們所涉及的不再是部門利益，而是全局利益。但是，日本新興產業的國際競爭力正在持續下降，這種趨勢讓日本感受到了強烈的危機，日本擔心新興產業國際競爭力持續喪失會侵蝕長期發展基礎。日本前經濟安保擔當大臣小林鷹之強調，“完善日本優勢并建設世界所需的領域將是經濟安全的支柱。如果我們不創造需要保護的東西，我們將無法增強我們的國力。這不僅僅是關于防守，而是關于發展優勢。”[20] 因此，提升新興產業的國際競爭力也是日本強化經濟安保政策的經濟動因。

　　仍以半導體產業為例。以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出現為標志，數字經濟對算力的需求暴漲，算力已成為支撐和推動數字經濟發展的核心力量，可以說 “算力(芯片)就是生產力”。但是，日本半導體產業已經從世界級強國下降到普通強國。從產品端看，日企在最重要或者規模最大的門類(如存儲芯片、CPU 芯片、GPU 芯片、3G/4G/5G 通信芯片)幾乎沒有存在感。數字經濟對邏輯芯片(以 GPU 和專用芯片為代表)的要求越來越高，邏輯芯片的設計和制造等方面都要同步升級。日本芯片制造水平與國際最先進水平(當前是 3nm/2nm 制程)差距非常大，在新一代半導體技術特別是尖端邏輯芯片的研發、設計和制造方面明顯落后。

　　出于增強半導體產業國際競爭力考慮，日本一方面推動新一代半導體技術的科學研究，另一方面加強尖端邏輯芯片的設計與制造能力，并積極引進國外先進技術。

　　其一，日本將科學研究與經濟安保更緊密地結合在一起，積極推動新一代半導體技術研發。日本著名政論家船橋洋一指出，日本 “不應僅從‘保護’的角度來看待經濟安全”“這里最大的挑戰是促進科學、技術、研發和創新。”[21] 2022 年《科學技術創新白皮書》專門設置 “經濟安全保障” 內容，并提出 “為了提高日本的技術優勢，確保在國際社會中的不可或缺性，政府必須大力促進和培育重要技術的研究開發”[22]。2022 年 6 月，日本政府設立 “經濟安全保障重要技術培育計劃”，該計劃是國家級的前沿尖端技術資助計劃，AI 技術、量子技術、機器人工程學、尖端傳感器技術、尖端能源技術以及新一代半導體材料和制造技術是重點資助領域 [23]。2022 年 11 月，經產省成立了 “技術研究組合・最尖端半導體技術中心”(LSTC)，該中心由東京大學等 8 家機構聯手建設，被視為下一代半導體量產技術的研究開發基地。

　　其二，培育本土企業拉辟達斯(Rapidus)，推進尖端邏輯芯片的設計與制造。2022 年 8 月，豐田汽車、日本電信電話、索尼、軟銀、日本電氣、電裝、鎧俠和三菱 UFJ 銀行等 8 家公司共同投資成立了半導體企業 Rapidus，旨在實現下一代半導體本土化生產，專攻用于人工智能、超級計算機、自動駕駛、智慧城市等特定領域的尖端邏輯芯片制造，目標是 2027 年量產 2nm 芯片。Rapidus 肩負日本尖端邏輯芯片設計與制造的重任，公司成立后，日本政府不斷為其提供補貼，例如 2022 年 11 月，經濟產業省宣布提供 700 億日元補貼;2024 年 4 月，經濟產業省宣布該年度將向 Rapidus 最多提供 5900 億日元補貼 [24]

　　其三，開展國際合作，積極引進國外先進技術。日本清醒地認識到，在國內基礎欠缺的條件下，僅依靠自身努力難以在短時間內趕上國際先進水平。于是，日本將更大的希望寄托在國際合作特別是對美合作上。LSTC 與比利時微電子研究中心(IMEC)、美國國家半導體技術中心(NSTC)等國外科研機構達成合作，以強化日本尖端半導體的研發實力;Rapidus 除了與 IMEC 開展合作外，還與美國 IBM 公司締結了戰略伙伴關系，Rapidus 成立之初就獲得了 IBM 的 2nm 芯片技術，并在 2024 年 6 月與 IBM 就 2nm 芯片先進封裝技術達成合作，旨在推進大規模生產 [25]。

　　(三)風險規避和經濟競爭的異化與 “泛安全化” 趨勢凸顯

　　自 2022 年以來，日本進一步強化經濟安保政策，新一輪的經濟安保政策強化日益凸顯出 “泛安全化” 趨勢①。所謂 “泛安全化” 是指一項政策的安全屬性不斷增強的過程 [26]，特別是將經濟安全跨越到傳統安全領域并和地緣政治結合在一起。日本經濟安保政策 “泛安全化” 主要表現在新興產業領域的經貿政策重心從正常競爭逐步讓位于建設 “小院高墻”[27]。例如 2023 年 7 月，日本政府以強化經濟安全為由加強尖端半導體設備出口管制，將 23 種關鍵芯片制造設備納入出口管制名單，并以 “白名單” 形式將 160 多個國家排除在外②，這些均屬于制造 10~14nm 及以下尖端芯片的半導體制造設備。再例如日本開始配合美國共筑 “俱樂部式” 新興產業及關鍵技術聯盟，日本宣布加入 “印太經濟框架”(IPEF)，并推動各成員國于 2023 年 5 月達成彈性供應鏈協議;此外，日美自 2022 年開始舉行經濟版 “2 + 2 ” 會談，此后不斷加強在尖端半導體、人工智能等領域合作 [28]。

　　“泛安全化” 趨勢形成和凸顯的原因在于日本政府對經濟安保政策的任務設定發生了變化，這種變化使得風險規避和經濟競爭的內涵發生異化。在國際經濟基礎變革背景下，各國對經濟安保政策作出適當調整確有其必要性，但是不能泛化國家經濟安全。嚴格地講，風險規避是指考慮到某些活動存在損失的可能性較大時，采取主動放棄或加以改變的方式以避免相關風險的策略，例如各國出于穩定經濟增長需要而提升供應鏈韌性是合理的，但是供應鏈斷裂風險不同于傳統安全風險，各國不應借機將非傳統安全問題傳統安全化。經濟競爭是指各國有意識地在經濟領域進行爭奪、較量和爭勝的活動，例如世界各國在制定經濟安保政策時，普遍會將獲取競爭優勢作為關鍵一環 [23];但是經濟競爭屬于低政治化領域，各國不應采取地緣政治思維和手段謀求經濟競爭優勢。

　　在新一輪的經濟安保政策強化過程中，雖然日本政府仍聲稱所出臺的政策是為了 “規避經濟安全風險” 和 “提升經濟競爭力”，但是從實際內容來看，風險規避和經濟競爭的內涵都已經發生了異化，具體表現為風險規避的過度安全化和經濟競爭的高度政治化。

　　所謂 “過度安全化” 是指日本政府有意識地在規避經濟安全風險時強化其傳統安全色彩，從而導致風險規避議題過度安全化，尤其是過度傳統安全化。新興產業和關鍵技術領域安全風險的邊界日益模糊且難以溯源，日本有意利用了這種特征，對經濟安全風險的判斷愈發偏激，大肆宣揚所謂 “經濟脅迫”，利用各國對新興技術安全風險的共同擔憂為日本出臺相應的傳統安全措施烘托氛圍、提供借口，并稱其為 “保障自身安全”[29]。

　　所謂 “高度政治化” 是指日本政府有意識地運用地緣政治思維和手段服務于經濟競爭目標，從而使經濟競爭議題高度政治化。在新興產業領域，日本雖然掌握著一些關鍵環節，但是早已沒有了全技術領域和系統性開發的能力 [30]。但是，日本政府刻意營造焦慮和恐懼的氛圍，傾向于使用壓迫方式而非對話、談判等合作方式對待國際經濟競爭，同時跟隨美國實施單邊主義和保護主義措施，把經濟安保政策打造成盟伴網絡的重要載體，增大對于他國產業升級進程的阻礙效應和破壞效應 [25]

　　總之，正是風險規避和經濟競爭的內涵異化導致日本經濟安保政策的 “泛安全化” 趨勢日益凸顯。

　　三、日本強化經濟安保政策的制約因素

　　從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 的原理可知，當經濟安保政策適合經濟基礎發展需要時，經濟安保政策就能獲得微觀經濟主體的普遍支持，從而取得較好的實施效果;當經濟安保政策不適合經濟基礎時，經濟安保政策就無法獲得微觀經濟主體的普遍支持，從而無法取得較好的實施效果。具體而言，影響日本經濟安保政策實施效果的因素主要包括勞動力雇傭、企業之間關系、政府和企業關系、國際經濟關系等 4 個方面。

　　(一)勞動力雇傭方面：缺乏足夠的勞動力與經濟安保政策相匹配

　　日本強化經濟安保政策，無論是構建以日本本土為中心的產業鏈還是發展新興產業，都需要一定數量和素質的勞動力與之匹配。有些學者從企業層面指出，勞動力是供應鏈韌性的第一要素。在現代供應鏈中，勞動力不僅是成本，更是成熟的組織沉淀下來的知識載體，特別是對于大規模制造業，強大的人力組織更是必不可少。因此，組織嚴密且高素質的勞動力群體是供應鏈韌性的重要支撐，甚至可以說 “勞動力是供應鏈的‘肌肉’”[18]。但是，日本經濟的一個基礎性缺陷就是缺乏足夠多的勞動力特別是專業人才，經濟安保政策急需的人才團隊和就業信心建設更是任重道遠。

　　首先，日本國內勞動力數量短缺。2010 年日本勞動年齡人口為 7920 萬，占總人口比重為 63.2%，而 2022 年相應數值分別為 7173 萬和 58.8%，未來勞動力減少趨勢將進一步加重。勞動力數量減少帶來勞動力短缺問題，自從 2014 年以來，日本的有效求人倍率開始高于 1，除個別時期外，近些年始終維持在 1.3 左右的高位，個別年份達到 1.6 以上(2018 年)[31]。目前，與經濟安保政策關系密切的制造業、建筑業、信息通信業等行業都出現了勞動力短缺，中小企業的情況最為嚴重 [32]。

　　其次，專業人才短缺是勞動力短缺的集中表現。以 IT 產業為例，根據相關推算，日本 IT 人才在 2019 年達到頂峰，此后逐漸下降，但是 IT 市場規模和人才需求卻在不斷擴大，到 2030 年將出現 59 萬左右的人才缺口，而且人才平均年齡將不斷上升。該預測是 2017 年公布的，尚未考慮到數字經濟新業態(如生成式 AI)對 IT 人才的巨大需求。再以半導體制造為例，1999-2019 年，日本半導體相關產業(包括半導體元件、芯片和制造設備)從業人員由 230861 人降低到 168002 人，減幅高達 30%[33];日本電子信息技術產業協會(JEITA)2023 年預測，未來 10 年內，8 家主要半導體制造商將需要額外的 40000 名人力資源 [34]，如果考慮到材料和設備制造商以及外資制造商，則將面臨更大的人力缺口。

　　最后，人才團隊和就業信心重建任重道遠。日本業內普遍認為，日本半導體企業在反復重組后，專業人才流失嚴重，人才團隊重建必須從大學開始。目前，熊本大學、九州大學和北海道大學等高校分別與當地企業等聯手，意在盡快培養能夠引領行業發展的技術人員 [35]。但是，人才團隊和就業信心并不能立刻重建。當 2000 年全球 IT 泡沫破滅時，日本半導體企業大量裁員，例如日立裁員 2 萬人，東芝裁員 1.8 萬人，富士通裁員 1.64 萬人，日立甚至對半導體部門提出 “希望 40 歲以上、科長職位以上的人員全部自行退休” 的勸退公告 [36]。當高校畢業生了解到過去 20 年半導體工程師不斷被裁員，他們自然盡量避免從事半導體相關工作，作為日本半導體產業重鎮的九州，只有約 9% 的理工科學生在半導體行業就業，高層次人才更是嚴重短缺 [37]。日本如果不能提振半導體行業的就業信心，就算辦成了若干 “速成班”，也無法從根本上解決半導體人才短缺的問題。

　　(二)企業間關系方面：企業間競爭會降低經濟安保政策的產業牽引效果

　　日本經濟安保政策以發展新興產業為己任，這有賴于日本企業形成合力。例如，半導體產業是一個高度精細化的行業，設計、光刻機、刻蝕設備和檢測設備等都需要在同一工藝制程節點上對齊，并通過緊密的深度協同將各種企業擰在一起，形成穩定的供應商格局 [18]。但是，企業既然以獲取利潤為任務，那么企業與企業之間就會為了利潤份額而展開競爭，主要包括大企業之間的競爭以及大企業與中小企業之間的競爭兩種形式。在經濟安保政策所支持的新興產業中，各個企業能否將競爭控制在一定程度內，并形成緊密的合作關系，是關系經濟安保政策成敗的關鍵因素。在新興產業發展中，日本企業之間的競爭關系將嚴重制約日本經濟安保政策的產業牽引效果。

　　以半導體產業為例。一方面，大型企業之間的競爭會造成極大的資源浪費。設計是半導體產業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半導體產業鏈附加值最高的環節，日本國內卻沒有知名的半導體設計企業。半導體設計需要豐富的知識產權(IP)支持，日本每一家大型半導體企業都擁有數量眾多的 IP，但每一家都無法滿足全部的 IP 需求，如果它們能夠相互授權，就能夠極大地提升日本半導體設計實力。但是，日本大型半導體企業之間相互提防，全力避免或阻止本國同行從自己手里得到獨有的 IP，因為每一家企業都想基于自己的 IP 開發產品，結果是每一家企業都不愿意授權給其他企業，同樣也拿不到其他企業的授權 [36]。這對日本半導體產業而言是極大的資源浪費，也是日本至今沒有知名的 EDA 和 IP 企業的原因。

　　另一方面，大企業與中小企業之間的競爭會抑制后者的發展空間。初創企業之所以叫 “初創”，就是因為成立時間短、規模小且成功概率很難預測，在優秀人才引進、資金獲取等方面自然競爭不過大企業，加之日本較為缺乏天使投資和風險投資機構，初創企業比大企業更需要政府扶持。但是，日本強化經濟安保政策的重點是部分大型企業，政府的產業支持措施(如財政補貼)也更傾向于大企業(包括新組建的 Rapidus)，這不僅會強化大企業對先進技術的壟斷，而且使很多初創企業得不到急需的資金援助。究其根本，日本大企業及其背后的財團與政府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甚至能夠直接影響政策的制定，這導致日本經濟安保政策過于倚重大企業及財團，中小企業處于十分不利的競爭地位上。

　　(三)政府與企業關系方面：政企利益分歧會降低日企對經濟安保政策的配合度和執行力

　　日本經濟安保政策能在多大程度上取得效果，還取決于日本企業對經濟安保政策的配合和執行情況;更準確地說，經濟安保政策的目標一定要契合日本企業的目標，才會得到日本企業的普遍貫徹。企業的目標是最大限度獲取利潤，這需要足夠大的市場作為支撐。但是，日本國內市場有限，企業必須開拓國際市場，這也是為何日本大多數企業都是外向型企業 [38]。在國際市場上，是全部出售商品還是部分出售商品將影響日本企業的利潤水平。然而，日本政府的經濟安保政策等于為日本企業加上 “緊箍咒”，對部分國際市場圈上 “隔離帶”[37]，這與日本企業拓展國際市場的利益訴求相沖突。這種利益沖突會降低日本企業對經濟安保政策的配合度和執行力，加大經濟安保政策的內部壓力。

　　以半導體產業為例，日本半導體設備廠商高度依賴國際市場，受限于經濟安保政策，日本半導體企業的很多設備都無法出口到原來的貿易伙伴國或者出口減少，會導致國際市場份額萎縮，嚴重損害日本半導體及其相關企業的利益。日本企業界已經對此表示擔憂，例如日本丸紅經濟分析師鈴木貴元認為，鑒于日本國內半導體市場需求不夠強勁，日本政府的措施將對日本設備制造商造成打擊，損害日本企業的發展 [38]。由于日本政府不顧及經濟理性，導致與日本企業在出口管制問題上存在較大利益分歧，經濟安保政策難以得到日本企業的普遍配合和主動執行。

　　日本企業與日本政府的利益分歧，除了出口受限將直接減少日本企業的國際市場份額之外，還有一個更加深遠的影響，即出口受限將降低日本企業的技術優勢，反過來使日本企業的國際市場份額進一步萎縮，形成惡性循環。

　　第一，經濟安保政策與日本企業維護現有技術優勢的利益訴求相沖突。日本企業需要廣闊的國際市場以維護現有技術優勢。以半導體設備和材料為例。日本的半導體設備和材料企業在很多細分領域擁有較強的技術優勢地位，海外業務利潤率通常也較高;但是，在半導體超長的產業鏈中，很多品類的設備和材料的市場容量本身并不大，例如尼康和佳能是全球排名第二和第三的光刻機廠商，但 2022 年它們的光刻機業務收入只有 20 億美元和 15 億美元 [36]。如果禁止對外出口或出口量減少，必然導致投資回報率降低，也就沒有足夠的利潤和后續資金來支撐研發，會導致國際競爭力隨之下降。

　　第二，經濟安保政策與日本企業培育新興技術優勢的利益訴求相沖突。日本企業需要廣闊的國際市場以培育新興技術優勢。以 2nm 芯片技術為例，即使 Rapidus 在發展初期實現了量產 2nm 芯片的目標，但是美、歐、韓等國家和地區已興建不少先進芯片集群，日本如果再自我設限，就只能在更加狹小的國際市場上尋求發展，一旦面臨芯片產業周期性蕭條，就存在消亡風險。屆時日本政府只能加大補貼力度，難免重蹈補貼包袱越背越重的覆轍 [36]。此外，國際市場對日本新興產業的重要性還在于，新產品要實現技術迭代升級就必須通過大規模市場的檢驗，必須深度觸及用戶場景、被廣泛使用和糾錯調優 [18]。很多受日本出口管制政策影響的國家或者具有龐大的國內市場，或者具有豐富的應用場景，是全球數字技術孕育的關鍵載體 [39]，放棄這部分國際市場將使未來日本新興產業的發展受到極大限制。

　　(四)國際經濟關系方面：國際產業競爭將削弱日本構建新興產業及關鍵技術聯盟的政策效果

　　在新興產業國際分工體系尚未完全定型的大變局中，各國及其企業都在謀求更為有利的國際分工地位，日本經濟安保政策效果必然受到國際產業競爭的制約。對于新興產業及關鍵技術而言，日本不僅面臨著與發達國家(包括美國在內)的競爭，而且面臨著與新興經濟體(特別是亞洲新興經濟體)的競爭，這些競爭將削弱日本構建新興產業及關鍵技術聯盟政策效果。

　　日本將美國視為最重要的合作伙伴，但是日本與美國之間存在著激烈的產業競爭。日本試圖與美國強強聯合，但這只是日本政府的一廂情愿。其一，美日企業存在先進技術主導權之爭。當前美國與日本仍存在激烈競爭，包括半導體制造設備、模擬電路、濾波器等 [25]。以先進邏輯芯片為例，日本企業已經占據了材料和設備優勢，如果再掌握了設計和制造技術，那么將再一次成為美國的競爭對手。所以，美國在合作中一定會千方百計控制日本半導體產業的發展節奏和空間。例如，Rapidus 的技術定位與英特爾存在競爭，所以最終與 Rapidus 合作的并不是英特爾，而是已經約 20 年沒有大規模芯片制造經驗的 IBM，由于 IBM 的技術尚不成熟，Rapidus 高層也承認，Rapidus 不能像英特爾一樣大規模量產，只能探索小批量生產的運營模式。其二，美日企業之間存在著控制與反控制之爭。供應鏈韌性的核心是強化龍頭企業對各級供應商的監督，包括分銷設施、交通樞紐和經營情況，以此明確和增強不同供應商抵御沖擊的能力 [40]。在這一過程中，美國企業可能加強對日本企業的控制，并借機攫取日本優勢技術。從日本方面看，即使日本對日美同盟進行強化，但其終極目標仍是擺脫美國的控制，日本只是將配合美國視為參與塑造進而主導東亞地區安全秩序的機會 [41]。因此，日本企業會加強對美國企業的反控制策略。

　　亞洲新興經濟體的產業結構不斷升級，在很多關鍵技術領域對日本形成追趕之勢。日本強化經濟安保政策會形成一種雙向避險的心理和行動：一方面日本政府要求企業要規避風險，包括避免過度依賴單一供應商，同時防止一些亞洲新興經濟體企業獲取關鍵技術;另一方面亞洲新興經濟體的本土企業被迫加快對進口品牌的替代，形成新的供應鏈生態 [18]。更重要的是，亞洲新興經濟體企業正在主動尋求技術進步和產業升級，這些新興經濟體企業已經是全球新興產業發展的重要參與者甚至是引領者。即使是工業基礎相對較差的東南亞新興經濟體，也憑借著龐大的勞動力數量和區位優勢，加快同全球和地區主要經濟體合作，吸引外部資金和技術。這些國家新興產業的發展會逐漸削弱日本對產業鏈關鍵環節的控制力，從而制約日本構建新興產業及關鍵技術聯盟的政策效果。

　　結語

　　經濟安全的思潮和政策運作正在向世界經濟的每個角落蔓延，全球主要經濟體都在強化經濟安全;日本也聲稱，為了本國的 “獨立、生存和繁榮”，必須強化經濟安保政策 [12]。但是，正如我們判斷一個人不能以他對自己的看法為根據，同樣，我們判斷日本的經濟安保政策也不能以它的外交辭令為根據;相反，這種外交辭令必須從物質生產活動的矛盾中，從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之間的現存沖突中去解釋。

　　日本強化經濟安保政策的時代背景是國際經濟基礎變革，特別是新興技術及相關產業的快速發展帶來國際分工體系的重塑。在此背景下，日本強化經濟安保政策有其必要性;但是，過度安全化和高度政治化導致日本經濟安保政策出現越來越嚴重的 “泛安全化” 趨勢，這不僅是對自由貿易和 “非歧視原則” 的嚴重背離，沖擊了全球產業鏈供應鏈格局，而且不利于日本經濟自身的長遠發展。

　　在現有經濟基礎制約下，日本的經濟安保政策既不 “經濟”，也不 “安全”。從現實出發，日本經濟的最大安全保障不是自給自足和 “小院高墻”，而是避免經貿問題政治化和泛化國家安全，遵守多邊貿易體制規則，使企業能夠自主經營和公平競爭，特別是加快推進以 RCEP 為載體的區域經濟深度一體化。

馬學禮;高婷婷,河北大學經濟學院;中共青島市委黨校經濟學教研部,2024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