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大遺址是中華民族和中華文明起源與發展的重要 “物化載體”，國家考古遺址公園不僅創新了大遺址保護利用方式，還成為講述 “中國故事” 的關鍵形式。從 2010 年至 2024 年，我國分四批次公布了 135 處國家考古遺址公園(建成和立項)。相關政策文件強調要構建考古遺址公園體系，將中華文脈轉化為 “中國故事”。但現階段，考古遺址公園在數量、類型和空間布局上存在不足，難以完整講述中國故事。

　　現有關于國家考古遺址公園的研究多為個案分析，在區域和國家尺度上，主要集中于發展歷程、態勢和運營管理等方面，從宏觀視角對整體空間布局的研究較少，尤其在第四批名單公布后更為缺乏。本文基于四批次 135 處國家考古遺址公園，以在時空維度全面講述 “中國故事” 為目標，運用空間分析和數據量化方法評估其布局合理性，遵循 “歷史發展特征梳理 — 時空分布現狀刻畫 — 空間布局現狀評估 — 體系化發展策略提出” 的邏輯進行研究，為其空間布局優化提供參考，推動體系化發展。

　　二、國家考古遺址公園特征

　　我國城市化進程加快，遺址公園逐漸具有國家意義，2009 年國家文物局印發相關管理辦法試行，此后陸續公布四批次國家考古遺址公園名單，形成規范申報管理辦法。

　　大遺址概況：我國前八批 5058 處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中約 1000 處是大遺址，占比五分之一左右。國家先后公布多個大遺址保護專項規劃，建立項目庫，重點保護大遺址總數累計 195 個。我國大遺址根據考古學、年代學及中華文明發展特征分為七個時期，從類型上可細分為舊石器時代古人類遺址、新石器時期大型聚落遺址等八類。大遺址在我國各省區分布不均，關中及中原地區等中部省份分布密度高，北方省份高于南方省份，上海、天津等六地尚未公布大遺址。

　　國家考古遺址公園發展現狀：2010 年以來，我國國家考古遺址公園數量逐年增長，截至 2023 年，建成和掛牌 55 家，立項 80 家，共 135 家。從立項和建成數量變化來看，存在部分立項后建設進度緩慢的問題，反映出重申報、輕建設的情況。國家考古遺址公園依托的大遺址本體多樣，涉及九類遺址。城址與聚落是重要類型，兩類共 93 項(含立項)，占總量 68.9%;與古代都城關聯的陵墓數量也較多;而宮殿、園林、村落類較少。不同類型遺址公園在時間和空間上分布有特點，從時間上看，文化聚落、城址、陵墓類涵蓋了中華文明不同歷史階段發展;從空間上看，城址類和陵墓類主要在陜西、河南等古代政治經濟中心，文化聚落類在長江和黃河流域，手工業遺址類在東南沿海區域。現有國家考古遺址公園所依托大遺址時期較全面，展示了中華文明發展歷程，但見證史前及中國歷史前半期的數量較多。各時期公園空間分布不均衡，與歷史發展特點一致，如史前時期集中在黃河中下游及長江中游部分地區，不同歷史時期分布區域各有不同，這種分布映射了我國各歷史時期的政治經濟布局，揭示了中華文明的多元演進軌跡。國家考古遺址公園整體布局不均衡，依托關中及中原地區大遺址資源，以河南、陜西為中心集中分布。我國 34 個省級行政區中，有 27 個分布有建成或立項的國家考古遺址公園，上海、天津等七地尚未布局。

　　三、國家考古遺址公園發展目標下空間布局評估

　　評估目標與導向：以在時空維度全面立體講述 “中國故事” 為發展目標，從系統性視角出發，以空間分布量的供應和空間布局質的優化為導向，構建評價指標體系，為公園空間布局和管理體系化發展提供決策依據。將 135 處國家考古遺址公園視為復雜體系，通過時空關聯整合，實現大遺址保護利用和前瞻性布局，以承擔講述 “中國故事” 的文化使命。著力分析公園體系在數量和類型上的不足，通過量化評估確定需新增或補充的公園，提升空間分布覆蓋廣度。重點評估公園間文化協同作用和文化敘事體系完善程度，通過優化布局，增強公園間時空聯系和文化整合，形成協同網絡，助力 “中國故事” 傳播。

　　評價指標體系構建：構建評估指標體系需遵循數據可獲得性、科學性等原則，綜合考慮空間布局量和質的指標及方法，運用層次分析法確定指標權重。邀請多領域專家對指標相對重要性進行比較，借助 AHP 軟件計算并檢驗數據，最終確定各層級指標權重。由于各評價指標類型復雜、量綱不一致，將指標劃分為很好、良好、一般、較差和差五個等級，分別賦予標準化分值 1.0、0.8、0.6、0.4 和 0.2，使指標具有可比性。

　　評估結果：基于構建的評價指標體系，通過空間分析和量化公式計算定量分值，結合專家、公眾問卷調研及訪談的定性分值，評估國家考古遺址公園空間分布特征及布局合理性。綜合得分 0.518，空間布局處于一般等級。運用最鄰近分析法可知公園分布整體為凝聚型，呈大凝聚、小分散趨勢;核密度分析顯示其空間分布不均衡呈散點化，有明顯集中趨勢，呈 “一帶橫向鏈接，兩核輻射分散” 格局;通過計算標準橢圓差可知四批次公園空間分布方向性由一般到顯著再到一般，第一批和第二批為 “西南 — 東北” 走向，第三批和第四批為 “東南 — 西北” 走向，且四批次公園重心均位于河南省，移動距離短。

　　評估結果分析：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中大遺址約 1000 處，國家考古遺址公園僅 135 家，占比約 14%，部分大遺址雖立項但未建成，表明管理機制需完善，受多種因素影響，部分大遺址單位建設積極性不高，缺乏有效監督和激勵措施，影響公園合理布局。目前國家考古遺址公園類型構成不全面，雖涵蓋中華文明重要歷史階段，但與我國悠久歷史和多樣大遺址類型相比仍有空白，難以形成完整敘事體系。國家考古遺址公園空間分布與大遺址資源分布相關，呈現不規則性和差異性，我國有七個省級行政區尚無布局，如西藏雖有重點保護大遺址但未形成代表性公園，而這些空白區域的遺址具有重要歷史文化價值，與國家文化安全戰略密切相關，建立公園有助于展示傳承文化、弘揚團結精神和增強國家意識。

　　四、國家考古遺址公園體系化發展策略

　　國家考古遺址公園建設是復雜系統工程，針對發展現狀評估結果，需從宏觀層面優化申報、評定、管理程序，發揮政策引導作用，構建完善體系，講好中國故事。

　　總量規模提升：差異化的獎懲政策，動態化的管理機制：針對國家考古遺址公園總體數量不足，推進第五批申報認定，促成立項建設。實施動態管理機制，加強對立項多年未明顯建設單位的督查，明確建設目標和考核標準，同時強化對申報單位的監督和激勵，對保護展示利用到位的單位獎勵推介，對不到位的實施 “黃牌警告” 或 “公告退出” 等懲罰，確保項目落地運營。

　　類型評選多元：優化申報評定路徑，加強頂層設計規劃：國家考古遺址公園應注重敘事完整性，做好頂層設計，展現中華文明體系。形成上下結合的申報及認定辦法，調整評選導向，鼓勵價值優先原則，對具有文明發展進程價值但不滿足建設要求的遺址、空缺類型遺址及涉及國家重要利益的遺址，優化申報路徑或直接指定申報，補充公園名錄，實現空間、類型和時間的全面覆蓋。

　　布局敘事一體：夯實區域協同布局，構建公園網絡體系：針對空間布局不完善，構建國家考古遺址公園數據庫，挖掘文化內涵，為大遺址保護提供支撐。通過空間關聯性等構建公園體系，從單點研究轉向區域研究，以文化主線串聯，實現從物理空間到文化空間的轉化，形成完整網絡體系。如關中 — 晉南 — 豫西地區可發揮集群優勢，以其為核心區構建網絡體系，凝練民族精神標識。

　　五、結論與展望

　　國家考古遺址公園是文化遺產保護利用的創新項目，對大遺址可持續發展和講述中國故事意義重大。本研究揭示其空間分布不均衡，存在類型不全面、布局不完善等問題，提出相應發展策略，明確了講好中國故事所需硬件基礎，為后續發展指明方向。未來應構建更系統協同的空間布局體系，強化遺址公園聯系，發揮文化傳播功能，生動講述中國故事，讓文化遺產 “活” 起來。

王新文;李思琦;李家利,西安建筑科技大學建筑學院,2025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