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自誕生之日起，地理政治學雖然一直被看成是國際關系理論中現實主義陣營的一個重要分支，但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主流的現實主義理論體系卻幾乎沒有包含任何具有實質性內容的地理政治邏輯或地理政治分析。這兩種思想體系的相互脫節，無論對地理政治學還是對現實主義理論而言，其危害都是顯而易見的。這種脫節不僅使當代現實主義理論喪失了一個重要的分析工具，并越來越缺少政策上的相關性，同時也使得地理政治學越來越邊緣化，從而產生逐漸淡出國際政治研究的風險。戰后地理政治學與現實主義理論的相互脫節，很大程度上乃是由兩個人為因素造成的：一是地理政治學在戰后普遍被認為是納粹德國擴張政策的主要思想動力;二是現代國際關系理論(尤其是現實主義理論)的科學化轉向，這種轉向意味著排斥不可控的地理政治的影響，而由此導致的必然后果就是將地理政治思想排斥在嚴肅的國際關系研究之外。要避免地理政治學與當代現實主義理論間的持續脫節及由此造成的危害，首要前提是必須盡可能系統地探索和澄清兩者間內在的邏輯聯系，而這正是本文的主要目的。

　　一、地理政治學與當代現實主義理論的脫節

　　1899 年，瑞典政治學家魯道夫・契倫(Rudolf Kjellén)最早用德語創造出 Geopolitik 一詞，這個專業術語的出現標志著地理政治學的正式誕生。地理政治學雖然誕生于 “世紀末時代” 的歐洲，但有關地理環境與人類政治活動間互動聯系的研究則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亞里士多德和法國啟蒙運動時期的讓・博丹和孟德斯鳩是其中三個最主要的代表。在 20 世紀以前出現的有關地理環境與人類政治活動間互動聯系的研究被稱為 “自然政治學”(Natural Politics)，地理政治學與自然政治學的區別則在于將 “技術” 作為核心變量納入到研究中。由于 19 世紀的技術進步使人類具備了大規模改造和克服地理障礙的能力，因此有關地理環境與人類政治活動間互動聯系的研究也由此轉變為探討技術進步與地理環境間的互動對人類政治活動之影響的研究，即從自然政治學轉變為地理政治學。

　　作為人類技術進步之思想產物的地理政治學實際上主要包含兩種不同性質的變量，一是地理變量，二是技術變量，地理政治學也正是一種探討地理變量與技術變量的互動聯系及其政治與戰略性涵義的科學。用現代社會科學的術語來界定，技術因素與地理因素的互動聯系構成地理政治分析框架中的自變量，而由這兩類因素之間的互動聯系產生的政治性與戰略性的涵義則構成地理政治分析框架中的因變量，即技術因素與地理因素的互動聯系導致地理環境在政治和戰略上的涵義隨技術進步而不斷發生變化，這種變化直接影響到世界秩序的變動。從嚴格意義上說，“地理政治學” 作為一個專業性術語實際上是極具誤導性的，因為地理政治學探討的地理因素乃是指經過技術手段改造過的地理因素，而不是單純的地理因素。正因如此，地理政治學可以被更恰當地稱之為 “地理 — 技術政治學”，由于地理因素通常是常量而非變量，因此技術因素構成了地理政治研究中最具能動性和最核心的因素。

　　自其誕生之日起，無論就思想內涵還是具體內容而言，地理政治學一直是現實主義國際關系理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20 世紀前期出現的地理政治學的代表人物，即美國海軍史學家阿爾弗雷德・馬漢和英國地理學家哈爾福德・麥金德，無論就其思想傾向還是研究內容而言都屬于現實主義思想陣營。而最早嘗試將地理政治納入國際關系研究領域的則是美籍荷裔國際政治學家尼古拉斯・斯皮克曼，他不僅是地理政治學的重要學者，同時也是二戰后經典現實主義理論的代表人物。雖然地理政治學思想史上的代表人物都屬于現實主義陣營，但地理政治學在戰后發展中遭遇了嚴重的障礙，其表現就是與主流現實主義理論越來越脫節。造成這種狀況的主要原因，一是因為地理政治學被普遍認為與納粹德國侵略擴張政策間存在密切聯系;二是因為戰后美國國際關系理論(尤其是現實主義理論)的科學化轉向。

　　地理政治學之所以被普遍認為與納粹德國侵略擴張間存在著密切聯系，主要是由于德國地緣政治學(Geopolitik)的影響。作為地理政治學的一個重要分支，地緣政治學的形成與發展深受 19 世紀末流行的 “達爾文主義” 的影響，這種影響使地緣政治學拋開了一切非物質因素，構建出一種基于狹隘空間視角的權力政治理論。地緣政治學的核心特征在于將國家看作一種在有限的空間中生存和發展的有機體，國家的生存與發展遵循的乃是 “適者生存” 法則，地緣政治學因此特別強調 “種族構成” 和 “生存空間” 對國家的重要意義。地緣政治學赤裸裸的權力政治色彩及其與德意志民族之使命感的有機結合，導致它很大程度上為納粹德國的侵略擴張提供了合法性依據，而這點也促使戰后的研究者一直都刻意拉開與地理政治研究的距離。

　　與政治因素相比，二戰后主流國際關系理論(尤其是現實主義理論)的科學化轉型對地理政治學與現實主義理論的脫節更具有實質性意義。這種轉型并不是具體研究方法的轉變，其實質恰恰在于徹底改變了國際關系理論的構建路徑，即是從 “經典路徑” 轉變成為 “科學路徑”。“經典路徑” 與 “科學路徑” 的分歧涉及國際關系理論的本質，即應該構建什么樣的理論以及應該提供什么樣的知識 ——“科學路徑” 構建的實際上是由一系列有邏輯聯系且旨在解釋變量間關系的命題或假設構成的理論;“經典路徑” 構建的則是一種旨在對國際政治現象的意義進行詮釋或理解的思辨性理論。按照實證主義科學觀構建的現實主義理論的核心特征是保持與現實間的距離，即理論旨在解釋現實但不一定要符合現實。由于地理政治學無法達到實證科學的標準，當代現實主義理論因此便將其排斥在外。

　　二戰后地理政治學與現實主義理論的脫節并不意味著地理政治研究的消亡，相反，地理政治學在戰略性與政策性的研究中一直保持著巨大影響力;但這種脫節產生的實質性影響之一，就是使主流現實主義理論越來越缺乏政策相關性。為此，許多現實主義理論家曾經多次嘗試在理論中引入地理變量(主要是距離)以提升理論的政策相關性。然而，由于這些后天植入的變量在他們的理論框架中只能作為干擾性變量存在，因此無法改變其內在邏輯。地理政治學與現實主義理論間的脫節，其造成的危害實際上乃是雙重的：首先，地理政治分析的缺失產生的嚴重后果，是造成主流現實主義理論的日益抽象化，因此也就越來越喪失對政策或戰略的啟示性意義;其次，與主流現實主義理論的脫節，也使得原本作為一種政策或戰略分析框架的地理政治學，由于長期以來得不到進一步的提升和發展，越來越具有退化為邊緣性學科的風險。

　　地理政治學與現實主義理論的脫節，根本上是由兩種理論間的本質區別造成的。當代現實主義理論是按照實證科學路徑構建的理論，即一種由有關國際政治的一系列有內在聯系且旨在解釋不同變量間關系的命題構成的理論。地理政治學則是按經典路徑構建的理論，即一種由有關國際政治的普遍命題構成的理論。這種根本性質上的差異，實際上也解釋了為什么當代主流現實主義理論家，雖然也意識到主流現實主義理論的種種缺陷和地理政治思想的巨大解釋力，但卻從來沒有能夠成功地將這兩種不同的理論結合在一起。地理政治學是國際政治經典理論的組成部分，這種理論是由一系列有關國際政治的普遍性命題組成的思想體系。鑒于經典理論與科學理論間存在的巨大差異，當代研究者面臨的主要任務不是對地理政治學進行一種符合實證科學標準的改造，以使其與主流現實主義理論相融合，而恰恰應從地理政治思想中抽取關鍵性命題并且明確地展現出來，從而為未來的發展打下基礎。

　　二、地理政治學的現實主義內核

　　地理政治學有三個公認的代表性人物，即阿爾弗雷德・馬漢、哈爾福德・麥金德和尼古拉斯・斯皮克曼。馬漢、麥金德和斯皮克曼的國際政治思想都屬于國際關系學科的現實主義陣營，但與主流的結構現實主義理論不同，他們的思想都屬于經典現實主義的序列。由于二戰后地理政治學被普遍認為是納粹德國擴張政策的主要思想淵源，因此戰后實質性的地理政治學研究很大程度上都是在經典現實主義的旗號下展開的，其中不僅包括斯皮克曼的地理政治研究，同時也包括對美國外交政策產生了重大影響的兩位經典現實主義理論家，即喬治・凱南和亨利・基辛格。現代意義上的地理政治學之所以可以被看成現實主義陣營的一個重要分支，其關鍵就在于地理政治思想完全符合當代學者用以衡量一種理論是否屬于現實主義陣營的三個標準，即對國際無政府狀態、國際政治行為體和國際政治本質的界定。

　　無論何種形態的現實主義理論，其首要出發點都是對國際無政府狀態本質的認識，而這種認識也正是鑒別現實主義理論的首要標準。國際無政府狀態有兩重內涵：首先，國際無政府狀態就是指一種沒有政府的狀態，這重涵義乃是由約翰・洛克最早提出的;其次，國際無政府狀態就是指一種混亂、無序且人人相互為戰的狀態，這重涵義最早是托馬斯・霍布斯提出的。在現代國際關系理論史上，任何現實主義理論的首要共同特征都在于對國際無政府狀態的本質都持有一種霍布斯式的認識，即國際無政府狀態乃是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戰爭狀態;這種狀態不是意味著戰爭一直在發生，而是意味著戰爭隨時有可能會發生。對現實主義理論而言，國際無政府狀態與 “混亂” 和 “無序” 是同義的，即國際關系本質上是一種霍布斯式的自然狀態，生活在這種狀態中的國家間存在永恒且無法根本消除的利益沖突及零和博弈。

　　與主流現實主義理論略有不同的是，地理政治思想家從來沒有對國際無政府狀態的性質進行過精確闡述，但這些思想家對國際無政府狀態的認識與主流現實主義理論家是相同的，主要體現在地理政治思想家歷來都是以對抗視角來界定國際政治本質的。對馬漢而言，現代國際關系的歷史本質上是一部海洋國家與大陸國家相互抗衡的歷史，其中決定性因素就是對海洋的經略和控制。在麥金德眼中，古典文明時期以來的歷史，就是一部以海洋為主業的民族與 “心臟地帶” 的游牧民族間相互競爭的歷史，這種競爭在不同時期有不同的表現形式。斯皮克曼則明確認為國家間無政府狀態賦予了國際政治幾乎永恒的對抗性特征，作為一個遠離歐亞大陸的國家，美國無論在戰爭時期還是和平時期，其首要任務是保證歐亞大陸邊緣地帶的兩個核心區域(西歐與東亞)永遠不會被任何單一強國所控制。

　　現實主義理論具有的另一共同特征，就是將國家(無論是王朝國家還是民族國家)作為國際關系中的主要行為體，這也造成 “國家”(無論何種意義上的國家)通常成為現實主義理論的首要分析單位。作為國際政治最主要的行為體，現實主義理論中的國家不僅具備主權和領土這兩項最基本屬性，且同時被賦予了許多擬人化特征。其中最重要的是，現實主義者認為(作為主要行為體的)國家在國際無政府狀態中的首要行為動機是生存。在生存動機的基礎上，現實主義者同時還賦予或衍生出了國家的許多其他相關特征，其中最重要的是國際無政府狀態中的國家一般都自覺或不自覺地將追求權力的最大化當成一個根本目標。國家的生存和權力最大化動機也解釋了為什么現實主義者將國家間無政府狀態看作一種霍布斯式的自然狀態，國際無政府狀態的性質與國家的行為動機構成了一種相互強化的循環。

　　與現實主義理論一樣，地理政治思想家也將 “國家” 作為其最重要的分析單位，其本質與現實主義理論中國家的本質是相同的，即國家有獨立的主權及領土，并且以生存和權力作為其主要行為動機。地理政治學實際關注的重點在于，考察國家作為一種空間行為體的特征以及由國家間互動產生的空間模式，即地理政治學乃是將國家看作一種地理空間現象，進而在此基礎上分析國家的權力基礎和互動本質，而兩者都是以國家作為基本分析單位的。對現實主義理論來說，國際政治中最主要的行為角色是按照規模和資源加以界定的強國，而這點同樣適用于地理政治學。不同之處在于，地理政治學中的強國不僅涉及領土規模和物質資源，也包括地理位置及由此形成的戰略取向。從這個意義上說，地理政治學意義上的強國，可以按照地理位置和戰略取向劃分為海洋強國、大陸強國和陸海復合型強國。

　　現實主義思想或理論的第三個共同特征，就是其強烈且一以貫之的物質主義傾向，即現實主義者歷來都是將物質性權力看作是國際政治中最具決定性的因素。在理論上，無論何種類型的現實主義者都是俾斯麥式鐵血哲學的信奉者，而這種鐵血哲學體現在現實主義者不僅將生存看作國家最重要的行為動機，而且將獲得和確保物質權力看作國家確保生存或實現其他目標的有力保證。確切地說，盡管現實主義者同樣重視非物質性因素的作用，但現實主義者認為非物質性因素的作用永遠也無法達到物質性因素的高度;現實主義者通常也因此被稱為悲觀主義者，因為他們都認為國家在無政府狀態中的生存和發展，都必須首先以強大的物質實力加以保證。現實主義者共同的最重要特質之一，不僅在于將物質性因素置于非物質性因素之上，而且還在于對物質性權力的影響限度有著非常清醒的認識。

　　與當代現實主義理論一樣，地理政治學闡述的乃是一種具有強烈物質主義傾向的權力政治邏輯。作為一種分析框架，地理政治學包含了兩類根本不同性質的變量，即地理變量和技術變量。地理政治學就是有關這兩類不同變量間的互動聯系及其在政治和戰略上的相關性涵義的科學，它關注的也正是兩類不同變量間的互動聯系及其對世界秩序的塑造。在戰后國際關系學科史上，對地理政治學的主要誤解之一，是混淆了地理政治學的分析單位與其內在的權力(技術)變量。確切地說，地理政治學包含了三種不同類型的地理政治行為體(即海洋強國、大陸強國、陸海復合型強國)以及至少五種不同類型的權力(技術)變量(即海上力量、陸上力量、空中力量、空間力量、智能空間力量)。地理政治學考察的實際重點，就是這五類權力(技術)變量的變化發展及彼此間的互動聯系對三類地理政治行為體的影響。

　　三、地理政治學、現實主義與均勢論

　　作為一種按照經典路徑構建的理論，地理政治學主要建立在一系列彼此密切聯系的核心命題基礎上。盡管許多研究者不斷在引用地理政治學提供的相關命題，但很少有人嘗試對地理政治學包含的核心命題進行明確的闡述，這進而加劇了地理政治學與當代現實主義理論間相脫節的情況。地理政治學包含的國際政治理論主要建立在三個密切聯系的核心命題基礎上，一是海洋優勢與大陸核心區域均勢存在密切的共生關系，二是主導性海洋強國承擔大陸義務的意義，三是 “心臟地帶” 強國戰略上特有的兩重性。地理政治學包含的基于這三個命題構建的國際政治理論本質上屬于 “均勢理論”，這也正是地理政治學和主流現實主義理論的交匯之處。地理政治學的三項核心命題不僅構成地理政治學包含的國際政治理論的核心，且揭示出一種不同于主流現實主義理論闡述的均勢生成機理。對地理政治學包含的三項核心命題的認識，同樣也非常有助于彌補當代主流現實主義理論(尤其是均勢論)的缺陷。

　　自啟蒙時代以來，“均勢” 一直是國際關系研究中最核心且最受人關注的概念之一，“均勢論” 雖然成為當代現實主義理論最重要的研究綱領，但有關均勢研究的傳統實際包括了三個主要脈流，即 “均勢論”(balance of power theory)，“均勢生成論”(theories of power balances)、“制衡論”(theories of balancing)。這三種理論之間雖然有很大重合，但彼此各有側重：“均勢論” 關注的是國際體系中均勢的反復出現;“均勢生成論” 則力圖解釋這種體系性的均勢之所以反復出現的原因;“制衡論” 則主要說明國家采取制衡政策的條件。經過了許多年的艱苦努力，主流現實主義者已經發展出相對完善的均勢論和形形色色的制衡論，雖然兩者都包含一定程度的均勢生成論，但到目前為止，當代主流現實主義者在解釋體系性均勢為什么反復出現上的成果有限，而地理政治學很大程度上可以填補這一缺憾。

　　與當代現實主義理論相比，地理政治學對現代世界歷史上均勢的形成提供了一種更為成熟的解釋。在傳統均勢生成的理念中，“一國優勢及其稱霸努力必然自動招致其他國家單獨或聯合制衡，并最終再造均勢”。在該語境下，地理政治學對均勢形成的解釋包含了兩項隱含的前提條件：首先，“均勢” 是指體系中大國間(而不是體系所有國家間)的平衡;其次，“均勢” 只能夠適用于大陸，即 1945 年以前的歐洲和 1945 年后的歐洲和東亞。與主流現實主義理論的均勢生成機理相比，地理政治學提供的均勢生成機理的顯著特征是強調主導性海洋強國(即二戰前的英國和二戰后的美國)作為 “制衡者”(the balancer)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地理政治學提供的均勢生成機理，實質上也就是美國學者伊尼斯・克勞德命名的 “均勢半自動生成論”。但與克勞德單純從歷史經驗中提取的描述性解釋不同，地理政治學提供的均勢生成機理從根本上解釋了現代歷史上先后出現的兩個主導性海洋強國不斷干預大陸事務以保持大陸均勢的原因和內在機理。

　　主導性海洋強國不斷干預大陸局勢以保持地區均勢的原因在于，海洋優勢與大陸核心區域的均勢間存在著一種密切的共生性關系。海上力量必須依賴一個安全和富饒的領土資源基地，而一個統治了更廣闊更富饒的領土且不受到其他大陸國家挑戰的半島形國家，將戰勝一個領土規模上相形見絀的海洋國家。古典與現代的歷史都表明，大陸國家戰勝海洋國家大致有兩種基本路徑：一是征服海洋國家依賴的領土基地，從而一勞永逸地消除海洋國家的威脅;二是控制一個規模更大且富饒的領土基地，進而建立能夠戰勝海洋國家的海上力量。之所以主導性海洋國家會對任何企圖在大陸核心區域(歐洲或東亞)取得主導地位的國家保持警惕，就是因為一個主導了大陸核心區域的國家將獲得足夠的資源和能力，從而對主導性海洋國家的海洋優勢發起有力挑戰，甚至有可能將最終戰勝主導性海洋國家。

　　雖然海洋優勢與大陸均勢間密不可分，但 “海權論” 與 “陸權論” 兩者對如何實現大陸均勢卻持有完全不同的看法。對馬漢來說，海上力量相對于陸上力量具有的優勢，使英國可以在不承擔太多的大陸義務的情況下，確保自己相對于大陸國家的總體優勢。與這種看法正相反，對麥金德和斯皮克曼而言，現代技術的發展決定了主導性海洋國家要有效干預大陸事務和維持大陸均勢，就必須承擔相應的大陸義務。從嚴格意義上說，馬漢基于歷史經驗總結而提出的教益明顯忽視了促成 1688 年至 1815 年間英國優勢地位的一些非海洋或非海軍的因素：從 1688 年至 1815 年，英法之間共爆發了六場戰爭，英國一般都是與某個大陸盟友共同抗擊法國，而絕非僅僅依靠皇家海軍，因此單純將英國的勝利歸結于海洋優勢可能有失偏頗。馬漢對美國獨立戰爭的研究也表明英國無法單純依靠海洋優勢戰勝大陸對手，即法國的勝利主要是因為法國沒有進行大陸戰爭，因而能夠集中兵力最終戰勝英國皇家海軍。

　　在現代歷史上，主導性海洋強國的優勢地位不僅基于自身的海軍實力和領土資源，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有賴于那些作為其盟友的大陸國家的實力，即基于主導性海洋國家構建包含其他大陸強國在內的大同盟的能力。由于均勢是體系內國家賴以生存的保證，因此歷史上的主導性海洋強國總能夠與其他大陸國家聯合反抗企圖獨霸大陸的強國。自經過北方大戰成為歐洲體系的正式成員以來，俄國作為 “心臟地帶” 的大陸強國，一直都是主導性海洋強國(即英國或美國)最重要的大陸盟友。而造成這種情況的最主要根源，就在于俄國與主導性海洋強國(即英國或美國)在防止邊緣地帶被單一強國統一這一點上存在著共同的利益。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麥金德與斯皮克曼有關 “心臟地帶” 強國戰略屬性上的分歧，很大程度上乃是一個偽問題，因為現代世界歷史已經不止一次地證明了俄國在戰略上的雙重屬性。

　　自 1713 年《烏得勒支條約》簽署以來，“均勢” 就已成為一種國際安全公共產品，其首要功能是確保體系內主權國家的生存。雖然當代學者經常會提及 “自動生成論”“半自動生成論” 和 “人工操作論” 的分類，但這種區別實際上是非常模糊的，克勞德也同樣指出，“絕大多數持均勢自動生成論的學者實際上都同意，均勢體系中的均衡狀態乃是有意識外交活動的結果。” 在現代歷史上，“均勢” 作為一種公共產品，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主導性海洋強國負責提供的，這也是為什么歷史上的英國和美國屢次出兵歐洲和亞洲的關鍵。而造成這種狀況的主要原因，不僅是因為大陸強國間的均勢有助于主導性海洋強國在經濟、金融和海軍上的相對安全，同時在客觀上也有利于體系中其他國家的生存。從這個意義上說，均勢作為一種公共產品，很大程度上也正是主導性海洋國家在體系中的優勢地位之合法性的核心來源，這種公共產品的提供正是國際政治中的 “霸權國” 必須承擔的義務。

　　四、地理政治學的理論定位及分析特征

　　雖然符合當代學者對現實主義理論的界定標準，但地理政治學作為現實主義理論的一個重要分支，與現實主義理論其他分支相比卻有著完全不同的理論定位和分析特征。當代現實主義理論中一直都存在著兩條平行的脈流，一是均勢現實主義理論，二是霸權現實主義理論，前者是指以 “均勢” 為核心構建的現實主義理論，后者則指以 “霸權” 為核心構建的現實主義理論。地理政治學包含的國際政治理論雖然以均勢原則為核心，但地理政治學實際上是一種介于均勢現實主義和霸權現實主義之間的現實主義理論。與其他類型的現實主義理論相比，地理政治學作為一種分析框架具有兩大鮮明的特征，一是 “整體性”(Holistic)，二是 “動態性”(Dynamic)。首先，地理政治學是一種 “系統理論” 而不是 “簡化理論”，即地理政治學兼容了體系層次和單元層次上的變量;其次，地理政治學包含的國際政治理論是 “動態理論” 而非 “靜態理論”，即這種理論同時能夠解釋國際政治中的延續與變化。

　　“霸權論” 和 “均勢論” 雖然構成現實主義理論的兩大核心譜系，但有關兩者間的內在聯系卻很少有人關注，這種聯系恰恰是理解地理政治學理論定位的關鍵要素。在理論上，造成 “均勢論” 和 “霸權論” 不同的關鍵是兩者對體系中霸權的不同界定：“均勢論” 界定的乃是以陸上軍事力量為核心基礎并且以征服體系中其他國家為目標的大陸霸權;“霸權論” 界定的則以在主導性經濟、技術和金融領域及遠程力量投送能力上(主要是遠洋海軍)的絕對優勢為核心的海洋霸權。正是因為 “均勢論” 和 “霸權論” 對體系中霸權的性質有不同的界定，兩類理論關注的實際上根本不是同一體系。“體系” 本質上是研究者設計的一種認識工具，因此完全可以想象現代國際體系乃是由兩種不同原則主導的體系構成的，即均勢原則主導的區域(歐洲)大陸體系及霸權原則主導的全球大洋體系。地理政治學力圖揭示的也正是歷史上的區域性(歐洲)大陸體系和全球性大洋體系間的互動聯系。

　　現代世界歷史乃是由兩類不同性質的事態開啟的：一是 1494 年法王查理八世進攻意大利，由此拉開了此后不斷上演的爭奪歐洲霸權的序幕;二是 1494 年葡萄牙和西班牙在當時的羅馬教皇斡旋下簽訂的《托爾德西拉斯條約》，由此確定了現代世界中最早的海洋秩序的雛形。從 1494 年至 1945 年的現代國際關系也正是圍繞這兩條主線展開的，一是歐洲列強在歐洲大陸體系中的競爭與對抗，二是主導性海洋強國及其對手在全球性大洋體系中的激烈角逐，現代國際關系正是這兩類不同性質和不同區域的活動交織形成的產物，而這恰恰是 “霸權論” 和 “均勢論” 所沒有體現的。地理政治學的首要價值在于彌合了 “霸權論” 和 “均勢論” 的諸多分歧，即地理政治學視野中的現代國際關系是一個霸權秩序與均勢秩序共存的時期，地理政治學關注的也正是區域性歐洲大陸體系與全球性大洋體系間的互動聯系，并主要通過體系領導者和挑戰者兩類國家之間周而復始的霸權戰爭形式體現出來。

　　作為一種介于 “均勢論” 和 “霸權論” 兩大譜系間的現實主義理論，地理政治學的中間性質主要體現在它包含的那種以大洋優勢與大陸均勢間的共生性關系為前提的國際政治理論中。對經典地理政治思想家而言，海洋優勢與大陸均勢是主導性海洋國家維持其優勢地位的兩個關鍵性支柱，兩者形成了一種共生性關系，主導性海洋強國要維持自己在體系中的優勢地位就必須兩者兼具。伴隨技術的不斷進步，主導性海洋國家維持大陸均勢的方式從單一的海上力量轉變為海上力量與大陸力量的并重，這種轉變同時造就了 “海權論” 和 “陸權論” 的分歧。由于在內部體制及力量構成上的先天性不足，如果主導性海洋國家有意干預大陸核心區域局勢的變化，就必須有其他大陸強國的配合;自 18 世紀中后期以來，這一角色一般都是由俄國來擔當的。地理政治學包含的這種以大洋優勢與大陸均勢間的共生性關系為核心的國際政治理論，基本上涵蓋了現代國際關系的核心歷史進程。

　　作為 “霸權論” 與 “均勢論” 之間的現實主義思想體系，地理政治學有兩大鮮明的分析特征，即 “整體性” 與 “動態性”。“整體性” 指地理政治學是一種兼容體系和單元兩個層次的變量的理論，而非單純倚重某一層次變量的理論，這也是地理政治學不同于主流現實主義理論的第一個特征。這意味著對單元的研究雖然是地理政治學的組成部分，但其目標則是實現對整體的明確認識，即地理政治學不僅僅著眼于單元，同時也關注單元間的互動聯系形成的模式和結構。“動態性” 則是指地理政治學不僅可以解釋權力結構的穩定，也可以解釋權力結構的變遷，即地理政治學包含的核心變量(除自然地理外)都是隨著歷史發展而不斷變化的，這也是地理政治學有別于主流現實主義理論的第二個特征。新興技術的出現雖然常使人產生地理政治學即將終結的誤解，但技術因素正是地理政治學的核心變量之一，技術進步改變的是地理因素的涵義，而非否定地理政治學其自身。技術發展會導致地理因素在政治與戰略上的相關涵義發生變化，這正是地理政治學關注的核心。

　　地理政治學主要包含地理和技術兩類不同類型的變量，其關注的核心也是兩類變量間互動聯系所產生的政治、戰略影響及涵義，這種互動聯系不僅直接影響到國際政治權力結構的持續變動，更影響到世界秩序的發展與變遷。正是從這個角度上看，地理政治學的 “整體性” 意味著地理政治學可以幫助研究者更加明確地辨析體系和單元這兩個層次上的特征和變化，即地理政治學不僅可以幫助研究者辨識國際政治行為體間將主要采用何種方式(主要指技術手段)進行政治或戰略性的博弈，也可以幫助研究者認識到什么類型的行為體最適合進行這種博弈。正是因為如此，地理政治學的 “整體性” 特征，很大程度上意味著地理因素與技術因素間的互動聯系，不僅是可以直接地影響到國際政治行為體間權力互動的方式(尤其是作為極端互動狀態的戰爭的方式)，而且也直接影響到國際政治行為體(主要是國家)內部的政治、經濟與社會性的組織方式。

　　國際政治中的權力結構變動一直是當代現實主義理論家最關注的重點之一，但當代現實主義理論卻缺乏對國際政治的動態特征進行適度把握的分析框架，造成這種狀況的主要原因，就在于當代現實主義理論從來也沒有將由于技術進步引發的政治性與戰略性的涵義有效地納入現實主義理論的分析框架中。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地理政治學的 “動態性” 特征意味著地理政治學可以幫助研究者準確地把握由于現代技術的飛速發展產生的政治性和戰略性的涵義，這些涵義不僅對準確把握國際政治的權力結構變動具有重要意義，同時對認清在內部體制上截然不同的國際政治行為體間互動聯系也具有無可替代的作用。在現代世界歷史上，地理政治學發展進程中曾經產生的那些重大的思想或學說都是以特定的技術發展為主要背景的，馬漢的海權論主要基于 16 世紀末開始出現的航海革命給那些以海洋為主業的國家帶來的戰略視野與政治行為上的變化，麥金德創立的 “心臟地帶” 理論則主要基于 19 世紀兩次工業革命催生的技術進步(尤其是鐵路和電報)產生的政治性與戰略性的涵義。

　　五、結語

　　地理政治學在二戰以后的衰落并非自身原因導致，而恰恰是由于兩個外部因素造成的，這種狀況實際上反映出的乃是對地理政治學的根本性誤解。首先，納粹德國的對外擴張與地理政治學之間并沒有存在多少可以驗證的政策聯系，同時德國地緣政治學也不是后人認為的那種專門是為納粹服務的地理政治學。與其他類型的政治學一樣，地理政治學是一門與人的價值判斷密切聯系的科學，因此在具體實踐中始終受到特定的意識形態或政治信仰的影響，因此真正的問題是出在實踐者的意識形態與政治信仰上，而不是出在作為一種分析工具的地理政治學上。其次，戰后國際關系理論越來越朝實證科學方向發展，同時導致了地理政治學的日益邊緣化。按照實證科學的標準，理論兼容地理政治因素將會越來越貼近于現實，這將使理論越來越成為對現實的描述而不是解釋，因此也越來越算不上是真正的理論，正是這種理論風尚導致了地理政治學的邊緣化，即地理政治學無法達到實證科學的理論標準。

　　冷戰后出現的針對地理政治學的批評主要有兩點。首先，許多學者認為冷戰結束后國家對經濟利益的追求將超越對物質權力的追求，這種變化將最終導致 “地理經濟學” 取代 “地理政治學”。其次，雖然地理政治學提供的分析框架在過去行之有效，但技術進步(尤其是核技術、空間技術和數字技術的發展)將會淡化地理政治學擁有的解釋力。地理經濟學就是對經濟手段的戰略性使用，以經濟手段追求戰略目標在冷戰結束后的世界上確實具有普遍性，這其中最典型的案例就包括俄羅斯與歐盟國家間的能源博弈及西方國家正進行的供應鏈和產業鏈的重組。但以經濟手段追求戰略目標本質上屬于政治而非經濟范疇，即地理經濟學實際上正是地理政治學的拓展和延伸。地理政治學包括了兩類不同性質的因素，即地理因素和技術因素，地理政治學首要關注的就是這兩類不同因素間的互動聯系及由此產生的政治與戰略性的涵義。而這點則意味著技術因素正是地理政治學分析框架中的內生性變量，技術進步真正改變的乃是地理因素在政治和戰略上的涵義，而不是取消地理因素的影響。

　　與經典馬克思主義一樣，誕生于 “世紀末” 的地理政治學屬于歷史唯物主義的范疇。經典馬克思主義強調生產力與生產關系構成經濟基礎，而在此基礎上形成的政治、經濟和社會性的制度則構成了上層建筑。由于科學技術構成了生產力的核心，因此技術進步必然將導致經濟基礎發生變化，而這種變化也將會造成上層建筑的變化。地理政治學就其本質而言應該被稱之為 “地理 — 技術政治學”，即地理政治學從根本上說是一種探討地理因素與技術因素間的互動聯系及由此導致的政治與戰略性涵義的科學。由于不同時段的地理因素很大程度上可以被看成是一種常量，因此技術因素(尤其是交通、通訊和軍事技術)實際上成為地理政治學分析框架中的最核心要素。略有不同的是，馬克思主義關注的乃是技術進步的(國內)政治、經濟與社會的涵義及由此而導致的制度性變遷，地理政治學關注的則是技術進步的(國際)政治與戰略性的涵義及由此導致的國際秩序或世界秩序的變動。

吳征宇;楊于森,中國人民大學,2024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