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我國致力于解決經濟社會發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問題，而不平衡問題的其中一個重要表現為區域發展的不平衡。從世界各國區域治理經驗看，政府的財政轉移支付是推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重要舉措 ，而萌發于社會主義建設初期的中國特色對口支援機制，在解決區域發展不均衡問題、加強區域合作、打贏脫貧攻堅戰、實現共同富裕等方面發揮了關鍵性作用，在長期發展中取得了突出成就 。對口支援這個概念的規范性在于 “對口”，即穩定的配對關系，采用 “對口” 結對的方式進行支援 。國內學者多將對口支援界定為地方政府間 “財政橫向轉移支付” 。1996 年 10 月，中央召開了扶貧開發工作會議，在《關于盡快解決農村貧困人口溫飽問題的決定》中確立了對口幫扶政策，要求東部經濟發展省市對口幫扶包括廣西、貴州、云南等西部貧困省區，在扶貧援助、經濟技術合作和人才交流等方面開展協作，此后對口幫扶政策在實踐中不斷完善和發展。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東西部扶貧協作和對口支援，是實現先富幫后富、最終實現共同富裕目標的大舉措，必須長期堅持下去。在 “十四五” 期間，我國將進一步完善地區幫扶機制，“深入實施區域協調發展戰略，在發展中促進相對平衡;完善對口支援、對口幫扶等機制，強化智力扶持，加強重點領域合作。2021 年 1 月，國家發改委等部門聯合印發《“十四五” 支持革命老區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銜接推進鄉村振興實施方案》，其明確提出，中央和國家機關及有關單位完善對口支援和定點幫扶機制，加大對口支援工作力度，鞏固提升幫扶成效，繼續加強東西部協作等各類幫扶機制。這些政策對縮小東西部差距和推進區域協調發展以及助力貧困地區的脫貧起到了重要作用 。

　　對口幫扶政策在推動國家經濟均衡發展方面取得了突出績效，學術界對其背后機制和經濟影響的討論也不斷增加。而既有文獻對對口幫扶的實證研究多聚焦于橫向的財政轉移支付對受援地當地經濟社會發展的影響，但以對口幫扶對企業行為選擇影響角度的研究較少。已有相關文獻表明，對口幫扶政策對欠發達地區經濟社會各方面的提升有顯著成效。通過政策本身的創新，向受援區域內輸入資本、技術、信息、知識、管理等要素，直接影響被幫扶地的經濟增長 。也有學者借助準自然實驗，建立雙重差分等計量模型對其政策效應進行分析，發現對口援疆等對口幫扶政策有效促進了地區總體勞動生產率的提升且提升效應依賴于經濟稟賦條件，促進了當地社會經濟的增長 ;對口幫扶政策通過轉移支付彌補地區間的財力差異，實現地區間的財政均等化、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 。

　　企業的異地投資行為是資源和資本在區域間有序流動的微觀表現形式 ，是指母公司跨越其注冊地向其所在的行政區以外的地區通過設立子公司等方式進行投資經營的行為。國內跨地區經營有助于企業充分利用各地區的市場機會和異質性資源，是企業實現可持續成長的重要戰略選擇 。隨著市場化改革的逐步深化，我國企業跨區域投資呈現不斷上升的趨勢。企業在國內跨地區經營要考慮成本和收益 ，以盈利為主要目的的企業對于投資區位的選擇會關注當地市場環境、勞動力水平、政治環境、文化環境等因素。國內研究多聚焦于國內上市公司的跨區域投資行為，從企業自身的性質、城市政策背景、兩地經濟社會文化差異等角度出發，研究企業異地投資行為選擇和區位選擇的動機及影響因素，如通過兩地之間高鐵連通探究交通基礎設施對企業投資區位的經濟效應 。企業在進行跨區域投資區位選擇時，也可能會考慮企業自身風格與目標地區文化環境認同度的匹配度，且傾向于到與自身風格更加匹配的地區進行異地投資 。也有文獻證明財政激勵政策對地方國有企業在異地設立子公司有積極作用，有利于推動市場一體化發展 。此外，不同區域地理距離 和政府關系 也是影響企業進行跨區域經營的重要因素。

　　對口支援作為宏觀政策，在微觀上對企業的投資行為也具有一定影響。2016 年年底，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進一步加強東西部扶貧協作工作的指導意見》(以下簡稱《意見》)，《意見》中明確指出幫扶雙方需加強產業合作，鼓勵幫扶雙方研究出臺相關政策，大力推動落實產業合作項目，在立足資源稟賦和產業基礎的前提下，激發企業到貧困地區投資的積極性。本文從這一視角切入，提出問題：對口幫扶政策是否會帶來兩地之間企業資本的流動?

　　本文將 2016 年《意見》作為政策沖擊，實證分析對口幫扶政策對企業異地投資的影響，為對口幫扶政策的不斷完善提出基于影響企業行為選擇的政策建議。本文通過整理上市公司跨區域設立子公司數量及注冊地、投資關系等數據，構造 “地級市(母公司所在地)— 地級市(子公司所在地)— 年份” 的面板數據，控制了一系列地級市層面的變量差異及時間、個體固定效應后，研究發現，兩地建立對口幫扶結對關系顯著促進了幫扶地對被幫扶地進行跨區域投資，該結論經過一系列穩健性檢驗后依舊成立。

　　相比已有研究，本文的貢獻主要為：

　　豐富了相關文獻：進一步豐富了對口幫扶、對口支援的政策影響效應等相關文獻，補充了對微觀企業影響的證據。對口幫扶、對口支援等現有文獻多聚焦宏觀經濟效應 ，探究對地區產業發展、基礎設施、公共服務水平等方面的影響，鮮少探究對企業微觀層面的影響。本文提供了系統穩健的經驗證據證明城市間對口幫扶政策會帶來城市間的跨區域投資，豐富和拓展了有關對口幫扶的文獻。

　　從城市層面研究企業異地投資行為：國內關于異地投資的相關文獻多將企業跨區域與投資歸總到企業、母公司注冊地(地級市)進行匯總分析，但少有文獻將異地投資數量在地級市 — 地級市層面進行分析，以此衡量地級市層面的兩地的資本流動。本文依靠城市間的對口幫扶結對關系研究，將企業異地投資行為歸納到城市層面進行分析，揭示了對口幫扶政策對城市之間的跨區域投資影響。

　　具有現實價值：在現實價值方面，通過探究微觀企業在對口幫扶政策支持下的行為選擇和積極影響，在我國尋求高質量發展的背景下，為新時期對口幫扶政策的實施提供更多分析思路和重要參考。

　　一、政策背景與理論分析

　　(一)政策背景

　　中國的對口支援萌發于 20 世紀五六十年代社會主義建設初期，起初用于地方城鄉工農協作，后不斷演變發展。1996 年，國務院下發相關文件，初步建立東西部對口幫扶協作關系，但當時未建立完整有效的城市間對口幫扶體系，且多為地方自主性實施。2016 年年底，《關于進一步加強東西部扶貧協作工作的指導意見》頒布，面對社會主要矛盾，明確了權責關系，調整了結對關系，強調一市幫扶一市或多市合作幫扶一市，各省市出臺統一的城市間對口幫扶體系。該意見還提出加強產業合作，鼓勵企業到貧困地區投資，標志著中國對口幫扶計劃進入新階段。2016 年的《意見》全面貫徹落實相關精神，以 “扶貧”“脫貧” 為主要任務，以城市間 “結對” 關系為基礎，推動 “產業” 合作，帶動脫貧，加強勞務協作與人才支援。《意見》對東西部扶貧協作結對關系進行了調整，確定了具體的結對關系，并要求各省開展本省的結對幫扶工作，各省也發布相關文件響應中央精準扶貧號召。

　　(二)理論分析

　　對口幫扶不僅有資金支持，還包括產業合作、技術支持、人才支援等，重點關注產業合作。一些城市的地方保護主義阻礙企業投資，但對口幫扶政策下，受幫扶地政府可能提供稅收、土地等支持或補貼優惠，降低企業投資成本，激發企業投資積極性。幫扶城市對被幫扶城市產業扶持，會吸引對方城市公司關注其發展潛力進行異地投資。資金支持、技術支持和人才支援對企業到當地投資設立子公司都有正向效應。基于此，提出研究假說：對口幫扶政策建立結對關系，會促進幫扶城市企業對被幫扶城市進行異地投資設立子公司。此外，幫扶地和被幫扶地兩方的政策表現也會影響兩地跨區域投資效果。被幫扶地重視優化本地營商環境會促進對口幫扶對跨區域投資的影響效果;幫扶地更重視對本地或本省落后地區的扶貧工作會抑制建立對口幫扶結對關系對兩地跨區域投資的影響效果。

　　二、實證策略

　　(一)模型設定

　　本研究以 2016 年的《意見》作為準自然實驗，將提供幫扶省份內所有城市和接受幫扶省份內所有城市列為兩個城市序列，組合成 “城市對 — 年份” 樣本，把建立對口幫扶結對關系的城市對作為實驗組，其他為對照組。

　　為關鍵解釋變量，測度對口幫扶政策對上市公司異地投資的影響;Assist是虛擬變量，兩城市存在對口幫扶結對關系取值為 1，否則為 0;Postt表示對口幫扶政策實施時點，設為 2017 年，政策實施前取 0，實施后取 1;Xijt是一組隨時間變化的城市層面特征變量，控制了人均 GDP、城鎮化水平、公路里程等社會經濟因素;β是估計系數;EU為隨機干擾項，標準誤聚類在城市對層面;δij控制城市i— 城市j配對層面的個體固定效應;μi控制年度固定效應。在本文雙重差分模型設定下，處理組 / 對照組、政策前 / 政策后這兩者的水平效應被城市對的個體固定效應和時間固定效應吸收控制。

　　(二)樣本與數據

　　本文研究城市間建立對口幫扶結對關系對幫扶地企業異地投資行為的影響，只考慮東部地區對西部地區投資設立子公司的情況。根據 2016 年《意見》的結對關系，將涉及提供幫扶省份的所有城市(剔除北京、上海、天津三個直轄市)納入幫扶城市序列，接受幫扶省份的所有城市納入被幫扶城市序列。以 2010—2020 年為數據期間，組成城市對，生成面板數據，計算幫扶地在被幫扶地設立的子公司數量，把少數民族自治州當作地級市考慮。

　　被解釋變量：選取 2010—2020 年幫扶城市序列的上市公司在被幫扶城市序列異地投資已設立的子公司數量作為被解釋變量Num，并取對數lnNum=ln(子公司數量 +1)。數據來自 CSMAR 數據庫，經過篩選和補充缺失值得到。

　　核心解釋變量：根據 2016 年《關于進一步加強東西部扶貧協作工作指導意見》及各省相關政策文件確定城市間的結對關系，建立扶貧協作結對關系設為 1，否則為 0。

　　控制變量：選取地級市層面可能影響上市公司投資區位選擇的相關變量，包括人均 GDP 差異、產業結構差異、城鎮化率差異、公路里程差異以及市場化程度差異，數據來源于中國城市統計年鑒和各省城市統計年鑒。

　　三、實證結果分析

　　通過雙重差分模型，使用固定效應模型估計對口幫扶政策對上市公司異地投資的影響。結果顯示，若兩城市形成對口幫扶結對關系，上市公司在異地投資設立子公司的數量會顯著增加。從經濟顯著性看，對口幫扶政策使城市平均增加了一定數量的子公司，相對于政策實施前，投資數量增長明顯。在地區層面的控制變量中，企業所在地與投資目標地區間市場化程度差異系數顯著為正，說明良好的市場環境對企業投資具有較強吸引力;城鎮化水平差異的系數顯著為負，表明上市公司異地投資更傾向于與本地城鎮化水平相近的地區。

　　四、穩健性檢驗

　　(一)平行趨勢及動態效應檢驗

　　對雙重差分模型進行平行趨勢檢驗及動態效應檢驗，結果顯示在對口幫扶政策實施前，關鍵解釋變量的系數均不顯著，2017 年及之后政策效應明顯，且 2017 - 2019 年期間系數逐年增加，說明對口幫扶政策對城市間上市公司異地投資的影響逐年增大。利用 stata 軟件繪制的平行趨勢檢驗圖也證明了雙重差分模型的有效性，不過政策效果存在一定時效性，后期有衰減趨勢。

　　(二)安慰劑檢驗

　　考慮到可能存在遺漏變量和隨機因素影響評估結果，采用安慰劑檢驗。隨機抽取與實驗組數量相同的城市對作為偽實驗組，對新樣本回歸并重復 500 次，結果顯示隨機處理生成的估計系數主要集中在 0 附近，驗證了本文評估結果的穩健性，說明對口幫扶政策對異地投資的正向效應不是偶然的。

　　(三)PSM - DID

　　使用傾向得分匹配后的雙重差分模型分析。在控制相關變量基礎上，建立城市對是否為對口幫扶結對關系的 Logit 模型，采用近鄰 1∶4 匹配方式對樣本重新匹配，重新回歸結果表明，匹配更精確樣本后，對口幫扶對企業異地投資的影響依舊顯著為正，與基準回歸結果一致，進一步證明了結果的穩健性。

　　(四)替換被解釋變量

　　將被解釋變量替換為城市間上市公司異地設立子公司的增量，并取自然對數進行回歸分析，結果顯示核心解釋變量的系數在 5% 的水平上依舊顯著為正，證明對口幫扶政策對上市公司異地設立子公司影響的主要結論穩健。

　　(五)調整樣本范圍

　　考慮到直轄市與普通地級市存在差異，之前分析剔除了北京、上海、天津三個直轄市，保留了重慶。進一步剔除重慶子公司樣本后回歸，關鍵解釋變量系數顯著為正，說明回歸結果不是由于樣本選擇偏誤引起的。

　　(六)考慮更早出現的相關政策影響

　　1996 年東西部對口幫扶協作關系初步建立，其可能影響雙方異地投資行為，減少研究結果可信度。因此增加控制變量 “是否在之前建立起對口幫扶結對關系”，結果顯示關鍵解釋變量系數顯著為正，基準結果保持穩健。

　　五、異質性分析

　　(一)地理距離異質性分析

　　以城市間地理距離的中位數為劃分依據，將樣本分為地理距離較近和較遠兩組，以異地投資數量的自然對數值為被解釋變量分別回歸。結果表明，在相對地理距離不同的兩個樣本中，兩地建立對口幫扶結對關系對企業異地投資均有正向影響，且地理距離較近的樣本中政策效應更明顯。

　　(二)產權性質異質性分析

　　將上市公司按產權性質分為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兩個樣本，分別加總并取對數作為被解釋變量檢驗異質性。分樣本回歸結果顯示，關鍵解釋變量的估計系數均在 10% 的水平上顯著為正，且民營企業樣本的系數超過國有企業樣本，表明對口幫扶政策對異地投資的影響效應在民營企業中更明顯。

　　(三)不同行政等級的城市

　　將省會城市、四個直轄市、五個計劃單列市設為中心城市，其他為一般地級市。把母公司所在地和子公司所在地的城市對數據劃分為四組，構建與關鍵解釋變量的交互項加入原模型回歸。結果顯示，位于中心城市的母公司對異地投資行為受政策效應影響相對明顯，中心城市到一般城市設立子公司比到中心城市設立子公司增加更多;母公司所在地為一般城市時，對中心城市的異地投資受政策影響不明顯，對同為一般地級市的異地投資結果在 10% 的水平上顯著為正。

　　六、機制分析

　　(一)被幫扶地區營商環境的改善

　　采用調節效應模型，加入被幫扶城市序列地級市政府工作報告中 “營商環境” 相關詞頻變量，構建與核心解釋變量的交叉項加入原回歸模型。結果表明，地方政府對改善營商環境的重視程度對上市公司異地投資有積極影響，且對建立對口幫扶協作關系對企業異地投資的影響關系有顯著正向調節效應，但當被解釋變量為異地投資絕對數量時，交叉項系數不再顯著。這表明被幫扶地區持續優化營商環境，可加大對口幫扶對吸引上市公司異地投資的影響。

　　(二)幫扶地區的本地扶貧

　　將幫扶城市序列地級市政府工作報告中 “扶貧” 相關詞頻作為幫扶地區本地扶貧的重視程度，構建與解釋變量的交互項加入回歸模型。結果顯示，交互項系數顯著為負，說明幫扶地更重視本地或本省落后地區的扶貧工作，會抑制建立對口幫扶結對關系對兩地跨區域投資的影響效果。

　　(三)其他潛在的影響機制

　　企業異地投資經營面臨較高交易成本，在扶貧協作框架下，幫扶方政府提供支持和引導，被幫扶地區提供稅收、土地等優惠，降低企業成本。對口幫扶政策的資金支持、技術支持、人才支援等，可緩解受幫扶地財政問題，改善基礎設施，促進要素流動，降低企業交易成本，為企業經營提供優質人才資源，對東部地區企業到西部建立子公司有正向促進效應。

　　七、結論與建議

　　本文基于 2010—2020 年地級市 — 地級市層面異地投資子公司數量的面板數據，以 2016 年《關于進一步加強東西部扶貧協作工作的指導意見》為政策沖擊，運用雙重差分法研究發現，兩地建立對口幫扶結對關系顯著促進幫扶地對被幫扶地進行跨區域投資，該結論經多種穩健性檢驗后依舊成立。不存在地理距離遠近和產權性質不同的異質性影響，但受到受援地市場化水平異質性以及兩地方言異質性的影響。對口幫扶政策在不同行政等級城市組合下影響效應不同，被幫扶地優化營商環境可促進對口幫扶對跨區域投資的影響效果，幫扶地更重視本地扶貧會抑制該影響效果。在新發展時期，為緩解地區發展不平衡問題，基于實證結果提出以下建議：

　　健全對西部落后地區的長效幫扶機制：重視產業合作，構建有效的產業幫扶機制，以企業合作為載體，推動東部人才、資金、技術向西部貧困地區流動，實現東西部產業優勢互補。

　　西部受幫扶地要提高自身發展能力：優化營商環境助力產業招商引資，立足本地資源稟賦，加強基礎設施建設，發展教育提高勞動力質量，吸引高質量企業投資。

　　對東部幫扶地政府推動對口幫扶工作建立有效的監督管理機制：協調本省內扶貧和省間扶貧協作，加大對西部貧困落后地區的幫扶力度，加強協作雙方扶貧工作交流，完善協作模式，提高扶貧協作實效性。

　　破除影響跨區域資本流動的各種障礙：各省市廢除妨礙統一市場和公平競爭的政策，減少地方保護和市場分割對資本跨區域投資的阻礙，推進國有企業改革，鼓勵國有企業進行跨區域投資。

盧盛峰;馬菁遙,武漢大學經濟發展研究中心;武漢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2024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