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 年底，提格雷人以埃塞俄比亞聯邦政府侵犯地方自治權為由，挑起持續兩年的內戰，“非洲之角” 的動蕩進一步加劇。埃塞北部跨厄立特里亞邊境而居的提格雷人，是埃塞文明的創造者，但在現代政治發展中卻日漸邊緣化，這構成理解困擾埃塞數十年的提格雷人問題的基本背景，當前內戰則是這一問題的最新發展。相對學界流行的分離主義視角，本文將提格雷人問題視為族群自治主張動態變化的產物，試圖澄清其發展邏輯。

　　一、沃亞內叛亂：貴族特權、農民生存與提格雷人問題的產生

　　提格雷人問題源于對傳統權力的爭奪。失敗一方的提格雷人不僅無緣帝國最高統治權，而且面臨本地區自治權喪失的威脅。在此過程中，提格雷人身份被貶低，承擔的稅賦卻在加重。20 世紀 40 年代，提格雷人問題以 “傳統叛亂” 的形式爆發了。

　　(一)政治根源

　　提格雷人問題的政治根源在于其爭奪埃塞皇位的失敗及對變革權力傳承體系的不滿。埃塞帝國權力傳承沿襲了中世紀以來的封建制，皇帝傳承缺乏穩定機制，為領主間權力轉移提供了契機。1889 年約翰尼斯四世政權毀滅后，孟尼利克得以填補權力真空，阿姆哈拉人重掌帝國權力，并通過《烏查理條約》等削弱提格雷人，提格雷人已無力挑戰阿姆哈拉皇帝的地位。孟尼利克二世繼位后推進集權化改革，改變了原有領主混戰與分贓格局，實現了皇帝從 “貴族領袖” 向 “專制君主” 的轉型，提格雷領主不滿情緒日益滋長。

　　(二)族群根源

　　孟尼利克在集權化改革中通過有差別的族群政策進一步將提格雷人邊緣化。提格雷人自視為代表 “純正” 埃塞文化且最早皈依基督教的群體，而孟尼利克強調自身所羅門家族合法繼承人的身份，貶低提格雷人以彰顯阿姆哈拉人的 “純潔血統”，不承認提格雷人在保衛國家過程中的貢獻，刻意遺忘提格雷英雄，這激起了提格雷人對本族英雄遭遇不公的憤怒，成為族群認同的精神支柱以及反抗阿姆哈拉人 “不公” 的動力。

　　(三)經濟根源

　　提格雷人問題的經濟根源在于沉重稅收與發展機會的缺失。孟尼利克繼位后將土地收獲 “古爾提” 提高到 50% 甚至更多，提格雷人被迫抵押出售土地，生活日益貧困。政府將新增財富投資于南方新擴張土地上的咖啡種植業，忽視提格雷地區的土地保養與生產規劃，當地農業陷入困境。1942 年海爾・塞拉西一世復國后，稅吏敲詐勒索情況更為普遍，同時繼續忽視提格雷小農，沉重稅收與發展停滯構成提格雷人不滿的經濟原因。

　　(四)引爆因素

　　提格雷人問題因喪失本地管理權而被引爆。塞拉西一世時，皇帝進一步分化提格雷人，將提格雷地區的權力分割給約翰尼斯四世的兩個敵對后代，二人彼此敵視，相互牽制，提格雷地區最高長官長期空缺。面對提格雷貴族的挑戰，塞拉西將 “分化” 政策轉變為 “替代” 政策，任命阿姆哈拉人為提格雷的實際統治者，架空了提格雷貴族的權力，提格雷人不僅無法對皇位構成威脅，甚至連管理本地區的權力也被剝奪。

　　提格雷人問題隨即以武裝沖突的形式爆發，1942 年 1—5 月，提格雷地區民兵接連擊敗政府軍，隨后在布拉塔・海爾・馬里亞姆領導下，自稱 “沃亞內” 的提格雷人組織起更大規模的軍隊與政府軍對抗，這場沖突被官方稱作 “沃亞內叛亂”。1943 年 9 月 “沃亞內” 相繼攻占軍事要塞庫哈、提格雷首府默克萊，塞拉西獲得英國軍事支援后徹底擊潰 “沃亞內”，政府的 “懲罰” 埋下了仇恨與敵意的種子。

　　“沃亞內叛亂” 是提格雷人問題的第一次爆發，提格雷貴族組織起領地的農民反對中央政府，少數貴族提出族群分離主義與獨立建國主張，更多農民因不滿沉重賦稅被動員，關注改善生活。與厄立特里亞保持緊密經濟聯系的西部提格雷人幾乎沒有參與沖突，反映出對政府政策的不滿情緒。政府將其視為分離主義威脅進行嚴酷鎮壓，激發了提格雷人的身份意識，知識分子由此走上政治前臺。

　　二、執掌權柄：知識分子組織化與提格雷人問題的發展

　　“沃亞內叛亂” 的平定與地區秩序恢復，為政府從根本上解決提格雷人問題創造了條件，但隨后三十年中央政府都無所作為，任由經濟與族群矛盾繼續惡化，提格雷人新階層發育與外部力量介入，最終在 20 世紀 70 年代將問題再次引爆。

　　(一)政治邊緣化

　　“沃亞內叛亂” 后提格雷人在政治上被不斷邊緣化。一是提格雷人地方自治權進一步喪失，平叛后帝國權力深入提格雷地區，1955 年新憲法確認皇帝對各地總督的任免權，提格雷貴族僅是政治點綴;二是提格雷人在埃塞中央的政治參與空間被不斷壓縮，二十年間中央政府高級官員只有 5% 來自提格雷人;三是提格雷人在埃塞議會中代表性不足，1955 年憲法的議員分配標準明顯不利于提格雷地區，1957 年眾議院選舉時政府還取消提格雷當選議員資格。1974 年 9 月政變上臺的德格政權仍拒絕與提格雷人分享權力，通過與阿姆哈拉人政黨結盟，要求提格雷人 “阿姆哈拉化”，鎮壓倡導多族群平等的政黨，提格雷人被立場更激進、宣揚分離主義的 “提格雷人民解放陣線” 取代，激起暴力反抗。

　　(二)經濟衰退

　　“沃亞內叛亂” 后提格雷地區經濟長年衰退。1957 年政府 “一五計劃” 的項目繞開提格雷地區，60 年代提格雷省長引進工業項目因得不到中央支持失敗，70 年代初提格雷地區工業規模小，農業衰退，小農承受沉重稅賦，被迫逃離土地或跨省務工，淪為季節性流動勞工。20 世紀 50 年代政府對提格雷地區的行政重劃導致災荒隱患，1972—1974 年的旱災引發嚴重饑荒，政府的不作為進一步激化矛盾，德格上臺后執行壓制與隔離政策，提格雷人遭受經濟破產與心理絕望的雙重困境，提格雷人問題由此被引爆。

　　(三)身份歧視

　　“沃亞內叛亂” 后提格雷語被禁止，身份遭歧視。20 世紀五六十年代，政府嚴禁出版提格雷語書報、用提格雷語廣播，在提格雷地區政府部門強制推廣阿姆哈拉語，規定當地學校只能使用阿姆哈拉語教學，大學入學存在不公，提格雷大學生被視作 “落后的部落民”。在提格雷以外地區，提格雷人被普遍污名化，政府使用帶有歧視性的 “提格里” 作為官方用語，德格上臺后仍推行同化政策，提格雷人身處 “阿姆哈拉民族文化監獄” 中。

　　當族群差別與利益對立相疊加，權力博弈演變為政治上的分居異爨。1971 年提格雷人大學生協會成立，1974 年 9 月轉型為 “提格雷民族組織”，知識分子成為 70 年代提格雷人民族主義運動的先鋒與核心。1975 年 2 月 “提格雷民族組織” 改組為 “提人陣”，重拾族群自決與分離主義主張，1982 年以前配合 “厄人陣” 攻擊政府軍補給線，在轄區內開展社會經濟改革，吸引農民參與。隨著 “提人陣” 實力積聚，與 “厄人陣” 斷絕合作，獨立展開對政府軍正面進攻，1989 年控制整個提格雷地區。

　　德格在軍事上節節失利，財政負擔日益加大，1989 年 5 月政權內反對派發動政變，隨后 “提人陣” 與 “厄人陣” 等結盟，1991 年 5 月 “埃革陣” 發起進攻，門格斯圖出逃，德格倒臺，“埃革陣” 進入首都奪取政權。

　　“提人陣” 對帝國政權與德格政權的反叛是提格雷人問題的第二次爆發，是知識分子領導、農民為主體的行動，“提人陣” 創造了提格雷民族主義，利用族群問題進行動員，最終推翻德格政權。“提人陣” 領導層的理念也在變通，隨著形勢發展調整目標，1988 年明確為埃塞統一而戰，奪取埃塞政權雖暫時解決了提格雷人問題，但族群對立與分離主義誘因仍然存在，只是被勝利所掩蓋。

　　三、得而復失：民族聯邦制受挫與提格雷人問題的前景

　　“埃革陣” 1991 年 7 月成立過渡政府，1995 年 8 月成立聯邦政府，提格雷人掌握了政權。以民族聯邦制為原則，致力于各族群 “平等基礎上的團結”，但其執政過程本質上是將對提格雷地區的自治權擴大為對國家權力的壟斷，隨著其他族群不滿的積聚，提格雷人失去優勢地位，最終在 2020 年再次引爆提格雷人問題。

　　(一)權力壟斷與政權更迭

　　提格雷人壟斷權力，操控其他族群政治參與。奪權后，“提人陣” 主導的 “埃革陣” 雖宣稱與其他族群政黨地位平等，但實際上掌握任命權，營造多族群平等參與氛圍。1995 年以來埃塞總統由其他族群擔任，但實權掌握在提格雷人總理手中，“提人陣” 解散前政府軍，控制軍權，還派出提格雷人去其他族群州進行監督，掌握實權。2012 年梅萊斯去世后，“提人陣” 內找不到有能力的繼任者，面臨奧羅莫人與阿姆哈拉人的壓力，選擇海爾馬里亞姆為繼任者，但軍權仍被 “提人陣” 控制。2018 年 2 月阿比・艾哈邁德贏得總理選舉，上臺后削弱提格雷人對軍隊的控制，撤除部分高級官員職務，倡導政治民主化，指責民族聯邦制加劇族群對立，2019 年底重組 “繁榮黨”，“埃革陣” 走向解體，“提人陣” 在聯邦議會中淪為反對黨，影響力退回提格雷地區，提格雷高官被免職、逮捕，財產被沒收，提格雷人問題再次爆發的政治誘因形成。

　　(二)經濟壟斷與政策清算

　　提格雷人主導國家經濟政策，壟斷經濟資源。“埃革陣” 依據憲法向提格雷地區實施傾斜經濟資源與政策，1991—1998 年間流入提格雷地區的民間投資占聯邦批準總額的 10.55%，高于阿姆哈拉地區。2005 年以來依托 “民主發展型國家” 戰略，以捐贈公司為媒介向提格雷地區傾斜資源，“提格雷重建捐贈基金” 在提格雷地區投資建設多家企業，推動當地工業化進程，而其他族群的捐贈公司財力有限，投資企業少，索馬里州等甚至沒有捐贈公司。“埃革陣” 在提格雷以外地區的發展計劃忽視當地族群訴求，激起不滿與反彈，土地租賃過程中驅逐當地農牧民，引發抗議并導致政權更迭。阿比總理上任后清算過往經濟政策，撤銷土地租約與項目合同，對提格雷地區僅限有限財政撥款，提格雷人擔心 “經濟報復”，成為提格雷人問題再次爆發的經濟誘因。

　　(三)文化政策與族群對立

　　提格雷人主導的政府對族群多元文化政策的不當執行助長了族群對立。1995 年憲法保護地方族群的語言文化，但在執行中制造了族群隔閡，各州解聘大量教師，代之以本地族群師資，配合按族群語言劃分行政區的做法，主導族群排斥雜居的其他族群，引發襲擊事件。語言文化政策引發宣揚部落主義和批判部落主義兩種后果，矛頭都指向提格雷人，前者加劇族群離心傾向，后者否定 “埃革陣” 建國原則，銷蝕提格雷人執政合法性，2015 年兩類團體聯手對抗 “提人陣” 并助力阿比上臺。阿比執政后推行全國族群統一政策，“提人陣” 擔心民族自決權受損，指責阿比實施同化政策，提格雷人問題爆發的族群文化誘因浮出水面。

　　阿比在聯邦層面清除提格雷人影響后，限制 “提人陣” 在提格雷地區的自治權，2020 年新冠疫情暴發，聯邦推遲全國選舉，“提人陣” 自行組織州選舉，聯邦態度強硬促使 “提人陣” 尋求武力解決，11 月聯邦進攻提格雷地區，內戰爆發。隨著內戰升級，外部行為體介入，長期內戰導致嚴重災情，沖突雙方被迫讓步，2022 年 11 月達成《比勒陀利亞協議》，但和平協議未能實現埃塞和解，聯邦軍與阿姆哈拉民兵又陷入沖突，埃塞和平前景依然不明朗。

　　2020 年以來的內戰是提格雷人問題的第三次爆發，表現為以 “提人陣” 為首的提格雷人為維護地方自治權而進行的政治與軍事博弈，反映出提格雷人對埃塞國家發展道路的不同主張，即堅持民族聯邦制、反對中央集權制，分離并非目標，而是捍衛權益的手段，未來若無法妥善解決中央集權與地方權力下放間的平衡，提格雷人問題就不能輕言解決。

　　四、結語

　　當前的提格雷人問題不能簡單地歸結為 “提人陣” 丟失政權，而是有其深層歷史原因與發展脈絡。從 20 世紀 40 年代的 “沃亞內叛亂” 到 70 年代對帝國與德格政權的反抗，再到 2019 年丟掉政權后 2020 年激化為內戰，提格雷人問題始終是其為改變自身 “邊緣族群” 地位而形成的思潮與行動。

　　提格雷人始終無法從埃塞公民身份中獲得安全感，依賴自身族群身份與特殊權利，提格雷民族主義成為牢籠。在歷史上，帝國中央集權損害提格雷人自治權益，后者對抗中逆轉集權化進程，代之以民族聯邦制，“繁榮黨” 重啟中央集權再次遭反對，“沃亞內叛亂” 與當前內戰邏輯一脈相承，90 年代以來提格雷人執政后的特權地位是自治權的擴大化形式。

　　以自治為錨點，提格雷人根據實力對比搖擺于 “按自身心意改造埃塞國家” 與 “分離獨立建國” 兩端，在擴張型與保守型極端民族主義間試探，強調排他性族群利益，多數時候分離主義是增加籌碼的手段，并未做好分離建國準備。在不脫離埃塞國家框架前提下，既反對其他族群侵犯自治權，又擴張自身權力邊界，民族聯邦制是拓展提格雷人權力、整合埃塞國家的 “實驗”。

　　提格雷人對族群自治權的呼吁與對埃塞國家的認同相互交織，保持張力，相對于單一分離主義解釋視角，提格雷人問題更為復雜，兼取統一、自治、分離等理念并在不同時期有所側重，其中統一是自治權的擴大化與特權化，分離是突破自治權維護自身權利的最后手段。

王 濤;楊昊東,浙江師范大學非洲研究院;云南大學國際關系研究院,2024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