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文化與現代化的關系究竟該如何理解，是現代化研究的根本性問題，也是任何國家從事現代化建設必須首先回答的問題，因為此問題深刻影響著國家現代化建設的戰略規劃、實際路徑和文明形態，關系到國家現代化的波折和成敗。此問題自晚清以來長期困擾我們，“古今中西” 論爭持續不斷就是明證，直到新時代形成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特別是其中的中國式現代化理論體系和文化思想，才有了解決這一難題的清晰思路。習近平總書記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對傳統文化與現代化關系作了科學闡述，強調 “中國式現代化是賡續古老文明的現代化，而不是消滅古老文明的現代化;是從中華大地長出來的現代化，不是照搬照抄其他國家的現代化;是文明更新的結果，不是文明斷裂的產物。中國式現代化是中華民族的舊邦新命，必將推動中華文明重煥榮光”。此段論述清晰界定了 “中國式現代化” 與 “傳統文化” 的辯證關系，是習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為我們從事中國式現代化建設提供了實踐指南。本文擬從來源、特色、脈絡、主體性、目標五個維度，探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中國式現代化的邏輯與實踐關系，重點分析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對于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的價值所在，認為中國式現代化具有中華文明古老的文化基因與重要元素，能夠不斷進行自我更新，堅守文化主體性，承擔 “舊邦新命”。

　　一、中國式現代化是具有古老文化基因的現代化

　　任何一種文明均非突然冒出來的，而是有其長期的根脈基礎和基因存續的。不同的人群，身處不同的環境，會各自發展出相應的價值觀念和行為模式，這些可以稱之為 “文化基因”，它會制約文明的發展路徑和發展前景。文化基因既有穩定性，又有變易性，是文明延續和創新的重要基礎。因此，深入認識、系統把握和合理運用本國的文化基因就顯得格外重要，習近平總書記特別強調：“要深入研究中華文明、中華文化的起源和特質，形成較為完整的中國文化基因的理念體系”。

　　從基因起源看，中國式現代化是立足于萬年文化史、五千年文明史深厚底蘊基礎上的現代化，具有古老的文明起源和悠久的文化傳承。相對獨立的特殊地理環境和南稻北粟的農業文明的形成，促成了中國古老文化基因的形成。從考古學上看，中國古文化是土生土長的，又是在與周邊民族文化交流中發展的。進入王國時代之前，中華文明的發展是 “滿天星斗” 式的，文明起源的各種因素不是在一個地區產生的，而是在若干地區分別醞釀和出現的。新石器時代的主要文化中已有一些中國風格的文化因素，中華文明是在這些基因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距今 1.8—2 萬年左右的湖南道縣玉蟾巖、江西萬年仙人洞遺址中發現陶器和水稻遺存，距今 8000 年左右南稻北粟農業體系初步形成，距今 5000 年左右跨入 “古國” 時代，距今 4000 年左右邁入 “王國” 時代。“早期中國經歷了跌宕起伏的連續發展過程，錘煉出了有別于世界上其他文明的特質，成為‘中華民族生生不息、長盛不衰的文化基因’”。這些古老文化基因的因子具體包括陰陽互動的發展觀念、天人合一的整體思維、禮樂教化的文明形態、以人為本的人文精神等。

　　陰陽互動，物極必反，是中華文明古老的變易發展觀念。在河南舞陽賈湖遺址、甘肅秦安大地灣遺址、陜西臨潼白家村遺址、浙江上山文化遺址、義烏橋頭遺址、蕭山跨湖橋遺址等地同時出現數字卦象符號，與八卦周易極為相像。后來在《周易》《老子》中有了理論闡述。《周易・系辭》提出 “一陰一陽之謂道”“剛柔相推而生變化”“日新之謂盛德”“生生之謂易” 的基本觀點，說明《周易》已經明確把陰陽變化發展之道視為 “一切事物構成和發展的總規律”。《老子》第四十二章有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說明《老子》已總結出陰陽互沖而生萬物的理論。陰陽互動變化的發展之道，要求我們認識到無論是自然界還是人類社會都是充滿矛盾、變動不居、不斷發展的，從而辯證地把握自然和人類社會發展的規律，走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自我協調發展之路。

　　天人合一、天人相通，是中華文明古老的整體思維方式。距今 8000 年左右的河南舞陽賈湖遺址、湖南洪江高廟遺址、遼寧阜新查海遺址、浙江義烏橋頭遺址、蕭山跨湖橋遺址，距今 6000 多年的河南濮陽西水坡遺址，距今 5000 多年的安徽含山凌家灘遺址、遼寧凌源和建平交界的牛河梁遺址等，都發現了將天地宇宙、人類萬物統一起來的強調普遍聯系的整體性宇宙觀的萌芽。后來經過孟子的 “性天相通” 觀點與董仲舒的 “人副天數” 說，到宋代的張載、二程而達到成熟。其基本含義就是肯定自然與人的精神的統一，肯定自然與人類的統一，認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二者不是敵對關系，而是具有不可割裂的聯系，自然界有普遍規律，人也服從這種規律，不應該破壞自然，人生理想是天人調諧。天人合一的整體思維，要求我們站在超越 “勘天” 的視角合理地處理人與自然的關系，認識到人與自然是一個生生不息的生命共同體，做到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走可持續發展之路，建設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

　　重禮樂、講仁義是中華文明的基本特質。中國自古以來屬于禮樂之邦，禮樂文明的萌芽很早，距今 9000—7500 年左右的賈湖文化遺址出土五聲音階骨笛，中華禮樂文明的星火，已經在此點燃。距今 6500—5000 年左右的紅山文化牛河梁遺址出土 “壇廟冢” 祭祀建筑遺址群，距今 5300—4300 年左右的良渚文化遺址出土大量精美的玉器，都是中華禮樂文明漸次形成的考古學證明。周代禮樂文明開始發達起來，《詩經》《周禮》《儀禮》《禮記》長期以來成為中華文明的核心教化經典，《樂經》雖然失傳了，但由此而形成的禮樂文明并沒有消失，而是持續得以傳承并發揚光大。我們要在賡續傳統禮樂文明的基礎上，創造出富有時代特色的禮樂文明新形態。

　　以人為本的人文精神，是 “中國文化最根本的精神，也是一個最重要的特征”。早期中國作為世界上體量最大的農業文化區，形成祖先崇拜、以人為本的文化基因自然是在情理之中，早在距今 8000 年前后的裴李崗時代就有了十分重視親情人倫的墓葬證明。距今 5000—4000 年華夏族開始 “絕地天通”，選擇了理性化、人文化的發展道路。后來《周易・賁卦・彖傳》總結出中華文明的人文精神：“剛柔交錯，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以文化人，是以人為本的人文精神的核心要義。以人為本，反對以神為本，主張 “以道蒞天下，其鬼不神”，“敬鬼神而遠之”，亦反對以物為重，主張 “惟人萬物之靈”，“天生萬物，唯人為貴”，要求人既不做神的奴隸，也不做物的奴隸，當然也不是要去做 “天地萬物的主宰”，搞 “人類中心主義”，而是要保持人的主體性、獨立性和能動性，把提高自己的德性修養視為決定自己命運的根本因素，以成賢成圣為自己的人生目標。

　　二、中國式現代化是具有中華文明許多重要元素的現代化

　　中華文明既具有整體性，彰顯不同于其他文明的主體性與獨創性，又可以分解為許多重要元素，體現內部的多元性和豐富性，二者是整體與部分、抽象與具體的關系。這些重要元素是在長期發展中積累的國家觀、治理觀、道德觀、經濟觀、生態觀、哲學觀、思維觀、交往觀的重要體現，仍然可以在中國式現代化建設中發揮重要作用，彰顯現代化的中國特色和中國智慧。

　　社會理想方面，主張 “天下為公”“天下大同”。《禮記・禮運》勾畫了一個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 的 “大同” 世界，其中實行 “選賢與能，講信修睦”，“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棄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外戶而不閉”。這一理想為歷代信仰傳承，是中華文明的核心價值觀，成為矢志追求、不懈奮斗的精神動力。這種社會理想重能尚公，有助于建設走共同富裕之路的現代化，發展共享經濟，推動世界走共同現代化之路。

　　國家治理方面，主張 “民為邦本”“為政以德”。《尚書・五子之歌》有言 “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提出了 “民本”“敬民” 思想。《管子・牧民》謂 “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提出 “從其四欲(佚樂、富貴、存安、生育)” 思想。《禮記・大學》謂 “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提出 “民之父母” 思想。《論語・為政》提出 “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 和 “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兩種治國理念，主張應選 “為政以德” 的治理方式，闡明 “德治” 和 “禮治” 結合的重要性，認為這能讓民眾有羞恥心而心服。當然孔子并不否認 “政治” 和 “刑治” 結合的可行性，只是認為這只能避免社會出現犯罪現象，卻很難使民眾有自覺的道德追求。《荀子・王制》征引 “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 之 “傳” 言，警示統治者注意 “庶人” 力量的巨大，必須走 “平政愛民”“尚賢使能” 的治理之路。這種治理觀重民尚德，有助于建設以人民利益為中心、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德治與法治結合的現代化。

　　國家認同方面，主張 “九州共貫”“多元一體”。《尚書・禹貢》有 “九州攸同，四隩既宅”，“四海會同，六府孔修”，“東至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 的說法。說明早在《禹貢》纂作時代，中華文明就有 “九州共貫”“四海一體” 理念。戰國秦漢時代，郡縣制逐漸取代分封制，“大一統” 被視為 “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禮記・中庸》提出 “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說明 “大一統” 已獲認同，成為國家治理的基本制度和社會通行的基本觀念，此后延續下來。“大一統” 理念與體制，在近代中國雖遭到單一民族國家理論和聯邦體制的嚴重沖擊，但并未退出歷史舞臺，而是通過創造性轉化得以堅持下來，繼續發揮維護民族團結和國家統一的重要作用。

　　家國情懷方面，主張 “修齊治平”“興亡有責”。中華文明從三代以來即以家為社會本位，置個人于家國天下之中，家國天下一體同構。《禮記・大學》系統闡述了 “修齊治平” 的理念：“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然后知至，知至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 根本和關鍵在于個人 “修身”，“修身” 的方法是 “格物”“致知”“誠意”“正心”，最終達到 “明明德于天下”。“天下興亡，匹夫有責” 雖然出自顧炎武之言，但這體現了中華文明 “以天下為己任” 的責任擔當，“兼濟天下”“兼善天下” 是中華文明一貫的情懷。家國情懷是中華民族存亡繼絕、可大可久的奧秘所在，至今我們仍需厚植家國情懷，這將有助于建設家庭和睦、社會穩定、人人愛國的現代化國家。

　　精神追求方面，主張 “厚德載物”“明德弘道”。《周易・坤卦・彖傳》謂 “厚德載物，德合無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要求君子應具 “厚德載物”“含弘光大” 的高尚品格。《論語》把 “溫、良、恭、儉、讓”“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博施于民，而能濟眾”“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恭、寬、信、敏、惠” 等信條作為君子修養德性的標準。《禮記・大學》言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把 “明明德”“日新其德”，終達 “至善” 之境，作為修養德性的根本門徑。這種價值觀崇尚 “明德弘道”，仍是我們賴以樹立和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和精神文明的深厚基礎，有助于我們建設以人為本、尚德合群、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協調發展的現代化。

　　經濟倫理方面，主張 “富民厚生”“義利兼顧”。關心民眾生活，讓民眾富裕起來，是中華文明一貫的治國之道。《老子》五十七章反對 “民彌貧” 的治理方式，倡導 “民自富” 的治理方式;《管子・牧民》言 “民惡貧賤，我富貴之”;孔子提出對民眾應該 “庶之”“富之”“教之” 的治理理念;《荀子・富國》要求統治者 “節用裕民”。義利合一、義利兼顧是中華文明處理義利關系的根本準則，《禮記・儒行》強調 “見利不虧其義”，孔子要求 “富貴” 必須 “以其道得之”，反對 “放于利而行”，更反對以 “不義” 手段獵取 “富貴”。這種價值觀在實踐中體現為儒商精神，有助于我們建設人民生活富裕、社會共享發展、充滿公平正義的現代化。

　　生態理念方面，主張 “天人合一”“萬物并育”。中華文明高度關注天人關系的處理，“究天人之際” 是歷代學人思考的根本問題，“天人一體”“天人合德” 是基本的致思取向。《周易・乾卦・文言》主張 “先天而天弗違，后天而奉天時”;《老子》二十五章主張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莊子・大宗師》強調 “天與人不相勝也”，《莊子・秋水》主張 “無以人滅天”;《荀子・天論》雖然強調 “明于天人之分”，“制天命而用之”，但并非主張人類可征服自然，更反對人為破壞自然，而是極力主張人類 “不與天爭職”，強調 “清其天君，正其天官，備其天養，順其天政，養其天情，以全其天功”，順應 “萬物之情” 以為人類服務。這種生態觀崇尚天人和諧，有助于我們建設綠色發展、可持續發展、循環經濟、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

　　哲學思想方面，主張 “實事求是”“知行合一”。“實事求是” 在中國文化語境中被稱為 “真”“誠”，被視為值得追求的主要價值之一。道家講 “真”，渴望求 “真知”，做 “真人”，強調 “有真人而后有真知”，“不離于真，謂之至人”。儒家講 “誠”，提出 “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把 “至誠” 視為君子應達之道，強調 “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處理知行關系的態度是 “言行一致”“知行合一”，重視學問、言論、思想、知識和實際、實踐、行為、生活的結合。《論語・學而》主張 “學而時習之”，《論語・子路》主張 “言之必可行也”;《墨子・耕柱》謂 “言足以復行者，常之”，《墨子・貴義》謂 “言足以遷行者，常之”;《荀子・勸學》主張 “君子之學也，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體，形乎動靜”;王陽明言 “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圣學只是一個功夫，知行不可分作兩事”。由此足見中華文明是如何重視 “學” 與 “習”、“言” 與 “行”、“知” 與 “行” 的高度結合。這種哲學思想有助于我們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把借鑒外來文化與傳承本國文化相結合.

　　三、中國式現代化是中華文明自我更新的現代化

　　現代化是有根有魂的，“我們從哪里來，我們到哪里去” 是現代化進程中的重大理論與實踐問題。現代化的歷史證明，沒有 “沒有傳統” 的現代化，任何現代化都是在一定的歷史文化基礎上發展起來的。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準確闡述了歷史的 “繼承” 和 “變更” 的關系，“歷史不外是各個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遺留下來的材料、資金和生產力;由于這個緣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變了的環境下繼續從事所繼承的活動，另一方面又通過完全改變了的活動來變更舊的環境”。恩格斯在致約瑟夫・布洛赫的書信中進一步闡述了 “傳統” 的重要作用，“我們自己創造我們的歷史，但是第一，我們是在十分確定的前提和條件下創造的。其中經濟的前提和條件歸根到底是決定性的，但是政治等的前提和條件，甚至那些縈回于人們頭腦中的傳統也起著一定的作用，雖然不是決定性的作用”。西方現代化進程中的 “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啟蒙運動” 與之前的 “古希臘”“古羅馬”“中世紀” 仍然具有很強的聯系性，并非完全 “打倒傳統”，即使是由 “移民” 構成的 “國家”，其現代化也是有文化傳統的，無非是其文化傳統不是源于本土，而是源于 “移民” 的母體文化。總體而言，“在西方近代文化的發生過程中，曾積極繼承和發揚了西方傳統文化中的優秀成分，并以西方文化為主體來吸取外來文化營養，由此而形成的近代文化是一種西方類型的文化”。因此不同的歷史條件和文化傳統會形成不同的現代化道路和現代性文明形態。西方國家是現代化先行者，中國式現代化借鑒了西方現代化的合理經驗，如市場經濟、民主政治、法治體系、社會保障、充分重視科學技術的作用等，但中國式現代化并非套用西方模型。蘇聯是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先行者，中國式現代化也吸收了蘇聯現代化的合理成果，如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中的指導地位、黨的全面領導、政府作用的有效發揮、工業體系的完整性、重工業的支柱作用等，但中國式現代化亦非復制蘇聯模式。中國式現代化不是簡單模仿任何國家的斷裂式現代化，而是中華文明自我更新的連續性現代化，注重全過程人民民主、人民共同富裕、區域協調發展、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協調發展、文化自信自覺、社會公平正義、人與自然和諧共生、世界合作共贏，這些都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

　　影響現代化進程的因素很多，不同的因素在現代化的各個階段發揮的作用并不相同，傳統文化的影響伴隨現代化的全過程，但在現代化的整合階段顯得尤其重要。“在現代化啟動階段，非經濟因素特別是政治因素具有占先性;在轉變階段則是經濟與技術因素具有占先性;而在現代化后期特別是社會整合階段，則是文化因素、生態因素等上升到重要地位”。絕大多數現代化國家都是在傳承本土傳統文化基礎上借鑒外來文化而進行現代化建設的，中國當然也不例外。“中國現代化運動，本質上，是一文化的與社會的變遷。也可以說是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會面’后中國文化的一種‘形變之鏈’的過程”。近代中國遭受西方殖民主義瘋狂侵略，其文化殖民手段層出不窮，盡管如此，西方殖民主義并未做到瓦解中國人的文化認同。先進知識分子不僅學習西方文化有利于 “富強”“民主”“科學”“文明” 的一面，而且對本國傳統文化開展了一系列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如康有為、梁啟超等引領新 “公羊學” 運動，倡導 “保國保種保教”，推動文化啟蒙和維新變法，以進化論和啟蒙價值觀詮釋 “孔子之道”，認為 “其本在仁，其理在公，其法在平，其制在文，其體在各明名分，其用在與時進化”，開啟儒家文化創造性轉化之路;章太炎、鄧實等引領 “古學復興” 運動，即 “國粹主義” 運動，認識到歷史文化在革命和國家建設中的重要作用，倡導 “亞洲古學復興”，注重 “諸子之學” 與 “西來之學” 融合，把經學轉化為歷史文化之學;陳獨秀、胡適等引領新文化運動，提出 “研究問題，輸入學理，整理國故，再造文明” 的旨趣，倡導 “評判的態度、科學的精神”，積極檢討儒家文化之弊，期待 “非儒學派的復興”，注重 “新子學”“新文學”“新道德” 建設;梁漱溟、梁啟超等引領 “東方文化復興” 運動，開始反思西方文化之弊，積極挖掘中華傳統文化的現代價值，提出 “世界未來文化就是中國文化的復興”，應該 “全盤承受” 西方文化，但要 “根本改過”，“批評地把中國原有態度拿出來”;王新命、陶希圣等引領 “中國本位文化建設” 運動，認識到文化認同對于中國現代文化建設的重要性，既反對復古，也反對西化，要求立足 “中國本位” 從事文化建設，提出 “不守舊;不盲從;根據中國本位，采取批評態度，應用科學方法來檢討過去，把握現在，創造將來”;中國共產黨引領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學術中國化” 運動，深入反思近代以來文化建設存在的問題，特別是新文化運動的得失，強調反對 “全盤西化” 和 “本本主義”，提出 “中國文化應有自己的形式，這就是民族形式”，中華民族的新文化應該是 “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賀麟、馮友蘭、熊十力等引導現代 “新儒學” 運動，在抗日戰爭的歷史背景下，深悟文化救國的重要性，強調 “民族復興本質上應該是民族文化的復興”，提出 “中國化西洋文化”“儒化西洋文化” 的問題。這些文化運動的相繼開展說明中華傳統文化具有與馬克思主義、西方文化的契合性與相通性，說明中華文明在現代化進程中仍然具有頑強的生命力，亦說明近代先進知識分子仍具 “為往圣繼絕學”“以天下為己任” 的文化自覺和創造。

　　近代以來中華文明自我更新中有兩次突出的文化自覺，第一次是 “‘五四’文化自覺”，是 “西方的強勢和中國的失敗逼出來的”，其理論內涵是中國文化 “失敗”，其實踐導向是 “文化改造”;第二次是 “當代文化自覺”，是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 激活出來的，其理論內涵是 “文化自信”，其實踐導向是 “文化復興”。“當代文化自覺” 的一個突出表現是 “第二個結合”，中國式現代化是把馬克思主義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現代化。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馬克思主義絕非全然對立，二者在世界觀、辯證法、認識論、文明觀、社會觀、歷史觀、民主觀、生態觀等方面存在契合性，馬克思主義以真理之光激活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基因，讓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成為現代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讓馬克思主義成為中國的，二者緊密結合產生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既體現了中華文化主體性，又體現了時代精神的升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馬克思主義相結合才能相互成就。首先必須堅持黨的文化領導權，堅持馬克思主義在國家意識形態中的指導地位，堅持 “第二個結合”，堅持文化主體性，堅持文化自信自覺。其次要緊緊圍繞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個中心任務，挖掘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馬克思主義在各方面的契合性，挖掘傳統文化與現實需求相適合之處，挖掘傳統文化可滋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之處，挖掘傳統文化能為國家治理和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提供啟發之處，挖掘傳統文化有助于社會主義文化建設之處，做到推陳出新，古為今用，實現傳統與現代的有機銜接和融合創新。

　　四、中國式現代化是具有文化主體性的現代化

　　文化自信來自文化主體性，只有堅持文化主體性，才能樹立文化自信，失去了文化主體性，文化自信也不復存在。任何一種文化要立得住、行得遠，要有引領力、凝聚力、塑造力、輻射力，就必須具有自己的主體性，必須堅持自己的主體性。文化主體是文化創造者基于一定的經濟基礎和物質條件持續創新而形成的生生不息的文化生命，是任何一種文化持續存在的前提和發展的基礎，是價值觀的載體和文化認同的依據，是民族團結和國家認同的核心，是文化的活力和生命力所在。文化主體性源于認同這一文化的人群的主體自覺，反映了一個國家和民族對自身文化的自信自覺意識和文化創新創造的主動精神。如果失去了文化主體性，這種文化必然被他種文化同化或融合，最終要么徹底消失，要么成為他種文化的某些元素之一。

　　中華民族秉持的文化自信源于綿延流長的中華文化主體性。所謂 “中華文化主體性”，指的是中華文化是一個生生不息的文化生命體，具有選擇、吸收、消化、融合一切外來文化的主體性。民族主體性源于文化主體性，中華民族在應對歷史環境的長期挑戰中形成了一脈相承的文化主體性，中華文明是一種多種起源、多元一體的復合型文明，以道、儒、墨、名、法、農、兵、醫、陰陽等諸子文化為基礎，以經史子集為載體，不斷吸收各族文化和外來文化，包括西域文化、佛教文化、伊斯蘭文化、西方人文科技文化、經典馬克思主義、蘇聯社會主義文化等，持續發展壯大，具有突出的連續性、創新性、統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中國式現代化是立足于文化主體性基礎上、具有中華文明突出特性的現代化。

　　中華文明具有突出的連續性。中華文明既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也是世界上唯一具有悠久連續性的文明，是中原南方農耕文明、北方草原游牧文明和西南山林農牧文明長期融合而成的巨型文明。這三大文明既存在摩擦沖突，又不斷交流融合，最終形成以人為本、生生不息、和而不同、多元一體的中華文明。自進入文明時代以來，無論歷經多少次改朝換代、分裂割據、外族入侵，中華文化從未中斷，文化基因和文化主體性始終存在，顯示了中華文化的頑強生命力和巨大活力。中華文明的連續性從根本上決定了我們走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必然性。

　　中華文明具有突出的創新性。中華文明并不頑固守舊，沒有所謂的 “文化停滯性”，恰恰相反，中華文明具有以《易經》為代表的變易文化的突出基因，核心要義是 “生生之謂易”，“日新之謂盛德”，主張剛健有為、自強不息、與時俱進，堅持 “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因此在長期的文明演進中，始終顯示出勃勃生機，創造了世界史上璀璨耀眼的古代文明之一，知識創新和科技發明層出不窮，長期處于世界領先地位，對周邊國家和東亞地區產生了顯著而深遠的影響，為人類文明發展作出了彪炳史冊的貢獻，在世界范圍內加速了西方封建社會的結束和資本主義社會的到來。誠如英國科技史學家李約瑟所論：“從公元前 1 世紀到公元 15 世紀，在把人類的自然知識應用于人的實際需要方面，中國文明要比西方文明有效得多。” 中華文明的創新性從根本上決定了中國式現代化是革故鼎新、推陳出新、與時俱進的現代化。

　　中華文明具有突出的統一性。中華文明在五千年前也曾是 “天下萬國”“滿天星斗” 的時代，但進入文明時代以來，經歷了從 “方國林立” 到 “天下共主”，從 “春秋五霸”“戰國七雄” 到秦漢 “大一統” 的演變。在長期的巨大戰爭災難中，在諸子百家的激烈爭鳴中，戰國時代逐漸形成了 “大一統” 的認同觀念，秦漢時代進一步形成了 “大一統” 的政治體制。自此以后，“大一統” 成為中華文明政治體制的常態和中華文化認同的核心理念，即使是分裂割據時期，許多統治者仍然把 “大一統” 作為自己的追求。中華文明的統一性從根本上決定了中國式現代化是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堅決維護民族團結和國家統一的現代化。

　　中華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中華文明是以人為本的人文主義文化，而不是以神為本的宗教文化，“薄于宗教思想”，主張 “厚德載物”，“仁民愛物”，“有容乃大”，“不齊而齊”，“和而不同”，并不排斥所謂的 “異端” 文化，“中國人常把民族觀念消融在人類觀念里，也常把國家觀念消融在天下或世界觀念里”。故開放性、包容性、融合性極強，歷史上先后出現百家爭鳴、黃老盛行、公羊學興起、經古今文學爭鳴、佛教傳入、玄學風行、三教鼎立、理學興盛、心學崛起、三教合流、漢宋調和、西學傳播、中體西用、東西文明調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等，這些是中華文明極具包容性的歷史證明。中華文明的包容性從根本上決定了中國式現代化是堅持開放包容、文明互鑒、和而不同的現代化。

　　中華文明具有突出的和平性。經過春秋戰國的長期戰爭，中華文明明白 “國雖大，好戰必亡” 的道理，主張 “和為貴”“和為達道”“和實生物”，反對非正義的戰爭行為，主張 “義戰”“慎戰”“非攻”“不爭”“柔遠”。中華文明的最高理想是 “協和萬邦”“世界大同”“為萬世開太平”。“中國歷史上傳統對外政策，主要常在和平與融洽，不在武力之擴張。求大同文化世界之實現，不在偏狹的帝國主義之發展。” 古代中國對外交往的實踐，從 “張騫出使西域” 到 “鄭和下西洋”，從 “絲綢之路” 到 “海上絲綢之路”，都具有突出的和平性，中外關系顯然不是征服與被征服、宗主國與殖民地之間的關系。中華文明的和平性從根本上決定了中國式現代化必然是和平發展、共同繁榮、追求文明平等交流互鑒、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現代化。

　　中華文明的現代轉型是具有文化主體性的中華文化自我轉化更新的過程。即使在面臨 “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 時，中華民族也沒有放棄自己的文化主體性，而是無比艱辛地進行著文化自覺反省和自我更新，先進知識分子為此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中國共產黨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忠實繼承者和弘揚者，代表中華民族的整體利益和先進文化的發展方向，帶領各族人民革故鼎新，借鑒吸收人類文明一切優秀成果，把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具體實際、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緊密結合，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創立了毛澤東思想;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豐富和發展了毛澤東思想;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創立了鄧小平理論，形成了 “三個代表” 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創立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這是中華民族堅持文化主體性、鞏固文化主體性的最有力體現。

　　五、中國式現代化是 “舊邦新命” 的現代化

　　任何文明都是某一地域、某一民族、某一國家、某一歷史階段的文明，都有其優長和缺陷，需要站在歷史角度去辯證分析，而不能作絕對化、本質化的理解，得出武斷唯心的結論。看待中華文明也是如此，歷史上中華文明具有 “天下文明”“天下大同” 的偉大理想，具有 “以人為本”“民惟邦本”“革故鼎新”“自強不息”“和而不同” 等諸多優點，創造了 “百家爭鳴”“漢唐盛世”“四大發明”“中醫”“二十四史”“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小說” 等諸多輝煌的成就，對人類文明發展作出了杰出貢獻。但毫無疑問的是，古老的中華文明也具有種種基于時代的、地域的、文化基因的、經濟基礎的限制，如重道輕器，導致科技不夠發達;重德輕法，導致制度建設不夠健全;重農抑商，導致工商業發展得不到鼓勵;重視三綱禮教，偏向強化君權父權夫權，導致社會活力受到一定程度的壓抑;明清以來廢除宰相制度，過分強化程朱理學的官方地位，甚至大興文字獄，君權過于專制，導致社會發展相對緩慢。由于這些缺陷，我們在應對西方殖民主義東侵時便陷入左支右絀、進退失據的境地。

　　就中國近代史而言，革命是現代化的必要路徑，現代化是革命的目的和要求，二者是相輔相成的。西方殖民者挾其先行現代化造成的 “堅船利炮” 東侵，中華民族陷入主權淪喪、人民屈辱、命運多舛的苦難境地，不得不承擔新的歷史使命和文化自覺，那就是必須堅決反對殖民主義、帝國主義，反對腐朽無能的王朝和政府，徹底擺脫被侵略奴役的命運，深刻反省傳統文化的不足，進行文化改造，重新站起來，走獨立自主發展道路，讓自己富強起來，接續 “大同” 理想，把與 “天下為公” 具有深刻契合性的馬克思主義作為自己的理想追求和根本指南。由此，“中國特色革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中國式現代化” 成為中華民族獨立自主和偉大復興的必然選擇。西方列強憑借武力、資本、宗教與科技展開殖民擴張，中華民族各方面權利和整體利益遭到空前侵犯，諸如割地賠款、口岸洞開、資源掠奪、設置租界、文化殖民、協定關稅、片面最惠國待遇、駐扎軍隊、劃分勢力范圍等等，嚴重損害了中國國土、經濟、政治、宗教、教育、文化、關稅、貿易、國防等各方面的國家主權，把中國變成了西方列強的半殖民地，日本侵略者甚至妄圖把中國變成殖民地，中華文化亦遭到空前的認同危機。值此生死存亡之際，中華民族緊密團結奮起反抗，不懈探索自主富強之路。中國共產黨把馬克思主義同本國國情相結合，領導中國人民成功探索出以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為特色的新民主主義革命道路，進一步探索以 “一化三改” 為內涵的社會主義改造道路和以 “四個現代化” 為目標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建立起獨立自主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把實現工業、農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現代化作為重大發展戰略，這些成為中華民族應對 “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 的正確選擇。

　　“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中國式現代化是 “舊邦新命” 的現代化。什么樣的社會主義才是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什么樣的現代化才是中國人民實際需要的現代化?這兩大問題是擺在中國共產黨和中華民族面前的根本性問題。經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的不懈探索，我們認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中國式現代化是中華民族的 “舊邦新命”。改革開放以來我們解放思想，一切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批判地繼承中華文明一以貫之的 “小康”“大同” 社會理想，積極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深入探索中國式現代化道路.

　　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民主政治體制、先進文化體制、和諧社會體制、生態文明體制和黨的全面領導體制;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以科學發展為導向，致力于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進一步創造新質生產力，不斷深化對外開放，建設全方位高水平的開放型經濟;以民生為重點，以 “三農” 為突破，以解決絕對貧困問題為抓手，致力于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以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為目標，以中國式現代化為根本路徑，以 “五位一體” 為總體布局，以 “四個全面” 為戰略布局，致力于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以人民利益為中心，尊重人民群眾的創造力，致力于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期待，探索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協調發展的現代化道路;以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為引領，致力于實現經濟體系現代化，探索農業農村現代化，新型工業化、信息化與新型城鎮化道路;致力于全面從嚴治黨，深入探索黨的領導體制和黨的政治建設、制度建設、思想建設、組織建設、作風建設道路;致力于全過程人民民主建設，探索切合中國國情的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社會治理現代化道路;致力于全面依法治國，把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現代化道路;致力于推動國家強起來以切實保障國家安全，探索國防和軍隊現代化、國家安全體系和安全能力現代化道路;致力于以創新為驅動的高質量發展，實施科教興國戰略，探索教育現代化和科技創新道路;致力于建設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建設文化強國，構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堅持和鞏固文化主體性，牢固樹立文化自信，探索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道路，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和自主知識體系，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致力于建設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推動生態文明建設，探索可持續發展道路;致力于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探索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全球共同現代化道路。四十多年來中國先后解決了溫飽、小康問題，正在向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邁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優異成績，中華民族實現了從站起來到富起來、又向強起來邁進的偉大轉變。

　　結語

　　如何認識傳統文化與現代化的關系問題，既是現代化研究的根本問題，也是現代化建設的重大問題。滋生于西方的經典現代化理論認為，傳統文化與現代化是二元對立的，傳統文化阻礙現代化，要現代化就必須消滅傳統文化。這個理論并不符合西方現代化的歷史事實，因為西方文化傳統中曾存在封建制度、王權專制、宗教迷信、科技落后等諸多 “毛病”，但西方現代化既沒有斬斷與中世紀文明、基督教文明的歷史聯系，也沒有清除古希臘文明、古羅馬文明的文化基因，而是在此基礎上發生文藝復興、宗教改革、科學革命、啟蒙運動和工業革命，從而形成西方現代文明。同理，中國文化傳統中曾存在封建宗法制度、“三綱” 專制、重農抑商、重德輕法等諸多 “毛病”，但中國式現代化也不應是斬斷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現代化，而應是賡續中華古老文明的現代化。分而言之，就來源而論，中國式現代化根植于萬年文化史、五千年文明史的古老基因，這種文化基因延續至今而未中斷;就特色而論，中國式現代化內含中華文明長期傳承的許多重要元素，具有獨特的精神標識;就脈絡而論，中國式現代化是中華文明受到外來挑戰而自我更新的產物，當然對域外文明有所借鑒;就主體性而論，中國式現代化具有中華文化的主體性，無疑也受到西方與蘇聯文化的影響;就目標而論，中國式現代化攜帶 “舊邦新命”，吁求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故從世界歷史眼光看，傳統文化與現代化的實際關系是生生不息、推陳出新、革故鼎新、轉化創新的關系。新時代中國式現代化的文化建設的大體路徑應是將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深挖馬克思主義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契合性和共通性，不斷推動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堅持和鞏固中華文化主體性，牢固樹立文化自信;深挖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現代意義，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相適應;把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價值觀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深度融合，建構新的精神動力和道德基礎;積極傳承和弘揚中華文明的文化基因、重要元素和突出特性，與世界各國文明進行平等交流互鑒，不斷推動中華文明的自我更新。

何愛國,復旦大學歷史學系,2025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