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科學技術能夠充分激發人本身的活力和創造力

　　毫無疑問，人的生存和發展狀況的改善是現代化的根本目的，也是現代化具有能夠持續前行的最為重要的推動力量之所在。正是科學技術方能充分地激發人本身的活力和創造力，從而催生現代化的巨大內生動力。對此，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來理解。

　　科學技術有助于以人為本基本價值取向的形成

　　在以農耕經濟(自然經濟)為物質經濟基礎的傳統社會，生產力的極度落后以及文化水準的低下，使人們對大自然以及人本身缺少基本的認知，人們實踐能力和認知能力十分低下。面對變幻莫測的大自然以及社會環境，人們無法予以科學的理解，更無法予以積極主動的應對，因而必然會呈現出一種 “無力感”“畏懼感” 以及 “自卑感”。在這樣的情形下，人們容易相信一種超自然力量的存在，相信諸如 “上蒼” 和各種 “神明” 在無形當中主宰自己的命運。人們只有匍匐在 “上蒼”“神明” 的腳下，祈求其保護，按照上蒼和神的旨意去行事，并禁絕自身的一切欲望，全身心地服侍 “神明” 并供其驅使，方能使自己的靈魂得以拯救、心靈有所依歸，進而使自己進入彼岸世界的 “天國”。換言之，人必須 “以神為本”“以‘主’為本”。相比之下，人本身微不足道，只能是供 “神明” 所驅使、為 “神明” 服務或勞役的工具，人不可能成為人自身行為的目的。在歐洲中世紀，那個時代的思想所形成的關于人類和宇宙命運的圖景，實際上幾乎完全是西歐化的基督教神學和末世學所構織的圖案的投影。在歐洲中世紀時代，在基督教的統治之下，人們沒有自己的獨立地位，都必須 “以上帝為本”，其一切行為都必須服從上帝的代言人 —— 教會的指令。所以，人無需也不可能擁有自己的判斷力，不需要也不可能創立真正意義上的科學認知體系。封建式的生產情形把對于科學的需要縮減到最低程度。古印度也有類似的情形。在印度傳統社會，也是以神為本，靈魂不滅，人的生命軀體只是靈魂暫居的軀殼。比之中世紀的歐洲和古印度，從一定意義上講，中國傳統社會并不是一個宗教化的社會，而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個世俗化的社會。中國傳統社會中的民眾雖然不是 “以神為本”，但就總體而言，卻是 “以君為本”“以血緣家族為本”。在中國傳統社會，對所有社會成員來說，皇帝是 “天” 的化身，是 “天子”。皇帝通過體系化的專制統治體制和 “三綱五常” 的倫理準則，掌握著對所有 “臣民” 進行生殺予奪的絕對權力，控制著所有社會成員的思想和行為。正如馬克思指出的那樣，“專制君主總把人看得很下賤。…… 君主政體的原則總的說來就是輕視人、蔑視人，使人不成其為人。” 總之，在傳統社會當中，無論是在哪個國家，人都不可能成為 “正常” 的人，根本不可能擁有人的 “主體性” 的地位，相應地，人本身也就不可能成為人的行為的目的，而只能成為神明或是皇帝的工具。既然如此，也就根本談不上其自身活力和創造力的充分激發。

　　現代科學技術的出現和發展，使人們的認知能力和實踐能力得以大幅度提高。通過科學和發明的應用，人類獲得了新的可能性，這些可能性對人類未來的影響可能比早期文明的農業和技術所產生的影響更大。它們的出現被視為人類擺脫了宗教和封建權威的束縛。特別需要提及的是，由哥白尼、伽利略、牛頓等人開啟的現代物理學以及由達爾文等人開啟的現代生物學直接否認了超自然力量創造大自然和人類社會的神話，使人開始了解人自身的起源及其所處的自然環境的真實情況。同時，現代生產力的巨大飛躍，使人初步具備了按照自己的意愿，在順應自然規律和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條件下，能夠逐漸改善人類社會生存和發展狀況的能力。換言之，就是人們的實踐能力與認知能力在同步大幅度提高，使得人類社會進入一個全然不同于傳統社會的新境地 —— 現代社會。現代社會和傳統社會的主要區別在于現代人對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具有更強的控制能力。而這種控制能力又建立在科學和技術知識擴大的基礎之上。既然已經擁有了一定的認知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在一定程度上能夠掌握自己的命運，那么，人類也就沒有必要匍匐在各種超自然力量或君主這種絕對權威的腳下尋求庇護，被動無為地按照其旨意去行事。

　　人類認知和實踐能力的普遍提高，促成了社會成員自身 “人的” 主體意識(包括 “人的” 尊嚴意識、“自主” 意識以及 “獨立” 意識)的普遍覺醒和形成。有關人類本身的一種新概念已逐漸形成 —— 它體現了對人類的尊嚴和創造力的一種新的信心。作為 “人的” 一種特有屬性，這種 “人的” 主體意識擴展到每一個社會成員那里。“人的” 主體意識主要表現為，在與人自身相關的一切事情當中，人是目的而不是工具。正如康德所說，“人并不是物件，不是一個僅僅作為工具使用的東西，在任何時候都必須在他的一切行動中，把他當作自在目的看待。”“你的行動，要把你自己人身中的人性，和其他人身中的人性，在任何時候都同樣看作是目的，永遠不能只看作是手段。”

　　進一步，就人和現代化建設的關系來看，人是現代化的目的，而不是現代化的工具，現代化建設應當以人為本。馬克思指出，“生產將以所有的人富裕為目的”。“通過社會生產，不僅可能保證一切社會成員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質生活，而且還可能保證他們的體力和智力獲得充分的自由的發展和運用。” 習近平總書記也指出，“現代化的最終目標是實現人自由而全面的發展”。世界各國弘揚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的全人類共同價值。另有學者認為，增長是達到目的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目的本身包括消除貧困、文盲和疾病，拓寬人類選擇的范圍，增強人類控制自然環境的能力，從而增加自由。

　　確立以人為本是現代化的基本宗旨或是基本價值取向是一件極為重要的事情。一方面，以人為本的基本價值取向能夠充分激發社會成員和社會共同體當中所蘊含的活力和創造力，生成現代化動力，并確保現代化動力的持續生成和釋放;另一方面，也有助于防止片面重視經濟和科學技術致使現代化動力誤入歧途，避免這樣或那樣有害于人本身的 “異化” 現象的出現。

　　2. 科學技術有助于人的潛能的充分開發

　　在傳統社會，科學技術雖然已經出現并獲得了一定的發展，但是，其發展空間十分有限，對于當時社會經濟發展的影響力相對較小。之所以如此，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從根本上講封建等級制的存在是排斥創造性思想的。傳統社會是一個封建專制等級制社會，在這種封建專制等級制社會當中，強調的是人身依附性，即處在較低等級的社會成員在思想和行為上必須無條件地絕對服從較高等級上的社會成員，并且，國家以嚴格的專制統治方式維系這種封建等級制度。在歐洲中世紀社會，教會以唯一的、排他性的信念和相應的極為嚴厲的治理方式來管控民眾的思想和行為，唯恐出現不同的觀念及相應的行為對等級制度的社會秩序形成挑戰。“沒有什么東西比這種信念更有害：某些個體或群體認為，只有他、她或他們唯一擁有真理，特別是那些關于怎樣生活、成為什么與做什么的真理;而與他們不同的人，不僅是錯誤的，而且是邪惡與瘋狂的，因此需要抑制與鎮壓。” 這種嚴格管控的治理方式的一個重要表現，是歐洲中世紀宗教審判所對于思想異端者進行的無情鎮壓。在傳統社會中，科學技術之所以難以發展起來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人們的生產和生活對于科學技術的需求度相對不高。馬克思指出，在傳統社會，“每一個農戶差不多都是自給自足的，都是直接生產自己的大部分消費品，因而他們取得生活資料多半是靠與自然交換，而不是靠與社會交往。一小塊土地，一個農民和一個家庭;旁邊是另一小塊土地，另一個農民和另一個家庭。” 在以農耕經濟為基礎的傳統社會當中，人們沿用多年不變的生產工具和簡單的生產技術在有限的耕地上進行生產活動，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以求維持一家人簡單的生產和再生產，并沒有改變這種狀況的熱情。正如舒爾茨所說，傳統農業 “技術狀況保持不變”“持有和獲得收入來源的偏好和動機狀況保持不變”，農民幾乎沒有什么儲蓄，由此也就缺乏投資的能力。再者，在傳統社會中，缺少一個職業化的科學技術人員群體，這也是科學技術難以發展起來的一個重要原因。在當時，盡管也有一些從事科學技術的社會成員，但這些人勢孤力單，而且總體而言社會地位相對較低，無法形成一個有影響力的職業群體，因而也就難以有效推動科學技術的發展。

　　在傳統社會中，科學技術的低限度發展不僅導致生產缺少強大的動力而緩慢發展，并且，人們由此也就缺少對世界的科學認知以及相應的對自身和環境的改進能力。凡此種種，使得整個社會形成一種 “信賴命運” 的非科學精神，主要表現為社會成員所普遍具有的蒙昧和盲從精神。信賴命運 “是一個古老的性格特征，是從相當遙遠的過去傳來的，同現代工業操作的要求多少是有些不相適應的，對現代集體經濟生活的最高效能多少是一個障礙”。重要的是，這樣一種蒙昧和盲從的精神擴散到社會的方方面面，壓抑甚至窒息了絕大多數社會成員的活力和創造力，阻礙著整個社會的發展進程。

　　在現代化和市場經濟條件下，科學技術有力地激活了人的活力和創造力，進而極大地增強了現代化動力，具體表現為：

　　科學技術能夠為人的潛能開發掃清大量思想和觀念上的障礙：隨著現代化和市場經濟進程的推進，人們的主體意識開始普遍形成。社會成員既然是獨立的、自由的、自我負責的主體，就必須自己依靠自己，自己掌握自己的命運。一個必不可少的條件，就是自己必須具有基本的理性精神和判斷力，用以結束以往蒙昧、盲從的狀況。與之相應的是，人們蒙昧和盲從的意識開始瓦解，取而代之的是社會成員理性精神和判斷力的普遍形成。這就意味著原有左右人們一切的 “神圣” 已被 “袪魅”，以往無條件地按照他人的指令去行事的愚昧和盲從行為已經結束。洛克指出：“人的自由和依照他自己的意志來行動的自由，是以他具有理性為基礎的，理性能教導他了解他用以支配自己行動的法律，并使他知道他對自己的自由意志聽從到什么程度。” 而理性精神和判斷力的普遍形成無疑有助于科學精神的普遍形成，有助于現代科學技術的形成和發展，進而增強現代化動力。

　　科學家群體的形成能夠為科學技術的長足發展提供職業化社會力量的強有力支撐：現代社會的一個重要特征是伴隨著現代生產日益發展的需要，社會的職業化分工越來越細致，專業化程度越來越高，致使社會階層結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多樣化的職業群體開始出現。“個人的物質生活從未像今天這樣依賴于整個社會機制的完好運行。現在，這一機制中每一部分的運轉被托付給特定的團體。因此，作為整體的社會正常生活逐漸有賴于每一個這樣的團體的善良意志。” 正是在這樣一種社會背景下，以科學技術為職業的科學家群體(包括從事技術研究和技術應用的社會成員)開始形成并得到迅速發展，在現代社會當中扮演著日益重要的職業化角色。貝爾認為，“從這種廣泛的意義上看，教育、研究和行政管理的發展，已經產生了一種新的選民 —— 技術和專業知識分子”。應當看到，科學技術群體規模在不斷擴大。以中國為例，2020 年底我國科技人力資源總量達 11234 萬人，較 2012 年增加 4434 萬人，年均增長 6.48%。從一定意義上講，科學技術群體規模的不斷擴大，意味著科學技術影響力的不斷增大，進而有助于現代化動力的持續增強。

　　科學家群體的形成和發展，使科學技術的發展有了一個 “專司其職” 的職業化社會力量予以強有力的支撐。科學家群體是科學技術發展的職業化支撐力量，能夠保證科學技術發展的相對獨立性，能夠在很大程度上使科學技術的發展不會隨著某些偶發性因素的出現而被打斷、中止。同時，從科學家群體本身看，從事科學技術研究和應用的社會成員能夠按照各自的職業興趣以及各不相同的研究領域具體又形成一個個具有相對獨立性的科學共同體。比如，現代聯合企業中的技術組合從產品工程師或化學工程師開始，中間經過一系列專家的工作，終端是廣告代理商和市場調研團隊。在工業革命早期，這些工作常由一兩個人完成。而且，科學家群體還形成了自身特有的規范體系和精神特質。默頓指出，“四種制度上必需的規范 —— 普遍主義、公有性、無私利性以及有組織的懷疑態度，構成了現代科學的精神特質”，這種精神特質能夠從職業倫理上有效地激勵科學家群體進行艱辛和無畏的專業化探索。再者，在科學共同體當中，科學技術研究者能夠相互激發、相互促進，能夠按照科學本身特有的發展規律來推動科學技術發展。相比之下，“完全局限在一個封閉的領域內從事科學活動，那將導致創造力枯竭的最壞結果。現代許多科學問題，都牽涉眾多的學科領域，因此不同門類科學家之間的合作，成為科學發展中不可或缺的因素”。比如，美國在這方面曾經非常幸運，它的龐大學術體系容納的專業職位，構成了大型的科學共同體。機構之間的分層和競爭結構有助于激勵科學家追求最高標準。而且，大學和外部的研究資助者各司其職，為學術研究提供了相對充足的支持。

　　科學技術的建制化發展有效地增強了現代化動力：可以說，大多數進行現代化建設的國家都十分重視和主動推進科學技術的建制化發展。現代化建設是以一個個具體的國家為載體的，而作為現代化建設一個有機組成部分的科學技術必然存在著國家與國家之間的競爭。習近平總書記曾指出，“世界科技強國競爭，比拼的是國家戰略科技力量。國家實驗室、國家科研機構、高水平研究型大學、科技領軍企業都是國家戰略科技力量的重要組成部分”。所以，一個國家的政府出于保護、增強本國現代化競爭力的考慮，必須通過一定的制度安排有效地推動本國科學技術的發展。再者，從國內現實的角度看，一個國家為了保證其科學技術的良性發展，防止各個機構在科學技術上的惡性競爭，就必須在國家層面上對科學技術的發展采取有效的保護措施。另外，一個國家科學技術的具體發展狀況也事關該國的榮譽。“在一個由眾多民族國家組成的世界上，每一個國家都有它自己的民族優越感，新發現不僅增加了發現者個人的榮譽，也增加了一個民族的榮譽。” 出于增強國家榮譽的考慮，政府也會在國家層面上積極推出一些措施，來鼓勵本國科學技術的發展。凡此種種，進行現代化建設的國家大都十分重視建制化的科學技術發展。

　　大致地看，大多數國家對于建制化科學技術發展的重視及推動主要表現在這樣幾個方面：其一，以國家的力量直接推動科學技術發展。在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過程中，國家力量的直接促進作用越來越明顯。在發達國家，無論是英國還是美國等國家，其科學技術都是在國家力量和社會力量的共同推動下得到了長足發展，而且，國家對于科學技術發展所起的直接促進作用越來越大，科學技術的發展就越來越能夠得到國家層面上的制度保證。現代科學的復雜性和資源需求，使得制度因素對其歷史產生了至關重要的影響。以美國為例，“建國之初，聯邦政府權力較小，所以政府對研究的支持就相對較少。19 世紀末，行政國家的發展促成了大型聯邦科學基礎設施的建立。‘二戰’和‘冷戰’開啟了‘政府研發等同于軍事研究’的半個世紀。在 20 世紀和 21 世紀之交，美國科學和政府的關系或許將進入一個與經濟發展緊密相連的新階段”。其二，重視知識產權保護制度的建設。科學技術群體成員的活力和創造力能否得以充分激活，是事關一個國家科學技術能否得到長足發展的關鍵所在。從一定意義上講，一個國家科學技術的發展狀況取決于該國科學與技術發明數量的多寡。為了鼓勵科學家和工程師的創造積極性，大多數國家都制定和實施了專利法。專利法的意義在于：“促使廠商創新的動機是希望領先于對手。然而，若對手可以對廠商的創新迅速地加以模仿，則該廠商就不能維持其競爭優勢。因此，該廠商承擔創新風險的動力就會大大降低。”“沒有專利制度，廠商就沒有足夠的動力從事研究。”“專利制度給予發明者暫時的壟斷地位，允許他獲得自己發明活動的受益的一部分。” 對國家來說，目標是激勵從事研究的發明者。其三，國家帶動整個社會對科學技術進行大量的投入。可以說，一個國家在科學技術上的總投入與其科學技術的發展水準具有顯著的正相關性。“科學研究和技術開發的成果，越來越成為從質量上進一步完善生產的基礎。因此，科學在更大的程度上，成為生產過程的積極參加者，成為決定生產進一步發展的重要條件。”“在現代條件下，科學研究的開展，往往取決于科研用于生產的‘預期’結果。” 有數字顯示，在現階段，美國基礎研究的成功率為 5% 左右，技術開發的成功率為 50% 左右。正因為如此，在重視現代化建設的大多數國家當中，政府帶頭并鼓勵整個社會對于科學技術進行占比越來越大的研究與開發經費的投入。在科學技術最為先進的美國，“長期以來，全國研究與開發經費的半數由聯邦政府提供，同時，聯邦政府所屬的數百個實驗室和研究中心，也在從事著全國 16% 的研究與開發工作，其中半數以上為技術發展。” 美國研究與開發經費在國內生產總值當中的比重不斷上升，2000 年為 2.6%，2010 年為 2.7%，2020 年為 3.5%

　　在科學技術最為先進的美國，“長期以來，全國研究與開發經費的半數由聯邦政府提供，同時，聯邦政府所屬的數百個實驗室和研究中心，也在從事著全國 16% 的研究與開發工作，其中半數以上為技術發展。” 美國研究與開發經費在國內生產總值當中的比重不斷上升，2000 年為 2.6%，2010 年為 2.7%，2020 年為 3.5%。在科學技術突飛猛進的中國，近年來對于科學技術的投入也越來越大，其研究與開發經費在國內生產總值當中的比重狀況是：2000 年為 0.9%，2010 年為 1.7%，2020 年為 2.4%。其四，國家對于科學技術發展予以必要的導向和規劃。時至今日，隨著現代化進程的推進，即便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科學技術的發展也不可能以自發的方式進行。在科學技術發展相對較好的國家當中，國家對于科學技術幾乎無一例外地都進行一定的導向及規劃，盡管方式不盡相同。美國的科學技術之所以能夠長時期保持世界第一的位置，一個重要的原因就在于美國政府對于科學技術進行積極的導向和規劃。美國重要機構的設立、科技計劃和重要領域的投入以及技術轉移都是以立法形式保障的，對于一些迫切的研究項目，美國具有一定的靈活性，有時會制定一些直接的規劃來予以保證和實施。比如，20 世紀 90 年代，在科學技術促進經濟發展和加速支持工業競爭方面啟動了一系列全新的和重新調整的技術創新計劃和項目，如先進技術計劃(ATP)、制造業伙伴計劃(MEP)、技術再投資計劃(TRP)以及國家信息基礎設施計劃(NII，俗稱信息高速公路計劃)，這些科研計劃取得了很大的成效。近年來，美國更是大幅度強化了科學技術的規劃。《確保美國科學技術全球領先法案(2021 年)》優先將聯邦基礎研究資助機構的經費在 10 年內翻一番，《NSF 未來法案》擬 5 年內將 NSF 經費增長 59.8%。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除了進行必要的相關立法之外，更多的是采取 “五年規劃”“中長期發展規劃” 以及相關的 “體制改革” 等方式來推動科學技術的發展。這些做法產生了十分明顯的積極效果。比如，中國政府制定了《中國制造 2025》，其目標在于 “實施制造強國戰略，加強統籌規劃和前瞻部署，力爭通過三個十年的努力，到新中國成立一百年時，把我國建設成為引領世界制造業發展的制造強國”。它設定了十個重點領域技術推進的具體目標，影響極為深遠。

　　由上可見，在科學技術的推動下，人的種屬能力包括人的認知能力和實踐能力皆得以大幅度提升，人的活力和創造力皆得以大幅度激活。而且，這一趨勢越來越明顯，突出地表現在專利申請數量的大幅度增加。而專利申請數量在很大程度上能夠直接體現人的活力和創造力的具體狀況。全世界居民專利申請數量 2000 年為 874800 件，2010 年為 1236900 件，2021 年為 2385200 件;非居民專利申請數量 2000 年為 502700 件，2010 年為 760500 件，2021 年為 1015900 件。美國居民專利申請數量 2000 年為 164795 件，2010 年為 241977 件，2021 年為 262244 件;非居民專利申請數量 2000 年為 131100 件，2010 年為 248249 件，2021 年為 329229 件。中國居民專利申請數量 2000 年為 25346 件，2010 年為 293066 件，2021 年為 1426644 件;非居民專利申請數量 2000 年為 26560 件，2010 年為 98111 件，2021 年為 159019 件。無疑，人的活力和創造力的激活大幅度地增強了現代化動力。

　　3. 科學技術有助于教育的可持續發展

　　科學技術的發展推動了社會的日益復雜化和專業化，社會的日益復雜化和專業化又推動了社會的知識化;社會的知識化則推動了教育的普及化和大幅度發展。這一切，成為推動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成為現代化動力得以增強的重要源頭。知識和技術是經濟增長的內生變量，通過教育和培訓獲得的特殊知識和專業化的人力資本是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

　　在現代社會和市場經濟條件下，教育扮演著日益重要的角色，占據著突出的位置。接受必要的教育已經成為絕大多數社會成員日常生活和職業生活之必需。離開了教育，社會成員便難以得到 “正常的” 生存和發展。在傳統社會中，整個社會以一家一戶為基本生活生產單元，大多數社會成員的活動半徑很小。一個家庭或家族兼具生活和生產的雙重功能，集血緣關系和業緣關系于一體，具有顯著的封閉性。這種封閉性使得社會成員的生活圈很小。生于斯、長于斯、死于斯是絕大多數社會成員生活和生產的一種常態。狹小的、封閉的、日復一日的生活環境促成簡單而牢固的 “熟人社會” 的形成。在 “熟人社會” 當中，人們只需按照延續多年的習俗、習慣去生活便可，無須經過必要的教育便可獲得相互溝通的技能。比之傳統社會，現代社會當中的社會成員則大不相同。在現代社會和市場經濟條件下，業緣關系和血緣關系已經分離，社會成員的流動性極強，活動半徑很大。大多數社會成員面對的是一個外觀上 “熱鬧” 但實際上卻 “陌生的” 陌生人社會，是一個變動不居的社會。在這樣的社會當中，存在眾多的不適應性和大量不確定性因素，為了正常生存，社會成員之間必須進行較之以往來說頻度很高的交往，以獲取必需的生活信息。而這種交往和信息獲取，必須基于起碼的知識方能完成;而這種起碼知識的具備，必須經過一定的教育。顯然，對于社會成員來說，離開了教育，缺少起碼的知識，其正常的生活即便不是寸步難行，也是步履維艱。

　　從職業活動的角度看，社會成員更是離不開必要的教育。一般來說，隨著科學技術的興起和發展，各種生產活動當中的職業化和專業化程度越來越高，所以，從業者必須接受一定的初級教育、高等教育和各種類型的職業教育方能勝任其所從事的職業工作。這樣一來，初級教育、高等教育以及各種職業教育就迅速發展起來，而且，一般來說，一個國家的教育發展程度與其現代化程度是相一致的。還有一點需要注意，在現代社會當中，一個人的收入狀況同其受教育狀況有著明顯的相關性。受教育越多的人，年齡 — 收入曲線越高，反之則越低。沒有受過教育的人收入是最低的，大學畢業生的收入則是最高的。文盲在年齡很小時就掙得收入，但起點收入很低。隨著教育級別的提高，獲得最初收入的年齡就不斷變大，但起點收入也在增加。不能低估這一現象的重要意義。接受較高水準的教育能夠獲取較高的收入這一現象，對社會成員來說，是一件極為重要的事情，是社會成員之所以愿意接受較高水準的教育、教育之所以能夠得到迅速發展和普及的一個重要原因。

　　正因為教育如此重要，隨著現代化進程的推進，教育不但得以普及，而且得到了持續的長足發展。如今，在發達國家和現代化起飛的發展中國家，不僅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已經得以普及，就連高等教育也開始趨于 “大眾化”。2021 年，高收入國家的高等教育粗入學率為 79.3%，中國的高等教育粗入學率從 2005 年的 18.6% 迅速上升至 2021 年的 67.4%。

　　重要的是，教育的普及化和大幅度發展，能夠有效地增強現代化動力。這是因為，教育能夠提高勞動質量，也能通過知識應用提高物質資本的質量。教育對社會其他部門有溢出效應，這可以抵消物質資本報酬遞減。比如，有學者發現，“二戰” 之后，工業實力與軍事實力在世界范圍內發生了變化，美蘇兩國雄居世界之首，新的現代化國家諸如日本躍居其次。它之所以發生，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是由于科學知識與技術發展對社會的影響。科學的進步和技術的應用又植根于教育過程當中。

　　簡而言之，隨著現代化進程的推進，以提升廣義上的人力資本亦即人的認知和實踐水準為目的的教育對于現代化動力的巨大影響已經充分顯現出來。19 世紀，商人取代了手工業人，應用科學家取代了發明家。伴隨著這種變化，教育開始影響工業。如今，教育已成為技術進步的 “起搏器”。教育對于現代化動力的意義在于，它直接和間接地生成現代化動力，以至于離開了教育，現代化動力就無從談起。技術進步是決定經濟增長速度和類型的主要因素，技術進步的源泉是用于改進人的知識和能力的投資。有數據表明，教育投資不僅對個人經濟收益率的提高大有好處，而且對整個國家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亦高。1961 年舒爾茨對美國 1929—1957 年經濟增長原因的研究表明，教育投資對國民經濟收入增長的貢獻率達 33%;我國 1978—1998 年亦接近此百分比。

　　在現代化動力的生成過程中，盡管 “人的因素” 與 “物的因素” 兩者缺一不可，但從某種意義上講，“人的因素” 比 “物的因素” 相對來說更加重要。這是因為，“人的因素” 居于現代化建設的 “主體” 位置。從一定意義上講，哪怕物質層面的一些現代因素暫時被毀壞，但只要是人的層面的現代因素仍然存在，那么，經過努力就能夠使物的現代因素恢復重現。在這方面，德國和日本在戰后的現代化成功重建就是典型的事例。

吳忠民,中共中央黨校,2025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