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生物遺傳資源，指具有實際或潛在價值，且來自植物、動物、微生物或其他來源的任何含有遺傳功能單位的物質。水生遺傳資源(aquatic genetic resources, AGRs)是生物遺傳資源的重要組成部分，指水生生物中含有遺傳功能單位的物質?！渡锒鄻有怨s》中《關于遺傳資源獲取與公平平等惠益分享的名古屋議定書》(以下簡稱《名古屋議定書》)為生物遺傳資源的獲取與惠益分享構建了法律框架。

　　我國設定的生物多樣性保護總目標要求到 2035 年全面建立生物遺傳資源的獲取與惠益分享及可持續利用機制。同時，國家管轄范圍以外海洋生物多樣性(biodiversity beyond national jurisdiction, BBNJ)談判已步入 “深水區”，水生遺傳資源的獲取與惠益分享問題是談判的關鍵議題之一。聯合國糧食和農業組織關注到水生遺傳資源在糧食和農業領域的重要作用，于 2019 年發布世界糧食和農業水生遺傳資源評估報告，逐步組織制訂全球行動計劃以促進水生遺傳資源的養護和可持續利用。由上可見，水生遺傳資源這一議題在國際上受到了高度重視，然而，從國際公約文本、談判進度以及政策文件來看，在如何構建水生遺傳資源的惠益分享制度方面，國際和國內理論界和實務界仍存在重大分歧。這種分歧部分源于對水生遺傳資源價值認定的不一致?！渡锒鄻有怨s》關注生物遺傳資源的自然屬性，《名古屋議定書》將 “自然生成” 的衍生物也納入生物遺傳資源范疇。然而，在 BBNJ 第三次政府間會議中，會議出席者起草的案文對于海洋遺傳資源的定義并未明確是否涵蓋自然生成和人工合成的衍生物。BBNJ 談判中對于生物遺傳資源是否包括數字序列信息(digital sequence information, DSI)亦存在分歧。巴西、墨西哥等國家認為海洋遺傳資源不僅僅指遺傳物質，還應當包括數字序列信息;而美國、澳大利亞等國家認為《生物多樣性公約》和《名古屋議定書》中所指的遺傳資源是指有形的遺傳物質，遺傳資源數字序列信息是人工合成且無形的，不應納入生物遺傳資源范疇。

　　由于水生遺傳資源的概念存在分歧，使準確識別水生遺傳資源并在此基礎上進行公約談判、目標設定和制度構建面臨諸多困難，這既不利于國際法律制度的形成和實施，也不利于我國生物多樣性保護總體目標的實現。鑒于此，本研究擬從水生遺傳資源的價值利用方式為切入點，基于自然資源價值構成分析主流 TEV 框架，通過公開信息渠道收集并整理人類對水生遺傳資源及其衍生物和數字序列信息的價值實現方式，探索水生遺傳資源的價值構成。

　　1資料與方法

　　本研究旨在從自然資源價值構成理論出發探究水生遺傳資源的價值構成問題。傳統的勞動價值理論認為，自然資源只有與人類勞動相結合才具有價值，未充分認識到自然資源的稀缺性及其自身價值。邊際效用價值論主張價值代表商品滿足人類欲望的能力，即效用。這兩種理論都關注自然資源與人類之間的關系，但二者均未反映出自然資源本身的內在價值。19 世紀 70 年代，自然資源的急劇衰退使人們意識到人類活動忽視了自然資源的真實價值。Krutilla 開創性地將非使用價值(主要指存在價值)引入自然資源價值構成，認為資源具有獨立于當前人類對其利用的價值。在此基礎上，Westman 采用五分式方法對自然資源的價值進行分類，將與人類預期相關的選擇價值、脫離人類福祉而獨立存在的存在價值，以及涉及代際問題的遺傳價值作為價值類型納入分析框架。Pearce 等系統地整合并運用了 Krutilla 和 Westman 的價值構成觀點，在評估環境損害補償時提出了總經濟價值(total economic value, TEV)的概念。其后，Pearce 等在世界自然保護聯盟有關生物多樣性價值的研究報告中，將遺傳價值納入非使用價值范疇，將環境資產的總經濟價值分為使用價值和非使用價值，其中使用價值包括直接使用價值、間接使用價值和選擇價值，非使用價值包括遺傳價值和存在價值，即：(egin{aligned}& TEV=UV+NUV=(DUV+IUV+OV)+(BV+ & XV)

　　end{aligned})式中，TEV 為總經濟價值;UV 為使用價值，NUV 為非使用價值;DUV 為直接使用價值，IUV 為間接使用價值，OV 為選擇價值;BV 為遺傳價值，XV 為存在價值。

　　TEV 框架被廣泛地應用于自然資源的價值構成分析。聯合國環境規劃署在《生物多樣性國情研究指南》中采用了 TEV 框架，將生物多樣性的價值分為直接使用價值、間接使用價值、選擇價值和存在價值。其中，直接使用價值進一步細分為消耗性直接使用價值和非消耗性直接使用價值。英國環境、食品和農村事務部也采用了 TEV 框架評估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服務的總經濟價值，以及為生態系統和生物多樣性經濟項目所制訂的綜合評價體系。然而，相較于 Pearce 等提出的框架，其基于對選擇價值與遺產價值的認識修正了 TEV 框架，認為兩種價值都來源于人類當下選擇不使用某種資源而留待以后使用的情形，因此在本質上是同一類型的價值。唐議等基于 TEV 框架，將漁業資源服務價值劃分為功效價值和非功效價值。其中，功效價值指漁業資源在水產品供應和文化服務方面的使用價值、對其他生命和生態系統支持服務方面的生態價值及選擇價值;非功效價值則主要指基于倫理、文化、宗教、哲學的存在價值或內在價值。Gollin 等為動物遺傳資源所設定的價值框架基本與 TEV 框架基本一致。Smale 等在對農作物種質資源總價值進行研究時也采用了 TEV 框架，不同之處在于將選擇價值歸入了非使用價值。

　　鑒于 TEV 框架的廣泛適用性，本研究以該框架為基礎，分析當前水生遺傳資源的價值實現方式，提出針對水生遺傳資源的價值構成框架。本研究材料主要來源于從公開渠道收集的水生遺傳資源及其衍生物和數字序列信息利用方式的相關資料，涵蓋 1975—2021 年的國內外研究論文和會議論文、國際組織發表的文章及報告、專利信息、新聞報道等材料。從時間跨度和材料范圍來看，這些材料能夠較為全面地覆蓋水生遺傳資源及其衍生物和數字序列信息的主要利用方式，并顯示了相關研究的最新進展。

　　2 結果

　　2.1 水生遺傳資源的價值類型

　　通過梳理當前人類對水生遺傳資源及其衍生物和數字序列信息的實際利用情況，可以基于利用方式將價值分為五類。商業開發價值：商業開發價值是指通過生物技術手段，提取水生遺傳資源及其衍生物如蛋白質、多糖、不飽和脂肪酸、牛磺酸等其中的有效活性成分，運用于醫療保健、高檔化妝品、新型生物農藥等領域的商業開發。在醫療保健領域，現有文獻表明其主要價值實現方式為利用生物的遺傳特性來滿足特定功能需求，包括：①抗癌功能。20 世紀 60 年代中期，科學家已證明從加勒比海綿隱囊藻(Colpomenia sinuosa)中分離出來的海綿核苷和海綿胸腺嘧啶核苷具有抗癌和抗病毒活性。

　　隨著生物制藥技術的持續發展，越來越多源自水生生物中的抗癌物質得以確認，例如萜烯、聚酮化合物、含氮化合物和多糖等。②抗炎功能。博利奈醌和巖藻糖苷 M 是兩種具有強效抗炎作用的水生遺傳資源的衍生物。③抗過敏功能。海洋生物聚合物，如基于角叉菜膠的藥物組合物，能夠預防和治療過敏性病癥。④艾滋病治療。水生遺傳資源中分離出了用于治療艾滋病的活性物質，如氰基病毒蛋白。此外，從海藻中分離出的化合物，如硫代糖脂、角叉菜膠、巖藻多糖、倍半萜氫醌等也具有抗艾滋病毒活性。⑤預防保健作用。深海魚油和其他生物油富含二十二碳六烯酸(DHA)和二十碳五烯酸(EPA)，這些水生遺傳資源對于新生兒腦部發育和視網膜發育至關重要。此外，紅毛藻中的多糖組被證實在抑制胰脂肪酶活性和游離脂肪酸的吸收方面有效，能夠降低膽固醇和甘油三酯的合成，具有潛在的降血脂活性，可用于預防心血管疾病。

　　在日用化學品領域，水生遺傳資源及其衍生物是許多化妝品的關鍵原材料來源。諸多抗衰老面霜中的關鍵成分源自水生遺傳資源或其衍生物，如三文魚的 RNA、深海魚子精華以及深海熱液噴口微生物，又如金槍魚膠原水解物等活性物質被認為具有抗氧化作用和對人體安全無害的天然抗紫外線作用，能夠減少自由基對人體細胞的破壞，降低防曬劑的使用量，由其可以制備出功能更強的防曬霜。

　　在生物醫藥領域，水生遺傳資源被發現在制作新型生物農藥方面具有重要價值。研究人員發現海洋微生物芽孢桿菌及其分泌的活性物質脂肽具有抗菌作用，能夠防治某些農作物真菌及細菌性病害。

　　育種價值：遺傳多樣性作為食物安全的生物基礎，在保障糧食安全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水生遺傳資源是水產養殖的物質基礎，對遺傳物質的利用效率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水產養殖的產量和效益，強化水生遺傳資源的收集和利用是保障糧食安全的有效途徑。據聯合國糧食與農業組織統計，預計到 2030 年，世界人口增長將使魚類消費量每年增長約 1.2%，為滿足需求，魚類及其制品的產量需達到 2.01 億 t。然而，目前世界主要漁業的年產量穩定在 9000~9500 萬 t，基于當前技術和資源狀況，捕撈產量幾乎沒有增加的空間。因此，水產養殖產量的增長將成為彌補巨大需求缺口的關鍵。水生遺傳資源的遺傳變異性是水產養殖品種遺傳改良的基礎。

　　通過有效利用基因組和表型數據，改進育種和遺傳改良技術，培育抗病性強、單位產量高的品種，能夠提高水產養殖產量和質量，同時滿足生產者和消費者的需求。盡管目前水產養殖對其野生親緣種仍有較強依賴性，但水生生物遺傳技術的發展正逐漸改變這種現狀。例如，基于水生遺傳資源開發的牡蠣精子冷凍技術可無限期保存牡蠣品系的遺傳物質，這些被保存的遺傳物質可被用于遺傳育種程序，減少了對于其野生親緣種的需求。這類技術將使水產養殖行業更具獨立性，減少水生環境惡化影響野生親緣種進而危及水產養殖的風險。另外，水生遺傳資源和數字序列信息可應用于觀賞魚類的遺傳育種程序，改造其顏色和外形，優化品種。

　　生態價值：生態價值主要體現為水生遺傳資源的遺傳多樣性能夠維護生物多樣性。遺傳多樣性是生物多樣性保護三個層級中的基礎層級。一個物種的穩定性和進化潛力依賴于其遺傳多樣性，生物多樣性保護最終須落腳于保護遺傳多樣性。具有高多樣性的水生遺傳資源能夠提高水生生物對變化環境的適應性、恢復力和自然生存力，使其能夠在自然選擇中順利進化。水生遺傳資源的生態價值通過 “水生遺傳資源多樣性 - 水生生物多樣性 - 水生生態系統多樣性 - 生物多樣性” 這一過程得以傳遞。在水生生態系統中，水生動物、植物和微生物之間相互聯系、相互制約，共同維系著一個平衡、穩定的水生生態系統。

　　管理價值：借助生物技術手段提取并保存的水生遺傳資源數字序列信息，可用于漁業管理和水生生物種群養護管理工作，為相關政策制訂提供科學證明。目前已有一些成功實踐，如 Shaklee 等通過 4 項案例研究證明了基于遺傳的方式在獲取太平洋鮭(Oncorhynchus spp.)種群組成信息方面的效用，肯定了數字序列信息對于漁業管理的重要作用，可以解決魚類混養問題、保護脆弱種群、在用戶群體之間分配漁獲量、了解特定種群的遷徙行為等。

　　如 Vasemägi 等采取基因標記方式，基于若干個簡單重復序列，評估了波羅的海大西洋鮭(Salmo salar)5 個野生群體和 4 個孵化群體的遺傳多樣性和分化模式，揭示出孵化場種群的遺傳變異比來自芬蘭灣的小型野生鮭種群更多，證明了對芬蘭灣最后剩余的本地鮭群體采取特殊保護措施的合理性。又如李大命等利用線粒體 DNA COⅠ 基因序列評價了 3 種鲌類(Culter spp.)的遺傳多樣性及種群歷史動態，對鲌類種群的管理提出了建議。此外，鑒于全球范圍內已經建立了 1700 多個生物遺傳資源數據庫，目前通過將水生生物的遺傳信息與數據庫中的遺傳信息進行比對，能夠確定水生生物來源地(同一遺傳信息可能在多個國家的物種中發現，因此通過遺傳信息來確定來源地，結果可能并不唯一)，應用于追蹤非法捕撈和非法水產品貿易。

　　此外，數字序列信息在保護瀕危水生物種方面也具有現實或潛在價值。利用基因測序等手段，可以了解水生生物中的遺傳變異性和水生生物種群之間的關系，這有助于合理規劃措施，減少瀕危物種的遺傳損失。外來入侵物種是生物多樣性和農業領域的主要威脅，研究人員可以借助數字序列信息分析某物種在生態系統中入侵的可能性，通過查找源種群，估計它們的入侵途徑，了解入侵基因型的進化史，從而有助于建立水生生物入侵預防機制，提高原地保護效果。

　　文化價值：文化價值是指給人類帶來的非物質利益，如在美學、藝術、精神等方面為人類社會所作的貢獻。水生遺傳資源可通過影響人們的信仰、偏好和世界觀及其所在社區的儀式和習俗，形成重要的文化價值。這方面最重要的例證來自 20 世紀初在新西蘭掀起的一場關于遺傳物質與轉基因生物的辯論。當地毛利人認為遺傳物質不僅僅只是一種 “物質”，更是 “系譜”“生命力” 和 “禁忌” 的象征，他們從文化價值的角度出發反對引進轉基因生物。毛利人認為 “遺傳物質” 決定著世界的平衡和秩序。“系譜” 是指事物在其家族和部落中所處的位置，基于此可以確定權力、責任和義務;“生命力” 是指萬物本身擁有的一種力量，這種力量決定了事物特殊的性質，使事物在其領域生存下去。生殖力與遺傳物質的 “生命力” 緊密相關，“生命力” 能夠賦予男女生殖和養育的力量;“禁忌” 是指遺傳物質來自人類和自然萬物的祖先，其理應受到尊重，破壞會引起秩序的失衡。從毛利人的實踐來看，盡管人們可能不能準確識別遺傳物質，但這并不影響其通過感性認知積累形成特定的文化信仰。

　　從我國古代延續下來的傳統文化中也有不少例證。例如，鯉(Cyprinus carpio)、鯽(Carassius auratus)因其基因所體現的強大生殖力和生命力，常被用于婚禮、祭祀儀式及其各種裝飾中，表達人們對家族人丁興旺、多子多孫的美好愿望，而后又延伸為對豐收富裕的祈盼。類似的習俗也存在于日本，只是他們更加喜歡鯛類(Sparidae)。隨著人們對遺傳物質認識的增進，還出現了基于文化寓意對水生生物特定遺傳性狀的偏好。例如，人們改造觀賞魚的性狀、顏色和其他特征，使觀賞魚更加符合人們的審美追求，還通過改變其遺傳性狀，追求某種特定的文化意象，如錦鯉?？偠灾M管文化價值很難衡量，但它依然是水生遺傳資源的重要價值類型。

　　2.2 基于 TEV 框架的水生遺傳資源價值

　　構成傳統 TEV 框架包括使用價值和非使用價值兩個部分，本節分別根據 TEV 框架對水生遺傳資源的使用價值與非使用價值進行分析。基于 TEV 框架的水生遺傳資源直接使用價值與間接使用價值：TEV 框架將使用價值定義為某類自然資源在實際編輯分享使用中產生的價值。從這一定義來看，水生遺傳資源的商業開發價值、育種價值、管理價值和生態價值均屬于使用價值的范疇，但相較于物種層面的使用價值，水生遺傳資源的價值實現方式具有特殊性。首先，TEV 框架下的直接使用價值一般是指資源的實際用途，如可供人類直接消耗的食物，但水生遺傳資源的商業開發價值則主要指通過生物技術提取具有某種生物學特性的水生遺傳資源用于商業開發。

　　在這一價值實現過程中，被消耗的是具有遺傳功能的材料和衍生物，而非具體的水產品。其次，TEV 框架的間接使用價值是指人類從某類自然資源的生態系統功能中獲得的利益，如森林在防止水土流失方面的功能以及某類資源在營養循環中的價值。在這一方面，水生遺傳資源作為生態系統的基礎結構，在不同層面支撐著生態系統功能。再次，TEV 框架無法解釋水生遺傳資源的另外兩種價值實現方式，即育種價值和管理價值。水生遺傳資源的育種價值是指通過對水生遺傳資源的特性研究來改進遺傳育種技術，進而提高水產養殖的產量和質量，其價值體現為水產品的產量和質量增值。在這一過程中，水生遺傳資源本身并未被消耗。同樣，管理價值的實現也不需要實際消耗水生遺傳資源，而是通過利用水生遺傳資源數字序列信息改進漁業管理和水生物種養護決策。因此，這兩種價值類型難以直接歸納進入 TEV 框架中的直接使用價值或者間接使用價值。

　　基于 TEV 框架的水生遺傳資源選擇價值：TEV 框架中還有一類特殊的使用價值，即選擇價值。選擇價值是個人對保障自然資源在未來的可用性(既可能是直接使用也可能是間接使用)的支付意愿。選擇價值來源于不確定性，包括個體對自身未來需求的不確定性和資源未來可得性的不確定性。由于水生遺傳資源使用過程中存在著不確定性，因此水生遺傳資源也具有類似于其他自然資源的選擇價值。正是由于存在不確定性，人們選擇不使用某種水生遺傳資源，而將其保存下來以供未來選擇，是水生遺傳資源選擇價值產生的前提?；?TEV 框架的水生遺傳資源非使用價值：TEV 框架下的非使用價值主要指遺傳價值和存在價值。

　　遺傳價值是指當代人從他人未來可能受益于某項資源的知識中獲得的收益，例如保護某種生物的生境，防止其不可逆的變化，使后代人從中獲益;存在價值是自然資源的內在價值，例如某類資源的知識、遺傳、物種、棲息地和生態系統繼續存在下去的價值。當代人保護某種水生遺傳資源使其成為一種 “遺產”，后代人能夠從該遺產的使用或非使用中獲益，可以理解為當代人通過保存行為從而獲得收益。根據 TEV 框架對存在價值的定義，水生遺傳資源的文化價值屬于其存在價值的范疇，水生遺傳資源的文化價值在漫長生產、生活中逐漸積累起來，因此理應得到尊重并繼續存在下去。此外，即使不具有特殊的文化意義，水生遺傳資源多樣性本身也具有存在價值，這是由水生遺傳資源的自然屬性決定的，不管人們是否使用水生遺傳資源。

　　2.3 基于 TEV 框架修正的水生遺傳資源價值構成框架

　　由上述分析可以看出，TEV 框架并不能完全涵蓋水生遺傳資源價值構成。水生遺傳資源價值構成具有一定的特殊性，特別是在使用價值部分，因此，應當結合水生遺傳資源的價值特征對 TEV 框架進行適當修正，更好地涵蓋水生遺傳資源的育種價值和管理價值等非消耗性價值類型。結合水生遺傳資源使用的特殊性，可將水生遺傳資源的使用價值劃分為消耗性使用價值、非消耗性使用價值及選擇價值。

　　其中：①消耗性使用價值是指在實際應用中通過對水生遺傳資源的消耗性利用而產生的價值，主要體現為商業開發價值，即將水生遺傳資源作為原材料應用于醫療保健品、高檔化妝品、生物農藥等領域的商業開發。②非消耗性使用價值是指在實際應用中通過對水生遺傳資源的非消耗性利用而產生的價值，涵蓋育種價值、管理價值和生態價值等。其中，育種價值是指利用水生遺傳資源改進遺傳育種技術，進而提高養殖產量和質量;管理價值是指將水生遺傳資源數字序列信息應用于漁業管理和水生生物養護工作中，為相關決策提供科學信息支持;生態價值是指水生遺傳資源作為生物多樣性的基礎層級，維護水生生物多樣性和水生生態系統穩定。③選擇價值是指人類為保障水生遺傳資源在未來的可用性所表現出的支付意愿。

　　人們的這一行為可能是出于兩點動機：第一，人們預期某種水生遺傳資源將來能產生更大的價值，因此將其保存以繼續進行研究開發。水生遺傳資源具有潛在的恢復瀕危水生物種乃至滅絕水生物種及其棲息地的作用。在當前的生物技術水平下，某種水生物種滅絕后，人們不可能將其再次創造出來，但合成生物學未來或許能夠通過修改基因組來恢復生物種群，甚至重新創造出已經滅絕的物種。第二，某種水生遺傳資源目前雖未被人類使用，但隨著生物技術的持續發展，研究人員將來可能挖掘出這種水生遺傳資源中具有經濟價值的成分。例如，未來可能在水生遺傳資源中發現能夠治愈癌癥的物質。選擇價值通常與面臨不可逆損害的資源相關，例如瀕危物種的水生遺傳資源。水生遺傳資源非使用價值包括遺傳價值和存在價值。遺傳價值是指當代人從 “保護水生遺傳資源使后代人能夠獲益” 這一行為中所獲得的收益。存在價值是指水生遺傳資源所具有的內在價值，不管人們是否使用它，其本身就有繼續存在下去的價值，其中包括文化價值。由于存在價值難以直接與人類福利聯系起來，因此很難對其進行衡量，一般是通過測試個體或社會對水生遺傳資源繼續存在的滿意度來建立水生遺傳資源與人類之間的聯系。依據上述分析，水生遺傳資源的價值構成可通過修正公式 1，求得公式 2：

　　(egin{aligned}

　　& TEV _{AGRs}=UV+NUV

　　& =(CUV+UCUV+OV)+(HV+EXIV)

　　& =[(CDV+(BV+MV+ECOV)+OV]+

　　& (HV+EXIV)

　　end{aligned})

　　式中，(TEV _{AGRS })為水生遺傳資源的總經濟價值，CUV 為消耗性使用價值，UCUV 為非消耗性使用價值，HV 為遺傳價值，EXIV 為存在價值，CDV 為商業開發價值，BV 為育種價值，MV 為管理價值，ECOV 為生態價值。

　　3 討論

　　水生遺傳資源價值構成的研究對于彌合理論界和實務界在其概念上的意見分歧具有重要意義，能夠為價值評估提供合適的基礎分析框架，并為水生遺傳資源相關法律和政策制度的構建提供支持。從本研究梳理的水生遺傳資源價值類型看，水生遺傳資源的許多關鍵價值來自衍生物和數字序列信息，例如商業開發價值中功能活性物質很多都源于遺傳物質的衍生物，管理價值則很大程度上依賴于水生遺傳資源數字序列信息。隨著數字信息技術的不斷發展，水生遺傳資源數字序列信息將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因此，若將衍生物和數字序列信息排除在水生遺傳資源的概念范疇之外，將導致水生遺傳資源的重要價值被排除在外。

　　實際上，雖然水生遺傳資源在經歷多次人為改造后，可能無法確認衍生物或數字序列信息與遺傳物質之間的對應關系，但追根溯源它們仍然來自遺傳物質，不能人為割裂它們之間的聯系。在價值構成研究的基礎上，本研究認為應當進一步探討以下幾個問題：首先，隨著生物技術的進步，水生遺傳資源的消耗性使用價值和非消耗性使用價值的內涵可能會更加豐富。隨著水生遺傳資源使用范圍的不斷擴大和使用方式的不斷增多，水生遺傳資源價值內涵和價值構成需要進一步調整和完善。

　　其次，本研究提出了水生遺傳資源總經濟價值的基本計算公式(式 2)，但這一公式在實際操作中如何指導基于水生遺傳資源總經濟價值利用的規則制訂仍需進一步探討，水生遺傳資源的各類價值不能進行簡單疊加，例如水生遺傳資源在用于消耗性用途(如商業開發)時，其在實現其他價值方面可能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再次，在不同的法律制度中，水生遺傳資源的價值構成可能會存在范圍不同。例如在 BBNJ 協定談判的惠益分享機制中，衍生物或數字序列信息是否作為海洋遺傳資源的一部分納入惠益分享的范疇，還有待于談判最終確定。最后，水生遺傳資源的價值構成框架能夠確定其價值評估的范圍，但后續還需要對每一種價值的實現機制，以及衍生物和數字序列信息脫離遺傳物質的時點進行研究，并選擇有效的價值評估方法進行量化研究。

唐議;范晶玲;張燕雪丹,上海海洋大學海洋生物資源與管理學院;上海海洋大學,2025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