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無 “首章”：杜集祖本并未明確首章

　　杜甫去世后不久，潤州刺史樊晃編集《杜工部小集》，集序稱杜甫有 “正集” 六十卷，這或許是杜甫生前編訂的文集規模。然而無論是首次揭出杜甫文集有 “六十卷” 的樊晃，還是承襲這一卷數的《舊唐書・杜甫傳》《新唐書・藝文志》的撰作者，都沒有實際見過這六十卷本，“六十卷” 這一數目不能排除訛傳的可能。這一情況表明，即便存在 “六十卷” 本文集，在杜甫去世后也很快就散佚了。

　　北宋初，杜集處于散佚與搜佚的動態之中。直至北宋寶元二年(1039)，才由王洙編成搜羅較為完備的《杜工部集》(王洙本)。嘉祐四年(1059)，經王琪進一步處理后，上版刊行。由此形成的王洙、王琪本《杜工部集》(二王本)，是后世杜集的祖本。該祖本今已不存，幸其編次可從今日所謂的宋本《杜工部集》中得見。

　　王洙在編集《杜工部集》時撰有《杜工部集記》，提到他編次杜詩的規則是 “視居行之次，若歲時為先后，分十八卷”。從宋本《杜工部集》的情況來看，該本是先分體后編次，只是粗略依杜甫行跡劃分長時段以作區隔，沒有指明也無法據之確定各詩的具體編年。卷一起首諸詩的編次為《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送高三十五書記》《贈李白》《游龍門奉先寺》《望岳》，是以《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為首章，該詩系年已經遲至天寶十一載(案：宋人普遍認為該詩作于七載，這是由于誤讀兩《唐書》及《韋濟墓志》尚未出土等方面的緣故)。同時，后日首章爭議的 “主角”——《游龍門奉先寺》與《望岳》，在祖本中也無特別突出的編年意義。可見在杜集祖本中，尚無辨析首章的意識和明確首章的結論。

　　二、《游龍門奉先寺》首章意義的確立與流行

　　北宋時期編纂了多部杜甫年譜，今存呂大防、趙子櫟和蔡興宗所編三種較為完整，但年譜中均看不出對首章的意識和態度。北宋黃伯思編集的《校定杜工部集》是目前可知最早的編年杜集，循理應 當有某一首詩作為首章，不過該書已經亡佚。為杜甫編纂年譜的蔡興宗還編有《重編少陵先生集》二十卷。晁公武《郡齋讀書志》稱：“近時有蔡興宗者，再用年月編次之。” 汪應辰《書少陵詩集正異》評該書云：“此書詮次先后，考索同異。” 可見《重編少陵先生集》是依編年編次，亦當有某一首詩作為首章，可惜該書也已不存。

　　基于今存較為完整的宋人編注杜集，確立杜詩首章的意識及具體篇目，首先是圍繞《游龍門奉先寺》展開。該詩云：“已從招提游，更宿招提境。陰壑生虛籟，月林散清影。天闕象緯逼，云臥衣裳冷。欲覺聞晨鐘，令人發深省。” 這是杜甫為龍門奉先寺之游與宿所作。一般認為，今洛陽龍門石窟盧舍那大佛就是唐代奉先寺的遺跡，寺院遺址在今龍門西山南麓、魏灣村北。

　　約成書于南宋隆興至淳熙間(1163—1189)的題王十朋集注《王狀元集百家注編年杜陵詩史》，以及成書于南宋寧宗嘉泰四年(1204)的蔡夢弼箋注《杜工部草堂詩箋》，是今存較為完帙的宋人編注杜集中最早將《游龍門奉先寺》視作具有編年意義的首章的兩種。兩注本的編次均采取逐年且詳盡編年的體例，卷一起首均是 “開元間留東都所作”，第一首就是《游龍門奉先寺》。

　　將《游龍門奉先寺》編在首章應非題王十朋或蔡夢弼的首創。《王狀元集百家注編年杜陵詩史》題 “嘉興魯訔編年并注”“永嘉王十朋龜齡集注”。《杜工部草堂詩箋》蔡夢弼跋云 “用嘉興魯氏編次先生用舍之行藏，作詩歲月之先后”，題 “嘉興魯訔編次”“建安蔡夢弼會箋”。可知兩注本均遵循的是魯訔編次。

　　魯訔編有《編次杜工部詩》十八卷和《杜工部詩年譜》一卷，約成書于南宋紹興二十三年(1153)。基于《王狀元集百家注編年杜陵詩史》《杜工部草堂詩箋》，可以推定在魯訔編定的杜詩中，就已經以《游龍門奉先寺》作為具有編年意義的首章了。

　　當然，一般認為魯訔編次大量參考了趙次公編次，不過今存趙次公注杜的版本存在嚴重缺憾 ——《杜詩趙次公先后解》共六帙，包括開元天寶時期詩歌在內的甲、乙、丙三帙都已不存，林繼中在輯校時主要根據《百家注》而定編次。《百家注》卷首自稱是 “嘉興魯訔編年并注”。從現存《杜詩趙次公先后解》的明鈔本己帙來看，《百家注》編次與趙次公編次密切相關，但畢竟甲、乙、丙三帙均已亡佚，根據魯訔編次大量參考趙次公編次，再由趙次公編次推定魯訔編次的源頭，有循環論證之嫌。加之考慮到魯訔編次在杜詩學肇基時期的關鍵歷史地位，因此謹慎而言，目前還是應強調在確立《游龍門奉先寺》作為編年杜詩首章上，魯訔編次的關鍵意義。

　　南宋黃鶴編定的《黃氏補千家注紀年杜工部詩史》(以下簡稱《補注杜詩》)是宋代杜詩編年的集大成者。不過，此書編次基本遵循二王本《杜工部集》，并非如題王十朋本、蔡夢弼本那樣純粹根據系年排布，其時間意義上的首章需要根據黃鶴注文加以判斷。

　　在《補注杜詩》中，杜詩編年最早的時間坐標是開元二十四年，涉及五首詩，依卷次分布分別是：(1)《贈李白》，“開元二十四年作”，“詩云‘李侯金閨彥’‘亦有梁宋游’，當是開元二十四年下考功第后，游齊趙時作”;(2)《游龍門奉先寺》，“開元二十四年作”，“乃公開元二十四年后游東都時作”;(3)《望岳》，“按公詩云‘忤下考功第，放蕩齊趙間’，乃在開元二十四年后”;(4)《劉九法曹鄭瑕邱石門宴集》，“此當是開元二十四年已后作。兗與齊為鄰，至兗則至齊也”;(5)《與李十二白同尋范十隱居》，“當是開元二十四年后，公游齊趙，與高李同至齊兗時作”。在黃鶴的杜詩編年和杜甫年譜中，開元二十四年開始的漫游齊趙是在離開東都洛陽后進行，可知在黃鶴體系下，開元二十四年杜甫下第后先至東都洛陽時所作的《游龍門奉先寺》，應早于其他各首在該年所作但已離開洛陽前往齊趙的作品。可見，在《補注杜詩》中，《游龍門奉先寺》是時間意義上的杜詩首章。

　　《補注杜詩》的杜詩編年對后世影響巨大，目前約有五分之四的杜詩編年承襲自黃鶴。很多后世的注杜，特別是明、清人注杜成果中具有編年編次性質的，都是承襲自黃鶴，其中就包括極具代表性的、影響極大的幾種。

　　古代注杜集大成的仇兆鰲《杜詩詳注》，就共引黃鶴編年 688 條，其中 658 條屬于沿用。其詩歌的編次按照精確系年排布，首章就是《游龍門奉先寺》，并謂是引黃鶴編年。朱鶴齡《杜工部詩集輯注》亦以《游龍門奉先寺》為首章。朱鶴齡的杜詩編年編次深受黃鶴影響。具體到《游龍門奉先寺》，盡管他沒有明確提到將此詩編為首章的編次淵源，但從書中所附《杜工部年譜》可知，杜甫在開元二十三年和二十五年的行蹤，都是從魯訔、黃鶴所作杜甫年譜而來。如開元二十五年，“按《壯游》…… 是下第后即游山東之明證，但未詳起于何年。今姑依魯訔、黃鶴諸譜”。可以推知他將《游龍門奉先寺》定為首章，亦是直接受到黃鶴的影響。此外，楊倫《杜詩鏡銓》也以《游龍門奉先寺》為首章。

　　無論是否直接承襲自黃鶴《補注杜詩》的編次，黃鶴之后大量杜詩編注本，尤其是影響力較大的幾種以《游龍門奉先寺》為首章，表明《游龍門奉先寺》的首章性質在南宋被提出后，經黃鶴等人的持續推動，最終成為了古代最為流行的看法。

　　不過，受限于古代學術的體例，古代注家并沒有辟出篇幅對何以認定《游龍門奉先寺》為首章作出具有明確證據的解釋。題王十朋本和蔡夢弼本均是承襲自魯訔，自然并無解說。黃鶴《補注杜詩》在《游龍門奉先寺》的題下注雖然洋洋灑灑有二百余字，但都是在辨析 “龍門” 的地望，在排除了絳州、秦州、成州等地的龍門后，具體涉及系年的文字僅 “是詩乃公開元二十四年后游東都時作” 一句，可以說是無具體證據的直接系年。總的來看，古代注家將《游龍門奉先寺》定為杜詩首章的邏輯主要在于認為杜甫在科舉下第后，先至東都，其后再至齊趙漫游，在這期間出現了寫作《游龍門奉先寺》的時間與地點契機。不過，這終究是一種沒有明確證據的推測。

　　近年，為了論定《游龍門奉先寺》的首章性質，袁書會、管莉莉嘗試提出新證據。袁文針對《杜甫全集校注》以《望岳》為首章的現象，希望從 “詩歌所反映的內在情感等內部因素” 提出《游龍門奉先寺》實為杜詩首章的新證據。文章認為《游龍門奉先寺》反映的整體情感更加低沉幽渺、冷寂清寒，透露出作者心情沉重、夜不能寐，這符合本是壯志雄心的杜甫不得不接受科舉考試失利的情緒。在晨光與鐘聲中，作者對自身有了新的認識，這體現了聞鐘聲而解脫的禪意。在寫作此詩后不久，杜甫就展開了到齊趙的壯游，表現了年輕人應有的銳氣，這與《游龍門奉先寺》的感情變化連貫合理。此外，在詩歌寫作的角度方面，“令人發深省” 一句落入刻意，顯示出作者尚不夠成熟。

　　三、《望岳》編次意義的出現與演化

　　《望岳》是杜詩中的名篇，在二王本《杜工部集》中，其編次位置一般，在杜詩學早期也未受關注。在《王狀元集百家注編年杜陵詩史》和《杜工部草堂詩箋》里，它被編在《游龍門奉先寺》等詩之后，屬于 “齊趙梁宋之間所作”。《補注杜詩》將其定在開元二十四年，但在黃鶴編年體系中，它也無特殊地位。仇兆鰲《杜詩詳注》承黃鶴編年，把《望岳》定在僅次于《游龍門奉先寺》的第二首。

　　學界認為單復《讀杜詩愚得》較早將《望岳》置于首章。單復是元末明初人，《讀杜詩愚得》成書于明洪武十五年(1382)，刊刻于宣德九年(1434)。該書卷首的《重定杜子年譜詩史目錄》開創以詩系年體例。單復依據《壯游》和《別張十三建封湖南參謀》兩首詩，將《望岳》《登兗州城樓》系于杜甫十四五歲在兗州省親時，把《龍門奉先寺》置于開元二十四年杜甫下第之后。單復此舉開創了將《望岳》編為首章的第一種編年模式，但未被后世多數注家繼承。

　　清初周篆在《杜工部詩集集解》中，于卷首 “玄宗開元二十五年，公游齊趙” 下，列《望岳》等詩，將《游龍門奉先寺》調整至開元二十九年杜甫從齊趙返回洛陽后的時段，這是將《望岳》定為首章的第二種編年模式。清人浦起龍《讀杜心解》所附《少陵編年詩目譜》也將《望岳》定為杜詩首章，把《游龍門奉先寺》置于 “開元二十九年至天寶三載” 條目下，其對開元至天寶初期杜詩的編次順序與周篆一致，表明當時將《望岳》視作首章已成為杜詩學的流行風氣之一。

　　現當代杜詩編年中，蕭滌非主編的《杜甫全集校注》影響力較大。該書將《望岳》置于首章，認為是杜甫于開元二十四年科舉下第后 “首游齊趙時作”，并將《游龍門奉先寺》的編年調整至開元二十九年，理由是通過對 “詩意” 的理解和比較杜甫思想發展及其他詩作內涵來推定系年。

　　四、洪業的兩種推測：《夜宴左氏莊》與《江南逢李龜年》的首章性質

　　《夜宴左氏莊》因詩句缺少明確系年依據，在傳統杜詩編年中不受重視，一般系在天寶初期。洪業在《杜甫：中國最偉大的詩人》中指出，該詩可能作于開元二十三年(735)或更早，是杜詩之首章。他認為當時杜甫準備科舉考試，詩中的 “檢書”“看劍” 典故以及 “吳詠” 等體現了創作時間。若依洪業系年，此詩能展現杜甫獨特的政治意識，但學界對此反饋較少，僅譯者曾祥波等少數人贊同。

　　1962 年，洪業在《我怎樣寫杜甫》一文中提出新觀點，認為《江南逢李龜年》才是首章。此前他在《杜甫：中國最偉大的詩人》中把此詩置于杜甫晚年湖南詩內，后經反思，他覺得 “江南” 無誤，且詩的風格更符合吳越漫游意境，應比《夜宴左氏莊》更早。不過，這一觀點在學界也較少受到關注。

　　五、模糊化：《杜工部詩通》《錢注杜詩》的首章處理

　　明清時期杜詩學出現向早期回歸的現象，在杜詩首章問題上出現 “模糊化”。明人張綖(1487—1543)所撰《杜工部詩通》初刻于隆慶六年(1572)。張綖認為以史傳求詩意再編年易錯亂，應反以詩意為主，不以具體編年為編次，僅在卷首 “大約標三宗年號”。他對《游龍門奉先寺》和《望岳》的系年都表示存疑，認為杜甫在洛陽和齊趙的行蹤難以確定，從而對杜詩首章問題做了模糊化處理。

　　錢謙益的《錢注杜詩》號稱編次出自南宋吳若本杜集，但實際暗中修改。書中卷一編次與宋本《杜工部集》相同，但錢謙益在《注杜詩略例》中批判宋代杜詩編年，認為杜甫現存作品皆作于天寶以后，取消了先前注家的開元編年時段。不過，他的杜甫年譜中開元二十九年下標注了《冬日洛城北謁玄元皇帝廟》，這暗示在他的體系中，該詩具有模糊的首章性質。

　　六、杜詩編年的現實與論據困境

　　朱東潤指出詩文系年對理解作者作品的重要性，杜詩編年是杜詩學研究的關鍵問題。杜詩首章之爭反映出的系年研究問題，不僅關乎首章，還涉及杜詩編年整體。

　　現實困境與編年要求：杜詩首章問題面臨三重現實困境。一是杜詩早期存在嚴重散佚，現今存詩約 1455 首，而杜甫自云天寶九載前后創作約千有余篇，安史之亂前作品僅約十分之一留存，這使得確定真正的首章變得不可能。二是杜甫生平，尤其是開元、天寶時期行止存在大量爭議，無法逐年確定其行蹤，導致相關詩歌系年不確定，即便僅以現存杜詩為研究對象，也難以確定首章。三是從杜甫自述來看，《游龍門奉先寺》《望岳》等詩既非實際寫作首章，也非杜甫心中首章，《壯游》中提到的 “詠鳳凰” 才隱約具備首章內涵。由于宋代興起年譜與詩歌編年風氣，隨著精細編年要求提高，必然要確定首章，但因上述困境，首章問題難以達成一致。

　　論據困境與編年爭議：杜詩首章乃至更多杜詩編年存在爭議，是因為論證過程存在論據困境。首先，舊本編次不能作為論定首章的可靠依據。宋人編次多因循前人，且未對首章問題明確論證、舉證，王洙本《杜工部集》編次并非精確編年，宋本中編次相接的詩歌未必有編年先后意義，宋人對 “舊次” 的利用也存在隨意性。其次，詩意理解存在局限。以詩意判斷系年，如通過 “詩歌氛圍” 判斷安史之亂前后詩作，以及對杜詩首章詩意的解讀，因個人感受不同難以達成共識，同一學者在不同階段對詩意的體悟也可能變化，所以詩意不能單獨或首要作為論定系年的證據。最后，存在邏輯缺陷與證據誤用。如單復將《望岳》編在開元十四五年，其論證存在邏輯缺陷，且誤用了張建封生年的證據。

　　結語

　　杜詩首章問題看似簡單卻難以定論。杜集祖本二王本《杜工部集》無明確首章意識，隨著編年意識與要求增強，《游龍門奉先寺》在南宋被賦予首章地位，明代初期《望岳》也被部分學者視為首章，現當代洪業提出《夜宴左氏莊》《江南逢李龜年》具備首章可能，同時也存在對首章模糊化處理的情況。

　　首章編年存在現實困境和論據困境。現實中杜詩散佚、杜甫行蹤模糊，決定了首章無法確定，而編年需求又要求確定首章;論據方面，注家學者使用的證據存在問題，如舊本舊次的循用、以詩意論編年、邏輯缺陷和證據誤用等。

　　首章問題能引發多方面思考。一是杜詩系年存在諸多類似問題，首章之爭是集中體現，需探索更科學的系年方法;二是首章問題展現出系年及杜詩研究中 “可為” 與 “不可為” 的關系，應加強反思;三是杜詩首章的爭論對其他文人詩文集編年，尤其是唐人詩文集編年有借鑒作用。

李煜東,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2025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