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2023 年是中國與歐盟建立全面戰略伙伴關系 20 周年，也是雙方建立中歐領導人會晤機制 25 周年。過去二十多年，國際形勢和中歐關系顯著變化，世界經濟及地緣政治重心加速東移，中國被部分西方國家視作 “威脅”。歐盟 2019 年對華政策文件將中國定義為合作伙伴、談判伙伴、經濟競爭者和制度競爭對手。2021 年起，中歐因制裁等問題，經貿合作陷入政治化漩渦，歐方政客和媒體大肆炒作歐盟對華經濟依賴問題，稱其為破壞歐洲戰略自主及歐美同盟關系的 “糖衣陷阱”。但近年在新冠疫情、俄烏沖突及中美貿易戰等挑戰下，中歐貿易仍呈增長態勢，2021 年和 2022 年雙邊貨物貿易額先后超 8000 億歐元和 8500 億歐元，2022 年雙方投資均保持增長。中歐經貿關系對中歐關系發展具戰略意義，在此背景下，厘清歐盟是否存在對華過度經濟依賴、成員國經濟依賴產生何種影響這兩個問題具重要學理和現實意義。文章擬利用實證數據，分析中歐經貿往來是否存在歐盟單方面對華依賴，并進一步分析貿易及投資往來對歐盟成員國的具體影響。文章其余部分安排為：梳理歐盟對華經濟依賴研究文獻;從貿易和投資視角歸納中歐經濟合作特征;闡述美歐經貿特征并與中歐對比;用計量模型實證檢驗依賴度對歐盟成員國經濟發展的影響;基于研究結果和中歐關系發展分析成員國對華經貿關系與政策取向的邏輯。

　　二、歐盟對華經濟依賴研究的重點與不足

　　2008 年北京奧運會后，全球金融危機及歐債危機爆發，中國國際地位上升，西方出現 “中國威脅論”，歐洲部分媒體指責中國，學界和智庫討論較客觀，但對歐洲對華經濟依賴程度及是否過分依賴未達成共識。顧德明與普萊斯納(2011)指出中歐經貿主要是相互依賴，歐債危機使南歐成員國加強對華依賴，加大失衡風險;昆德納尼(2016)認為中歐經濟關系開始出現歐洲單方面依賴中國的苗頭;波格蒂和曾林分析歐盟成員國貿易數據，發現各國對歐盟內部市場依賴更高，對華出口占比低;歐特爾(2020)認為需警惕過度依賴可能性，但不認可這種依賴存在。2020 年新冠疫情、2021 年中立方交關系降級、2022 年俄烏戰爭后，歐洲內部圍繞對華依賴問題爭論更激烈，仍缺乏共識，多國反思能源依賴俄羅斯，考慮降低對華依賴并與戰略自主關聯。歐洲中國事務智庫聯盟(2022)指出成員國在對華依賴問題上認知差異，包括對戰略性依賴定義、與歐盟理解的分歧，部分成員國甚至國內未達成統一認知，也有成員國未考證就認為歐盟經濟過分依賴中國。既有研究多源于單一維度數據分析，如費爾伯邁爾團隊(2021)用歐盟對中國進出口數據，未評價是否過度依賴，直接推算 “脫鉤” 負面后果;基內亞和夏爾馬(2022)分析歐盟貿易數據，否認過分依賴;克拉茲團隊(2022)基于歐盟成員國對華直接投資數據，否定 “德國及歐洲公司普遍依賴中國” 觀點;蹇令香團隊(2022)分析中歐設備制造業貿易數據，表明存在相互依賴。歐盟委員會(2020、2021)發布文件，稱評估的進口產品中有部分高度對外依賴，一半來自中國，該結果被廣泛作為過度依賴證據。曾林(2020)研究較全面，包括投資、供應鏈、企業收入數據，提出歐盟對華戰略依賴和關鍵性依賴定義，發現有產品存在戰略和關鍵性依賴，但有限，且關注中歐依賴相互性，指出歐盟錯誤理解單向過度依賴，使國家及企業出現自我審查和約束心態。寇蔻(2022)從貿易及價值鏈角度分析，發現中歐依賴從不對稱轉為相對對稱，原因是中國內部市場對出口增加值貢獻提升，但數據止于 2019 年，對投資討論有限。在中歐投資關系上，學界對中國對歐投資實際經濟效益未達成共識，實證分析不多，韓其洛和榮大聶(2012)、尼古拉斯(2014)認為中國對歐投資由商業利益驅動，帶來經濟效益，但尼古拉斯指出對就業、產業結構影響因成員國和行業而異。總體而言，現有研究難達成一致，因多選取某一兩年數據，局限于單一視角，且不少學者把對華依賴視為負面因素，等同 “脆弱”，反思市場開放及自由競爭。為提升研究客觀性、廣度和深度，文章將時間跨度擴展至 2001—2022 年，納入重大事件因素，加入投資視角，針對依賴度與經濟指標關系進行回歸分析，下沉至成員國層面，彌補實證研究不足。

　　三、中歐貿易的現狀與典型特征

　　自 1975 年建交以來，中歐關系因發展階段、制度和歷史背景差異呈現非對稱性和復雜性，但經濟紐帶和合作意愿驅動伙伴關系發展，經濟關系被視為穩定器、壓艙石，雙邊貿易和投資數據是重要衡量指標。歐盟曾長期是中國第一大貿易伙伴，中國也曾是歐盟第一大貿易伙伴，雙邊貿易額從 1978 年不足 64 億美元升至 2022 年平均每天超 20 億歐元。

　　(一)中歐雙邊貿易的典型特征

　　分析 2001—2022 年中歐貨物貿易變化趨勢，歐盟從中國進口及出口總額在 2001—2008 年飛速增長，2009 年后溫和波動上升，新冠疫情(2020 年)一度降低進出口，2021 年及 2022 年進口大幅增加。從占比看，歐盟從中國進口占其進口總額比重及出口到中國占比均持續上升，歐債危機期間增速減弱，2020 年新冠疫情和英國脫歐后，出口占比下降。歐盟對華貨物進口高于出口，長期逆差令歐方擔憂，成為貿易摩擦原因，研究發現貿易不平衡原因包括外資企業在華設生產線、匯率等因素。通過貿易依賴度和對中國貿易依賴度指標評估，歐盟對外依賴度穩步上升，對華貿易依賴度亦逐漸提高，歐盟最依賴內部市場，占比高于對外依賴度約 10%。中國對歐盟貿易依賴度先升后降再回升，2017 年雙方依賴度相同，2021 年起歐盟對華依賴度略超中國對歐依賴度，中國對歐盟貿易占其總國際貿易比重維持在 12%—14%，中歐貿易關系是相互依賴，任何一方將經貿依賴武器化都會損害自身經濟，歐盟 “去風險” 需付出代價。

　　(二)歐盟成員國的對外貿易及對華貿易比較

　　使用聯合國商品貿易統計數據庫數據，測算歐盟各成員國的對外貿易依賴度和對中國貿易依賴度。全球金融風暴、歐債危機及新冠疫情對歐盟各國貿易總量和結構影響顯著，為直觀呈現危機前后依賴度變化及國別差異，將各國不同階段貿易依賴度取均值，以中位數分組繪制散點圖。結果顯示，危機后歐盟國家對外貿易及對華貿易依賴度中位數上升，2020 年后進一步上升，貿易開放度提高，成員國散點分布越來越分散，對華依賴度異質性發展使成員國難形成統一政策。僅有德國和芬蘭持續對外貿易依賴度相對低、對華貿易依賴度相對高，無國家一直對外貿易依賴度高而對華依賴度低。部分國家在不同階段依賴度分組發生轉移，如波蘭、克羅地亞、奧地利等。歐盟成員國存在東西歐、南北歐差異，中東歐國家經濟更依賴包括中國在內的對外貿易，對華貿易依賴度高的主要是地理位置靠北的成員國，貿易依賴度分布展現歐盟經濟地緣性。

　　四、中歐雙邊投資的現狀與典型特征

　　在投資方面，歐盟長期是中國前五大外資來源地之一，也是中國主要對外投資目的地。歐盟對華直接投資在 2001—2018 年總體波動增長，2018 年達峰值后回落，2021 年回落到歐債危機水平;中國對歐盟直接投資總體上升，全球金融危機后顯著增長，2016—2019 年維持最高水平，2019 年后受國際政治環境、英國脫歐和新冠疫情影響下降。2010 年首次出現中國對歐投資額超越歐盟對華直接投資額，中歐投資關系更平衡。從占比看，歐盟對華直接投資占其對外直接投資比重 1%—3%，2018 年達峰值;中國直接投資占歐盟外商直接投資比重 2008 年后明顯提升，2021 年最高 5.0%。通過歐盟投資依賴水平和對中歐雙邊投資依賴水平指標分析，歐盟對外投資依賴度波動劇烈，2015 年后明顯下降，對華投資依賴度雖低，但 2009 年后上升趨勢明顯。與美歐投資關系相比，美歐間投資往來遠超中歐，歐盟對華投資依賴較低。

　　五、美歐經貿現狀及其與中歐經貿的對比分析

　　歐盟與美國貨物貿易總額及占比變化趨勢顯示，歐盟從美國進口及出口總額溫和波動上升，2008—2009 年和 2020 年因危機下跌，與中歐長期貿易逆差相反，歐盟在美歐貨物貿易一直順差，服務貿易逆差未超貨物貿易順差，故無 “安全顧慮”。從占比看，歐盟從美國進口占比 2001—2008 年顯著下降，2009 年后穩定在 4%—6%，出口到美國占比波動上升，2022 年升至 7.7%，美國作為歐盟貨物出口目的地重要性高于中國，中國作為歐盟進口來源地重要性高于美國，美國還是歐盟第一大服務貿易伙伴和最大投資伙伴，美歐服務貿易量是中歐五倍以上，歐盟對中美經濟依賴本質不同。對比歐盟對中美貿易依賴度變化趨勢，自 2012 年以來，兩者依賴程度接近，2022 年都增至 5.7% 左右。分析歐盟成員國對美貿易依賴度，美歐貿易關系較穩定，成員國散點分布距離增加較小，多數 “新歐洲” 國家對華貿易依賴度大于對美，“老歐洲” 國家多對美依賴度高于對華。投資方面，美歐投資往來遠超中歐，歐盟對華投資依賴低。

　　六、對華依賴度對歐盟及其成員國經濟影響的實證分析

　　(一)模型設定與指標數據

　　建立模型研究中歐貿易依賴度對歐盟成員國的經濟影響，被解釋變量選取國內生產總值、人均國內生產總值、15 歲以上就業人數占比和政府債務水平四個指標，核心解釋變量為歐盟成員國對中國貿易依賴度，虛擬變量區分歐債危機前后，控制變量包括對外貿易依賴度、對外直接投資水平等。數據時間區間覆蓋 2001—2022 年，涵蓋重大事件對中歐經貿關系的影響。

　　(二)實證分析結果

　　利用面板固定效應模型檢驗，結果顯示歐盟成員國的對外貿易依賴對經濟增長具顯著負向作用，對華貿易依賴度越高越能促進經濟增長，2009 年后對外貿易依賴度負向影響和對華貿易依賴度正向影響均減弱。投資方面，外商直接投資和中國直接投資與 GDP 關系不顯著，對外直接投資與 GDP 正相關。就業率方面，對華貿易依賴度與就業率呈積極關系，2009 年后國際貿易依賴度對就業率提升負向影響減弱，對華貿易依賴度正向影響受歐債危機影響不顯著，人力資本和全要素生產率是促進就業率增長的重要因素。國家債務水平方面，國際貿易依賴度及對華貿易依賴度對債務水平影響不顯著，2009 年后國際貿易水平提升可降低債務水平，對外直接投資與對華直接投資增加可降低債務水平，就業率、人力資本和全要素生產率提升對債務水平下降有正向作用。結合歐債危機后至新冠疫情前各國依賴度相對高低分組回歸，結果表明與中國密切貿易及投資關系對各分組歐盟成員國經濟發展具積極作用，尤其是對外貿易依賴度和對華依賴度都高的國家獲益最多，其他組別也利大于弊。穩健性檢驗結果與原文結論一致。

　　七、結論

　　研究從貿易和投資數據入手分析中歐經濟合作特征，對比美歐經貿關系，通過計量模型實證檢驗經貿往來對歐盟及成員國經濟指標的影響，得出兩方面結論。一方面，歐盟與中國貿易及投資關系不斷加強，新冠疫情首年降低進出口，隨后歐盟從中國進口大幅增加，出口量變化不大，歐方抱怨貿易赤字和失衡。但歐盟各國最依賴內部市場，對華貿易依賴度最高不超 6%，中國對歐盟貿易依賴度長期高于歐盟對華，2017 年持平，2021 年起歐盟對華依賴度略超，中歐貿易是相互依賴。歐盟對中美經濟依賴本質不同，對美貿易順差、對華貿易逆差是歐方較少抱怨對美依賴卻批評對華依賴的原因之一。研究否定歐盟過度依賴中國經濟的觀點，證明中歐經濟依賴相互性。另一方面，中歐經濟相互依賴對歐盟經濟發展具積極影響，尤其對高對外貿易依賴度和高對華依賴度的成員國，帶來經濟增長、就業率提高和債務水平下降，其他組別成員國也是利大于弊。與中國經濟脫鉤非歐盟國家理性選擇，解釋了歐盟尋求 “去風險” 而非脫鉤的原因。中歐經貿關系復雜多元，成員國對華政策存在差異，中國推動與歐盟合作時需加強對維謝格拉德集團的重視。總之，中歐經濟合作相互依賴，對歐盟國家有積極經濟影響，雙方應推動多邊國際經貿投資合作，融入全球化，持續對外開放。

賴雪儀;查婷俊,廣東外語外貿大學歐洲研究中心;江蘇省社會科學院區域現代化研究院,2023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