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 年，“黑色雅典娜” 命題在歐美學術圈引發震動。英國猶太學者馬丁・波納爾通過史料挖掘與學術考證，揭示被白人中心主義包裹的人類文明發展史，指出希臘文明深受非洲文明影響，是 “黑色的”，這對歐美學術圈的白人種族文化優越感構成挑戰。

　　2023 年 8 月，“從全球到村莊：中津縉云跨文化對話” 活動在浙江縉云舉行，30 余位來自不同國家和地區的學者參與。該活動旨在促進全球南方國家深度學術交流，探尋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密碼及其跨文化傳播路徑。活動中，“生態現代化” 命題在理論與實踐互動中凸顯，學者們重新發現 “綠色”，將多種理論資源統攝，為非洲國家思考現代化命題提供起點，也為 “中國式現代化” 對外傳播提供新機遇與方法論啟示。

　　一、被壟斷的 “綠色”：第三世界國家的生態故事

　　自現代化理論誕生起，有關 “綠色” 的故事就層出不窮。但多數故事以西方社會的定義為準繩，對概念的知識譜系及其產生的歷史情境探問不足，導致生態環境故事被西方話語秩序與權力機制高度壟斷，因此需要更廣闊的歷史視野。

　　生態環境作為全球性問題，在話語層面始于 20 世紀 60 年代。當時，歐美因兩次工業革命出現諸多環境問題，美國生物學家雷切爾・卡遜 1962 年出版《寂靜的春天》，推動了全球現代環境保護運動。面對生態危機，西方國家將內部問題外部化轉嫁，包括 “技術性轉嫁”“空間性轉嫁”“時間性轉嫁” 三種類型。中國與津巴布韋以不同方式被動納入這一轉嫁過程。

　　在中國，西方國家產業轉移與中國工業化愿景耦合，中國在 1978 年改革開放至 2000 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期間，承接了大量西方勞動密集型高污染產業。中國煤炭開采歷史悠久，但之前并未引發像歐洲工業革命那樣的環境災難，這與 “李約瑟之謎” 相關，工業革命源于 “戰爭資本主義” 推動，煤被納入現代 “世界體系” 才引發環境問題。到 20 世紀與 21 世紀之交，中國面臨顯著環境壓力，外部的空間性轉嫁在國內復制，農村地區承接了城市工業化帶來的生態后果。然而，在國際傳播中，中國環境問題的矛盾產生背景被媒體 “哈哈鏡” 遮蔽，還被西方指責為生態保護理念缺失、“先污染后治理”。

　　在津巴布韋，民族解放后延續了殖民地時期不平等的二元土地所有制，土地改革不徹底成為發展 “病根”。“綠色革命” 倡導借助化學與生物技術增加糧食產量，但在津巴布韋卻出現 “更多糧食，更多饑餓” 的情況。津巴布韋曾是 “非洲糧倉”，后因殖民地時期種植煙草，導致糧食產量下降，生態環境遭到破壞，森林面積減少，環境污染嚴重。

　　中國沒有在現代化探索中停滯，而是將生態文明建設提升到中華民族永續發展的高度。2005 年，時任浙江省委書記習近平提出 “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 的 “兩山” 理念，這一理念經歷了從理念到政策化再到制度化的過程。2022 年，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是中國式現代化的本質要求之一。中國還將 “兩山” 理念與生態現代化之路帶到非洲，幫助津巴布韋開展綠色轉型，推動生物多樣性發展，展現了亞非國家在后殖民時代生態主體性意識的覺醒和謀求國際平等新秩序的決心。

　　二、去壟斷：田野中的中國綠和中國紅

　　在 “從全球到村莊：中津縉云跨文化對話” 活動中，津巴布韋駐華大使提出 “80 年代，津巴布韋比中國富裕，但是現在中國比我們發展得好，這是為什么” 的問題，津巴布韋學者對中國的發展變化也很感興趣。這源于兩國共同的歷史遭遇，津巴布韋學者希望從中國尋找啟發。

　　在跨文化對話中，津巴布韋學者看到縉云鄉村既有綠水青山又有金山銀山，其關鍵在于 “組織”。縉云鄉村的 “村 BA” 比賽等活動體現出高度組織性，這種組織性源于群眾力量與基層黨組織力量有機結合的 “參與式社會主義”，與 “生態權威主義” 不同。

　　縉云鄉村振興先行村莊從重建鄉村共同體和重振集體經濟開始。20 世紀七八十年代，中國農村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后，出現了一些問題，如集體經濟組織經營功能退化，農村出現凋敝景象。隨著對 “三農” 問題的重視和共同富裕目標的強調，農業經濟的組織化成為鄉村振興的關鍵問題，“集體” 理念重新受到關注。在縉云，“集體” 體現在消除集體經濟薄弱村的努力和制度創新上，如湖川村通過盤活土地資源實現集體創收，為村民創造了良好的生活環境。

　　集體精神與集體文化在縉云鄉村也逐漸回歸。“村 BA” 開場表演、婺劇演出等活動彰顯了這種回歸。集體的喚回重構了鄉村人文價值，凝聚了集體精神，推動了鄉村環境綜合整治行動。農民在集體中成長為新型農民，縉云燒餅產業的發展就是一個例證。該產業在黨委政府領導下，通過各基層組織的支持，從路邊攤發展成為大產業，背后是新時代社會主義中國農民的智慧與團結。

　　組織的關鍵在于 “誰來組織”。津巴布韋學者發現中國人具有勤奮、進取與謹慎的特質，“謹慎” 體現在不讓成果被資本家攫取。在中國鄉村發展中，“資本下鄉” 存在風險，如對鄉村社會經濟的過度改造。而縉云仙都景區在發展中，政府注重景區建設、生態保護與農民生產生活方式的融合，當地村民參與經營，體現了 “謹慎” 的發展理念。

　　真正讓各國學者驚嘆的是 “紅綠融合”，即 “以紅色精神引領綠色發展”。縉云縣的生態文明建設展示了中國共產黨組織群眾的強大能力，以及基層黨組織與人民的緊密聯系。中國共產黨與人民的關系是實現鄉村振興與共同富裕的基礎，津巴布韋等全球南方國家若能借鑒中國經驗，將激發民眾的積極性、主動性與創造性。

　　三、在希望的田野上：中國國際傳播的正立

　　長久以來，第三世界國家在現代化意識形態的鉗制下，經濟發展艱難，在生態環境問題上也受到西方指責。通過在縉云的田野調研和文化觀摩，津巴布韋學者沖破了西方現代化想象的局限，體悟到中國式現代化的內涵。對于中國學者而言，“國際傳播” 也在這次活動中重新正立起來。

　　國際傳播的核心在于定位民族、國家與世界的關系，但自傳播學引入中國后，中國與第三世界國家關系的維度常被忽視，中國國際傳播方向常被窄化為朝向西方。這導致中國在國際傳播中面臨困境，如在國際傳播中 “有理說不出，說了沒人聽”。本次跨文化田野對話讓中國學者對國際傳播的接受主體有了新的認知與定位，在第三世界發展脈絡中重新建構中國國際傳播的主體性。中國與津巴布韋學者的交流復活了亞非團結的集體記憶，結合了 “人類命運共同體” 理念，反思了西方傳播學的局限，強調國際傳播應上升到世界觀與價值觀的重塑層面。

　　在 “傳播什么” 方面，中國雖走出別樣現代化之路，但在表述自身現代化實踐時存在困難。國內新聞媒體在傳播中國式現代化道路時，常采用宏大敘事框架，內容單一，過度強調經濟發展易引發警惕。中國式現代化包含多個面向，國際傳播需要深入地方，結合具體社會情況，避免抽象敘述，重視日常生活中的現代化實踐。通過實地調研，外國學者看到了中國鄉村多樣化的發展道路，中國的生態文明建設是 “紅色中國” 與 “綠色革命” 的有機結合，國際傳播應展現這些真實的中國鄉村圖景。

　　通過真實的國際傳播體驗，“中國特色”“中國道路” 不再空洞模糊。中國與津巴布韋等全球南方國家在交流合作中，將對西方中心主義的知識權力結構進行檢討，調動本土思想資源，為建構平等的世界秩序而奮斗。中國鄉村在國際傳播中既是 “死穴”，也是 “命門”。對于西方學者，中國鄉村的發展挑戰了西方中心主義和白人至上觀念;對于全球南方學者，中國鄉村則是重新勾畫世界鄉村圖景、展開 “新地球村” 想象的契機。

　　四、結語

　　發現綠色中國的過程比綠色中國的發現更具意義，不同膚色學者在交流中碰撞出的火花，蘊藏著重新找回傳播學學術活力和天下情懷的希望。但活動也體現了 “交流的無奈” 和傳播本質主義的局限。下一步將轉換場景，深入亞非拉國家的村莊或社區，繼續推進跨文化對話。

趙月枝;陳 成,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西南石油大學藝術學院,2024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