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基于共享發展理念,文章通過考察農村家庭生計轉型對貧困地區收入分配的影響,探索鞏固脫貧成果、實現共同富裕的途徑。利用 2021 年甘肅省 16 個村 1302 戶家庭的調查數據進行實證分析,結果顯示:非農化生計轉型促進家庭資源從低效率部門向高效率部門重新配置,提高了收入水平,抑制了農村收入差距的擴大,具有 “帕累托改進” 性質。分位數回歸進一步證實,生計轉型縮小收入差距是通過提高低收入家庭的資源配置和收入水平,改善農村收入分配格局來實現的。在不同生計類型中,務工對改善收入分配的貢獻最大,其次是兼業和非農經營。此外,分析表明脫貧地區非農化生計轉型對農業轉型的帶動作用較弱,以傳統農業為生的家庭收入水平較低,這是當前農村收入差距的主要成因之一。基于這些發現,文章從農戶生計轉型的角度提出了優化收入分配、實現共同富裕的政策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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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非農化生計轉型與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特征,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其核心在于發展與共享的協調統一。農村地區,尤其是脫貧地區,在實現共同富裕的進程中占據關鍵地位,然而目前仍存在部分低收入群體,與全國平均水平及發達地區存在發展差距。脫貧地區實現共同富裕,需要形成新的發展格局和收入分配格局,推動農村居民整體收入增長,縮小與其他地區的差距,促進低收入群體收入提升,降低低收入人口比例,改善農村內部收入差距,實現包容性發展,這一過程具有帕累托改進性質。
已有研究表明,農村人口長期低收入的關鍵原因,一是賴以謀生的資源匱乏,參與現代部門高水平增長的資本短缺;二是有限的資源多配置在傳統部門,難以分享現代部門的發展成果。實現共享和包容性發展的關鍵在于提升家庭資源豐裕度,并推動農戶家庭資源從低效率部門向高效率部門流動。
從農戶資源配置行為角度來看,農戶會將家庭資源從低水平領域向高水平領域優化配置,這種行為表現為家庭生計形式的改變。在社會經濟快速轉型背景下,農村新型生計形式不斷涌現,農戶的生計活動呈現出動態化、多元化、復雜化的特征,非農化趨勢明顯。生計活動是農戶經濟活動和收入來源的根本,生計轉型不僅助力農村人口脫貧致富,對鞏固脫貧成果、實現共同富裕也具有重大影響。
二、機理分析與研究假設
農戶生計轉型的內涵、類型與動機:生計是指謀生的方式和手段,相關理論以貧困等弱勢群體為研究對象,圍繞生計資本和可持續生計展開,構建了包含人力資本、自然資本、物質資本、金融資本和社會資本的生計資本建設內容及可持續生計框架。該框架認為家庭生計活動是在衡量外部風險、內部生計資本與脆弱性的前提下做出的理性選擇,生計活動的變化意味著生計轉型。
在社會經濟轉型過程中,農戶生計轉型具有必然性,但也面臨不確定性與風險,過程復雜。目前對生計類型的劃分方法較多,常見的是以農戶所屬職業類型為主要評價標準,依據勞動就業領域的不同來劃分生計類型。生計轉型的特征和方向包括多樣化、非農化和專業化等多種形式并存,其動機是提高家庭生計質量,存在向優勢生計方向演變的規律。
關于農戶非農化生計轉型及其對農村內部收入分配格局的影響,研究結論并不一致。現有研究存在一些不足,如多為微觀考察,受樣本限制難以得出一致結論;較少從資源效率配置和改善收入分配格局的視角探討農村居民共享發展和實現共同富裕的路徑;對脫貧地區面臨的鞏固脫貧成果和實現共同富裕的雙重壓力研究不足。
2. 脫貧地區農戶非農化生計轉型對收入分配格局的影響:本研究從家庭勞動就業視角,將脫貧地區農戶家庭生計類型劃分為務農、務工、非農經營、兼業四種。
非農經營生計通過使用現代生產要素實現較高生產效率,帶來可觀經營性收入。雖然會擴大與傳統農業家庭的收入差距,但隨著農村產業結構提升和規模擴大,其溢出效應和帶動效應能促進家庭向高收入、高生產率部門轉移,改善收入分配格局,抑制農村內部收入差距,據此提出假設 1。
外出務工生計依據相關理論,實現了勞動力從傳統部門向現代部門的轉移和再配置,提高了家庭收入水平,推動了劉易斯轉折點的到來,改善了農民工家庭生計質量。大量低收入家庭勞動力外出務工,是農村低收入群體增收與緩解貧困的主要途徑,改善了農村收入分配格局,據此提出假設 2。
兼業生計是農戶利用農業勞動季節性特征和家庭剩余勞動力從事非農經營或外出務工的多樣化生計形式。它基于家庭內部分工優勢提高資源配置效率,開辟多元化收入渠道,規避風險,穩定家庭收入,改善低收入家庭資源稟賦結構,促進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轉型,據此提出假設 3。
三、實證研究設計
數據來源:本研究數據來源于西北師范大學鄉村振興研究院 2021 年在甘肅省開展的 “甘肅省農村社會入戶調查” 項目。調查范圍涵蓋甘肅省 10 市(州)14 縣(區)的 16 個樣本村,均為脫貧摘帽縣,樣本覆蓋面廣,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共發放問卷 1500 份,回收后經數據清洗、邏輯檢驗,獲得有效問卷 1417 份,剔除變量缺失值樣本后,最終采用 1302 份有效樣本。
研究方法:本研究重點考察脫貧地區整體收入水平和收入分配格局,核心是對生計轉型引起的收入分配格局的研究。由于收入分配格局是整體概念,難以做到解釋變量與被解釋變量一一對應,因此采用 Firpoetal. 提出的再中心化影響函數(RIF)回歸方法。該方法通過構造反事實框架進行回歸估計,比傳統 OLS 回歸更穩健,能有效減弱遺漏變量帶來的內生性問題,且能反映樣本中解釋變量分布的邊際變化對被解釋變量分布統計量(如基尼系數、分位距等)的影響,目前已成為研究收入不平等相關問題的重要工具。以 RIF 為回歸基本框架,構建農戶內部收入差距模型。
變量說明:被解釋變量為收入差距指標,選取基尼系數與分位距作為衡量農戶收入差距的核心指標,同時將排除財產性收入和轉移支付收入后的家庭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數作為被解釋變量,并以家庭人均收入的 90% 分位數與 10% 分位數的差值即分位距作為補充指標。核心解釋變量為生計類型劃分,選擇務農、非農經營、務工、兼業等四類生計類型,按照各類收入占家庭總收入的比例進行定義。控制變量基于可持續生計框架,從家庭生計資本和家庭基本特征方面選取,包括人力資本、物質資本、社會資本、金融資本與自然資本等相關指標。
四、實證結果分析
描述性統計:樣本農戶共 1302 戶,戶均人口 4.60 人,戶均勞動力 2.76 人,勞動力平均受教育年限 7.68 年。按生計類型劃分,務農家庭占比 27.18%,兼業家庭占比 29.95%,務工家庭占比 33.41%,非農經營家庭占比 9.75%。樣本農戶家庭平均收入 5.97 萬元,人均收入 1.35 萬元,務農家庭人均收入 0.71 萬元,與其他類型家庭存在較大收入差距。
通過對不同生計類型與收入不平等指數的分析,發現將純務農家庭從總樣本中剔除后,不平等指數最低,說明純務農家庭的低收入是拉大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而剔除務工、非農經營、兼業組后,不平等指數顯著上升,表明這些生計形式對收入差距有明顯抑制作用。不同生計類型家庭的收入分位數變化顯示,務農組與其他三組在各分位數上都有較大收入差距,且隨著分位數上升差距擴大;務工、非農經營及兼業三組在 85% 分位數以前收入差距不明顯,85% 分位數之后非農經營組收入顯著高于其他兩組。
2. 實證結果分析:基于 RIF 技術的回歸結果顯示,以務農組為參照對象,農戶由務農轉變為非農經營、務工、兼業時,收入的基尼系數和分位距都會顯著減少,說明非農化生計轉型對抑制農村收入差距作用明顯。在控制變量中,家庭勞動力人數、勞動力受教育年限、耐用資產數、耕地質量與耕地面積等因素的增加,有助于縮小農戶收入差距。
分位數回歸結果表明,回歸系數隨著分位數的增加而逐漸下降,說明由農業組轉變為非農組,對低收入農戶的增收效果更大,脫貧地區農戶非農化生計轉型存在明顯的收入分配改善效應。
3. 穩健性檢驗:采用替換變量法進行穩健性檢驗。一是以生計多樣性指數作為解釋變量,結果顯示農戶生計多樣化指數增加會使收入的基尼系數減少,分位距縮小,且回歸系數隨分位數增大而減少,證明了研究結果的穩健性。二是以家庭總收入更換被解釋變量,再次檢驗發現農戶非農生計轉型對收入差距的影響依然顯著為負,且對家庭總收入對數進行分位數回歸后,回歸系數隨分位數增大而減小,進一步驗證了基準回歸結論的穩健性。
4. 進一步討論:通過基尼系數分解討論不同生計活動對收入不平等的貢獻及邊際效應,發現外出務工對總收入基尼系數的貢獻程度最高,務農次之,非農經營最低。農業經營收入低是農村內部收入差距形成的主要原因,提高農業經營收入或推動務農生計向非農生計轉型,都有利于縮小農村收入差距。
非農化生計轉型使土地流轉趨勢明顯,但農戶規模化經營效果不明顯。務農組和兼業組是土地凈流入戶,務工組和非農經營組是土地凈流出戶;務農組和兼業組在耕地數量和質量、農業投資、農業收入方面優于務工組和非農經營組,不過大部分經商組和務工組仍保有耕地資源。
對務農組進行組內分解,發現務農組內部分家庭因勞動力資源短缺、贍養系數高,存在殘障、大病等非健康人口或老年人口和學生負擔沉重等情況,導致組內基尼系數過高,拉大了與其他組的收入差距。
五、研究結論及政策啟示
本研究基于共享發展理念,探討脫貧地區農戶非農化生計轉型對農村收入分配格局的影響,得出以下結論:農戶從單一農業生產向非農化生計轉型,實現了資源從較低生產率部門向較高生產率部門的轉移,提高了農村居民整體收入水平,抑制了農村低收入,具有 “帕累托改進” 性質;現階段脫貧地區收入差距主要存在于務農生計家庭和其他生計家庭之間,原因包括農業生產效率低以及務農組內部分家庭難以進行生計轉型。
分位數回歸表明,農戶生計轉型使低收入家庭增收效應大于高收入家庭,抑制了農村內部收入差距擴大,非農化生計轉型通過家庭資源流動改善了農村收入分配格局。細分生計類型,非農化生計轉型對抑制收入差距的影響依次為務工、兼業、非農經營,務工為主的生計活動對抑制收入差距貢獻最大。
基于上述結論,提出以下政策建議:推動農村非農化進程,加快脫貧地區農戶非農化生計轉型步伐,通過加大新型城鎮化進程,推進相關配套改革,提高農戶非農化生計質量;加快鄉村振興,推動脫貧地區產業興旺,依托農村特色資源促進產業融合,為農戶就地非農化創造機會,提高農戶收入;加快農業現代化進程,帶動脫貧地區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轉型,完善土地制度,引進現代生產要素,提高農業規模化和現代化水平;探索和完善過渡期后農村低收入人口常態化救助幫扶機制,建立完善的農村公共服務體系,關懷特殊人口和家庭,釋放家庭勞動力資源,保障家庭生計可持續轉型。
張永麗;楊樂樂,西北師范大學管理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2024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