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全球化是全球經濟相互依存度持續提升的進程，盡管歷經沖擊，總體仍向前發展，國家間相互依存達至前所未有的高度。其發展動力來自兩大理論支撐：外在動力是科技進步，如馬克思指出大工業開創世界歷史，當前新一輪科技革命(如 5G、人工智能)為全球化提供新動力;內在動力是國際分工的福利效應，資本逐利性推動全球產業鏈分工深化，提升勞動生產率。然而，當前全球化遭遇逆流，美國等大國推行關稅壁壘、“脫鉤斷鏈” 等政策，導致 “慢全球化”“去全球化” 趨勢顯現。這表明全球化動力需通過制度邏輯轉化為現實。探索如何通過制度重構全球化，既有助于理解當前障礙，也關乎全球化如何成為不可逆轉的歷史潮流。

　　一、經濟全球化與制度型開放的邏輯

　　(一)經濟全球化與制度的關聯性

　　從市場邏輯看，經濟效率原則與全球化天然統一，全球化具有逐利性、開放性和競爭性，以開放為前提，企業為追求更高收益推動跨國經營與開放政策環境構建。從國家邏輯看，各國通過制度保障全球化收益：國內層面可能采取保護主義或開放政策，國際層面通過全球或區域制度降低交易成本或設置壁壘。制度均衡是全球化可持續的關鍵，即制度需平衡參與者的權力、責任與利益，但國際社會無政府狀態下，制度均衡需通過國家與市場互動的制度演進實現。

　　(二)經濟全球化與制度的開放性

　　國際制度普遍適用性提升，源于無政府狀態下維護秩序的需要及戰爭調節利益的高成本，制度競爭成為國際社會重要現象。經濟全球化要求制度具有開放性：一方面需 “開放的制度”，即包容而非排他、促進對外開放的制度，如亞太經合組織的開放區域主義;另一方面需 “制度的開放”，即制度需隨經濟不平衡發展動態演進，避免因僵化阻礙全球化，如世界貿易組織需改革以適應新需求。

　　(三)經濟全球化進程中的制度型開放

　　制度型開放是制度與開放的有機整體，包含兩個維度：

　　內涵型開放：提升制度自身活力，適應成員結構性變化。例如，全球治理機制功能弱化源于改革滯后，需破除制度自我鎖定(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投票權分配)，實現制度演進與權益調整。

　　外延型開放：推動制度對接，構建協同制度網絡。近年來區域制度涌現，如何處理制度間關系(如《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與《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的兼容)成為全球化走向的關鍵。

　　二、全球化主體的結構性變化與制度內涵型開放

　　(一)當今世界國家(地區)及其企業的實力變化

　　冷戰后，全球經濟力量對比 “南升北降”：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 GDP 占比顯著提升(2022 年按購買力平價計算達發達經濟體 1.4 倍)，中國、印度等國經濟總量排名躍升，歐盟、東盟等區域集團影響力增強。企業層面，中國入選世界 500 強企業數量(2023 年 142 家)超越美國(136 家)，打破美日主導格局。

　　(二)霸權之后制度 “鎖定效應” 的限度

　　國際制度變遷滯后于國家實力變化，霸權國主導的制度(如二戰后美國主導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存在 “鎖定效應”，維護既得利益者權益。然而，制度失衡會損傷新興國家參與動力，引發矛盾(如美國阻撓世界貿易組織上訴機構改革)，甚至催生新制度(如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

　　(三)制度內涵型開放的問題與方向

　　現行國際經濟機構的 “元制度” 設計(如美國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一票否決權、世界貿易組織 “協商一致” 原則)阻礙改革，導致合法性缺失。制度內涵型開放需破除鎖定，推動制度適應新形勢，如改革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份額分配、提升發展中國家話語權，使制度兼顧全球利益而非服務于少數國家霸權。

　　三、全球化客體的關聯性增強與制度外延型開放

　　(一)全球化客體的拓展與關聯性增強

　　全球化客體從商品貿易向服務、資本、技術等領域縱向拓展，形成 “深度一體化” 趨勢;從區域向全球橫向拓展，如全球服務出口額 2022 年達 7.04 萬億美元，世界貿易組織成員增至 164 個。各領域聯動性增強，要求制度協同(如貿易、投資、知識產權制度的銜接)。

　　(二)復雜制度網絡與制度的外延型開放

　　全球化催生復雜制度網絡，截至 2023 年，世界貿易組織累計收到 595 份區域貿易協定通報，制度間存在平行、重疊、嵌套關系(如《美墨加協定》與《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的交叉成員)。制度對接可產生協同效應，但封閉性制度(如排他性區域貿易協定)會加劇分裂，需通過開放型制度設計(如《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的包容性規則)促進整合。

　　(三)制度外延型開放的問題與方向

　　保護主義導致制度封閉化，如 “近岸外包”“友岸外包” 制造制度壁壘。制度外延型開放需推動跨領域、跨國家的制度對接：一方面整合貿易、投資、環境等領域規則，實現 “深度一體化”;另一方面避免排他性，如中國通過加入《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與多邊制度對接，為制度網絡注入開放性。

　　四、“再全球化” 與新型全球化的制度邏輯

　　(一)“再全球化” 與國際制度的重塑

　　當前全球化局部逆退，2008 年以來全球歧視性政策達 5.17 萬項，遠超自由化政策。“再全球化” 核心是重塑國際制度體系：主導國試圖通過區域協定(如美國推動《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維持規則霸權，新興國家則推動制度改革(如金磚擴員)。這一進程中，全球制度將經歷改革、要素重新配置、分工體系重組，最終實現新制度均衡。

　　(二)制度型開放與新型全球化

　　經濟全球化的非均衡性(如全球前 1% 人口掌握 44.5% 財富)源于制度缺陷。新型全球化需通過制度型開放實現公平：

　　主體層面：制度需平衡國家間及國內利益分配，如通過貿易補償機制改善發展中國家及發達國家低技能群體福利，避免全球化紅利兩極分化。

　　客體層面：協調領域間利益(如美元特權與美國貿易逆差的平衡)，避免單極霸權邏輯。

　　最終目標是建立以平等、開放、合作、共享為核心的全球經濟之治，通過制度均衡實現包容性增長，使全球化惠及所有參與者。

徐秀軍,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2024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