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提升西方史學史研究的解釋能力和批判功能，我們提出 “作為思想史的史學史” 這樣一種口號或研究思路，希望更多地從思想的層面關注寫作者歷史書寫的意圖等，嘗試從思想史的視角切入史學史的研究，并將復雜抽象的西方史學流變理論與具體的史學研究實踐相結合。這樣，一方面，從 “歷史思想的主體”“歷史思想的生成” 以及 “對歷史思想的感知和解釋” 等內在層面展開討論，避免落入缺乏思想語境的簡單的文本釋讀與史家和流派介紹的窠臼;另一方面，就方法論而言，我們既期望將抽象的思想考察轉化為對個體歷史寫作實踐的挖掘，也力圖把每個具體研究提升為富有思想內蘊的展現，從而深刻地理解史家思想的形成、發展及演變的過程，并在對其的建構、解構或重構之中，真正理解歷史書寫的內在特質。從而，使西方史學史學科發展和內部互動的成果得到更為充分的展現，并進而對現實的史學研究具有意義。

　　然而，這種提法必然會涉及史學史與思想史的關系問題，這究竟是史學史的一種自我矮化還是進一步深化?史學史與思想史各自的學科邊界還存在嗎?史學史是由此淪為了思想史研究中的一個類型還是實現了一種跨學科的整合?史學史研究的主體性及史學史的特性如何在這種新的研究范式中得以加強?等等，這些有關學科身份的問題就是提出 “作為思想史的史學史” 研究是否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所必須回答的。以下就試圖對此提出一些還不能算是很成熟的想法，以求教于學界同仁。

　　一、“思想是史學史的靈魂”

　　“思想是史學史的靈魂” 這一說法，是在 2022 年第二屆復旦大學西方史學史論壇上張耕華教授提出的。他謙虛地說，這是對我提出 “作為思想史的史學史” 做的一個注釋，但實際上此話正是 “作為思想史的史學史” 想要表達的核心所在。

　　我們認為，作為歷史書寫者的歷史學家不可能是真正意義上的旁觀者，其歷史書寫的終極目的也不僅僅是描述事件的始末，而是要通過事件表達思想。換言之，并非只有思想家及哲人產生的、高度理論化且富有思辨性的表述才是 “思想”，才能夠作為解讀與闡發的對象，歷史學家同樣在以呈現歷史認知的方式傳遞思想。正如柯林武德所說：“歷史的過程不是單純事件的過程而是行動的過程，它有一個由思想的過程所構成的內在方面;而歷史學家所要尋求的正是這些思想過程。” 而史學史要做的則是對史家思想的再思想，即需要進一步探尋那些構成史家著述形成的思想過程、方式以及種種觀念的影響因子。因此，史家的 “思想” 就是史學史繞不過去的最核心的研究對象。

　　即使僅從方法論的角度來看，不僅史家的用詞、修辭、組織文字、結構文本的方式隱含著他歷史認知的過程和歷史書寫的目的，他的榮譽、野心、情感經歷、生活方式等也可能影響到其歷史書寫。而要考察史家的思想世界，史學史的研究就不能只停留在文本的字句解釋上，也不能只討論史家的方法和觀點，而是要深入到史家的學術人格、思想觀念、心理狀態、政治立場、社會背景等方面，找到史家個體與時代的關系，以及他與時代思潮、歷史家與哲學家、社會學家等等之間在觀念上的論辯與互動，因為這些都會影響到他進行歷史書寫的實踐。

　　更重要的是，當我們把史家當作思想家，把史學著作當作史家思想的產物來閱讀、探究時，就不僅僅是看他采用了哪些史料，而是要考察他選擇史料的方法是什么，他又是如何賦予史料以意義并形成證據的，等等。當然，我們相信，那些史學大家是不會蓄意偽造歷史的，并盡可能地避免出現史實上的錯誤。但是怎么選取史料、如何結構文本，卻大有講究。何兆武先生說：“史料本身并不能自行再現或重構歷史，重建歷史的乃是歷史學家的靈魂能力(Seelensvermögen)。對歷史的理解是以歷史學者對人生的理解為其基礎的。” 總之，史學史研究者必須明白，一本史書是怎么寫出來的，明白史家的書寫思想、目的以及他預設的閱讀效果。唯有明白了他為什么這樣寫，才能真正讀懂其著述。從這個意義上說，沒有對史家思想歷程的追問，要真正讀懂一本史學著作，是不可能的。

　　因此，史學史研究，它必然是思想性的。史學史甚至更應該是一種雙重的思想史，因為具體的史學研究本身就是史家思想的一種表達，史學史研究則是對史家思想的再思考，可以說是一種雙重思想經驗的表達。從這個角度而言，“作為思想史的史學史”，甚至可以說，不僅是 “史學史與思想史的纏繞”，也是 “過去的史家思想和現當代史學工作者思想的纏繞”，進而可能實現 “歷史與當下的纏繞”，更好地呈現史學的現實關懷。

　　所以，從某種程度上而言，史學史就是史學思想史?？肆_齊甚至認為，整部西方史學史就是史學與哲學相互糾纏的歷史。他認為，哲學需要在史學中找到自身、論證自身的資源，而從思想的層面揭示歷史學家的內在精神世界，則可以更好地實現史學史學科的目的。何兆武也說：“每個歷史學家首先都是一個歷史哲學家，歷史學的對象是一堆史實，歷史學家則是用自己的哲學按自己心目中的藍圖把這一堆材料構筑成一座大廈。” 總之，可以說，不關注思想就不可能真正理解史家及其史著。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同意 “思想是史學史的靈魂”。

　　事實上，將思想視為史學史的靈魂本是歷史學學科所賦予它的本質，是其應有且必有的模樣，因為史學從來就不是只如影像般再現事件的學科，它是對這個世界究竟發生過什么以及為何如此的探究。換言之，歷史學的研究工作就是要表述有思想的事實，而史學史則是對史家思想的知識考古學探究。但在史學史專業化的過程中，出現了偏技術性操作的層面，即主要考察其歷史編纂的手法，多強調或偏好歸納總結史家的優缺點、著史風格、所屬流派等這類比較容易進行的工作，但卻缺乏對史家思想世界的探究，也較少關注史家所處的思想語境及時代需要，未能深入考察史家所面臨的問題、希望以及他們可能通過自己的歷史書寫做出的回應。由此，那樣的理解必然是狹窄和偏面的，而那種研究方式則是功利和短視的，并可能最終把史學史研究變成了單純的編纂學或目錄學。而作為思想史的史學史就是要恢復史學史研究中對于史家思想的重視，更多關注一些本質性的東西是如何被書寫出來的。

　　中國的西方史學史研究，在經歷了從 “作為學科史的史學史” 的最初階段，到從文化背景上來考察史學史，再到如今作為思想史的史學史，這既是一個強調史學史之根基的老問題，但它同時又是一個新的命題。因為它提醒史學史研究者，史學史的研究范疇不只是對史家成就與優缺點的記錄和歸納，不單是對史家所屬學派及傳統的描述，甚至也不僅限于表述史家們形成了什么思想，而是更要詢問那些思想是怎么以及為什么產生的，解讀史家與他所處時代的思想語境之間的關系，考察不同史家及流派之間史學觀念、史學思想的流變、表達的載體是如何發生變化的，等等。作為一門反思性的學科，史學史的研究必須要給歷史學一些啟發和思考，不能只是告訴人們，希羅多德是怎樣敘述過去的，湯因比又是怎樣編寫歷史的就可以了的。而史學史研究中這種明確強調思想性的范式變化就有可能進一步影響到歷史學整個學科的發展，因為這種表述既沒有否認人的主體性(創造歷史)，也沒有否認史家形成的敘事對后世觀念的影響。

　　二、作為思想史的史學史不是一種思想決定論

　　然而，作為思想史的史學史與純粹研究思想的思想史又有所不同，它并不是一種思想決定論，還需要對思想進行歷史性闡釋。

　　思想史研究的主旨是要找到文本中所反映的某種思想觀念，因此求真并不是它唯一的原則和前提條件;而作為思想史的史學史不僅要探究史家筆下敘事所體現出的思想觀念，同時也要保持求真的史學目的，以確保不致出現 “時代誤植” 的問題或是武斷的 “代入式” 解讀。而且，兩者間的不同還在于，一般意義上的思想史研究可以比較明確思想家想要表達的思想，因為思想家的著書目的就是為了把他的思想告訴大家。而史家則不然，他最高尚的夢想從來都是也一直都是 “求真”。所以，從古至今的中外史家總是告訴人們，他著史的目的是要寫出真實的歷史。我們完全相信史家的真誠，但同時也要清醒地意識到，史家也可能由此在有意或無意中遮蔽了他思想的過程，甚至會把一些真實想法隱藏起來。換言之，史家的思想有時并不是通透和顯明的，更可能是復雜而變化的。而史學史研究就是要把史家那些隱藏的、遮蔽的和多重的蘊意挖掘出來。因此，作為思想史的史學史要對史家及其思想進行一種歷史性過程的考察。

　　而以往思想史研究多關注經典思想家的思想，但若只是關注思想的研究可能就會忽視了研究對象的復雜性。對此，思想史家們也多有反思，正如李宏圖所指出的：“思想史研究的‘歷史性’沒有得到充分的體現。表現在大量的研究成果還只是停留在對思想家文本的理解這一層面上。” 不過，雖然優秀的思想史家也會對思想產生的環境加以考察，但他們關注的仍是思想本身。而歷史學研究的是歷史中人類的一切活動，其中思想及觀念就不再被當作是抽象的東西來討論。作為思想史的史學史則不僅關注史家的史學思想，更要關注史家思想是如何形成的，因此既要關注他所處的時代背景、社會環境、智識語境以及政治體制和經濟狀況等等，還要研究他是如何選擇并組織材料的，又是如何敘述并論證自己觀點的。也因此史家與文本、作者意圖與歷史語境、敘事方式與修辭技巧等等這些都構成了歷史性闡釋的必要條件。即是要考察思想產生的語境、史家具體的關切以及表達的方式，不能把文本視為可以擺脫史家而孤立于任何一個時間和空間中的存在。

　　換言之，不能缺失了對于史家身處的時代語境和他的學術背景的考察，以防斷章取義或望文生義，甚至是發生時代性錯誤，也避免了將史家文本孤立懸置起來解析的問題，由此才能夠發現史學思想與社會之間的關聯，以及史家是如何面對社會變動而展開思考的。這種對思想進行歷史化理解和闡釋的過程，要求史學史研究者對歷史材料的熟悉和掌握程度必須與史家一樣高，同時還要注意文本闡釋的邊界和限度。

　　不過，我們也不否認，確有一些著作是既可以做史學史的分析也可以做思想史的分析的。比如，吉本的、伏爾泰的、基佐的著作等等，且這種情況越是在時間上靠近近現代，越是如此。古代文本雖十分不明顯，但誰又能否認，希羅多德、修昔底德等史家的著述不是古代希臘思想史的組成部分呢?即便色諾芬著作的思想性在現代政治思想者的研究中被夸大了，從而被古史研究者認為是一種過度詮釋。但我們至少還可以說，若不考察那些古希臘史家的歷史書寫，整個古代希臘的思想史就是不完整的。

　　當然，從文本來看，史學著作的確更偏重敘事，而思想家的文本則偏重論述。這兩種不同的研究方法和視角呈現出史學史與思想史在面對同一個研究對象時的不同考量和不一樣的學術關懷。我們要承認史學史與思想史之間有著某種內在的緊張關系，但卻不應該把這種張力視作一種非此即彼的對立，而應該是一種相輔相成的關系。作為思想史的史學史在將史家思想進行歷史化闡釋的過程中，希望既能將思想層面的抽象闡釋轉換為實證的探究，又將個案的具體考察歸納出思想的脈絡。

　　比如，為了彌合思想史研究的關于 “連續性” 與 “斷裂性” 之間的矛盾，“作為思想史的史學史” 可以將歷史觀念劃分為 “核心” 與 “非核心”、“經典性” 與 “紀實性”、“中心” 與 “邊緣” 等等。那些處于核心位置的思想與觀念，它們保證了一個文明發展中思想的相對穩定性，適用于考察長期存在的歷史思想;而那些具有獨特性的思想與觀念，它們的存在則使得歷史思想的動態發展成為可能，并能以一種更具開放性的姿態使得歷史思想的空間更加遼闊。事實上，在跨語境的比較中就需要以觀念的長期穩定性為前提。我們以 “作為思想史的史學史” 為切入點，嘗試從文明互鑒的角度出發，思索不同歷史時期與時代背景下，中國文明與西方文明的歷史敘述。其中既包括圍繞中西史學傳統的對照與比較，亦有對于兩種文明交流往來的回顧與反思。我們希望通過相關的討論，兼顧中西文明間的橫向比較與縱向思考，使得針對這兩種文明的考察，能夠具有更為廣闊的史學視野，進而形成更加完整與豐富的歷史解讀，并激發我們思考什么樣的思潮將塑造當下的全球文明。由此，或可幫助史學界的各位同仁再度審視傳統的歷史敘事，為構建更為多元平等的文明認知，提供一定的理論空間。

　　總之，作為思想史的史學史更提倡一種綜合性的研究，而非僅僅是一種思想決定論。在研究實踐中，作為思想史的史學史要求既探究思想又注重史實，既聚焦文本又考察行動，既需要理論又不忘個案，既強調意義又不失去對事實的尊重。

　　有鑒于此，如果說作為思想史的史學史因其聚焦在對史家思想的研究上，由此把它視為思想史研究中的一種類型，至少是思想史上的主題之一，似乎也未嘗不可。事實上，在人類思想史上，對史家思想(特別是對一些偉大歷史學家的思想)的討論始終會在不同場景下以不同面貌和方式不斷地進行著。但是，當這種討論作為一種持續性地觀察且深描人們歷史活動內在動機的視角時，它又是區別于或者說是不依賴思想史范式的一種典型的史學史研究。

　　三、作為思想史的史學史使跨學科的整合成為可能

　　相比較而言，史學史在歷史學中的學科分支地位及身份問題，其實是比思想史更為明確和穩定的，因為它作為歷史學的家譜或家史的地位一直為整個歷史學科所承認，它也被視為是培養歷史學家自身學科身份意識的一種訓練。當然，學科要發展，史學史研究若始終只是處于 “作為學科史的史學史” 階段，顯然也是不夠的，因此需要有所突破。而思想史的學科定位問題則一直是從事相關研究者反復討論且莫衷一是的問題，甚至在哲學、政治學和歷史學之間還引發了所謂的 “邊界之爭”。對此，李宏圖認為：“之所以面臨如此的‘身份認同危機’，其核心就在于未能在對思想家文本解讀的過程中平衡‘歷史性’與‘思想性’兩者之間的關系，實現融貫性的有機結合。” 而要解決這一難題，或許史學史正好是一個可以給予其助力的對象，且兩者的結合更可能實現作為思想史的史學史所想要達成的深化學科建設并實現跨學科整合的目的。

　　首先，史學史的研究路徑可以解決思想史研究中缺乏 “歷史性” 維度所遭遇的種種詬病。

　　我們知道，在經典文本解讀中的思想史，強調將某個觀念作為一個單元，研究者只需單純考察觀念單元即可。但若只從經典的解釋角度就可能會排除掉一些史家的活動和思考，也會忽略掉一些時代的背景及其影響。而作為思想史的史學史研究在關注思想的同時，還會關注到思想的各個方面，如思想的能量、思想的動力、思想的生產與再生產，等等。因此，在考察史家的思想世界時，不會抽離掉他作為人的一些特性，而是會注意去還原史家的情感、精神、經歷等，將其作為思想產生的背景加以考察，由此這種對于史家思想的追溯是多重交織的，而非單一的。

　　單純考察觀念單元，還無法回避另外一個問題，即文本旅行所帶來的接受史的問題。所謂 “文本旅行”，即指不同的讀者和闡釋者對同一個文本的不同解讀與詮釋、增補與刪減，這也涉及對文本透明與否的理解，對文本的記錄性與變形性的理解，以及對重構文本時的時代、思想及語言影響的評估，乃至對個體差異的考量，等等。而以史學史進路展開的接受史研究，正好能夠以歷時性的線索展現出后世對前人思想的理解過程，以及受時代思潮的影響而體現出來的不同的問題意識和解決方案。同時，以史學史進路展開的接受史又不僅僅是單向的文本評價，而是雙向的對話與意義生成的過程，因此能較好地處理接受者的自言自語與接受對象的獨特問題。

　　如果說傳統的思想史從 “觀念單元” 出發，偏哲學研究的路徑，強調文本的 “經典性”;那么，斯金納提出語境主義的進路就是想對傳統思想史加以修正，改變了過往思想史研究中只重視抽象 “觀念” 的方法，轉而關注思想產生的語境，這是更偏歷史性的研究思路，換言之，它更強調文本的 “紀實性”。語境主義的這種研究路徑由于更偏情境化而非純粹觀念性的，即更帶有歷史化的特點，因此，也的確更為個案研究中的史學研究者所接受。但這種語境化的新思想史進路又可能帶來一種單一化及斷裂性的問題，因為它會強調任何言說都必定是特定時刻、特寫意圖，即特定語境的反映，這雖賦予了思想史研究動態化考察的可能性，但同時也破壞了觀念所固有的價值，使得書寫連續性的人類思想成為不可能。

　　而史學史的考察方式則能夠兼及語境主義的關注點及歷時性中的穩定性與變化。也就是說，“作為思想史的史學史” 既要追蹤史家思想觀念形成的語境，強調其獨特性與差異性，但又不僅僅依賴于作為背景的語境，還要考察文本旅行在不同時代、不同思想背景下所發生的變化，這是一種更為復雜關系的呈現。由此，“作為思想史的史學史” 可以有效地彌補語境主義引發的觀念割裂，從而更加合理并深入地分析史家思想的形成與變化。

　　其次，史學史與思想史都同樣具有跨學科的特點。

　　史學史因其涉及歷史學中幾乎所有的面向，成為了歷史學訓練的基礎和必需，按克羅齊的話來說：“史學史既不是文學史，也不是文化史、社會史、政治史、道德作為史等實際性質的歷史，但它當然就是所有這些東西，因為歷史具有不可分裂的統一性。”

　　而思想史則從未獲得其真正的自主性，多米尼克・拉卡普拉將之稱為 “一種似是而非的自主性”?；谒枷胧费芯吭谠S多方面所具有的跨學科性，他認為，思想史研究具有的是一種相對的獨特性，而非完全的自主性，他稱之為 “思想史的相對特異性”。由此，他提倡，研究者關心的應該是問題本身，而非僅僅局限于某個學科的邊界。拉卡普拉的這一提法為思想史研究打開了更加廣闊的面向。

　　史學史與思想史所共同具有的這種學科的交叉性意味著，它們天然地可以形成一種相互結合、相互學習、相互支撐的關系。

　　事實上，人文學科本質上就是跨學科的，無法將它們截然區分開來。而且，我們還需要通過跨學科來尋求改變與超越。特別是當舊的思維方式和分類變得不靈活或有了排他性時，就需要將其重組成新的結構和聯盟，以形成 “跨學科”(interdisciplinarity)的形式。如今，鼓勵學科之間的交流，并對組織知識的方式保持開放態度，已成為學界的一種共識。而跨學科研究所觸及的領域往往都聚焦在一些現有學科無法應對或解決的問題上。事實上，正如喬・莫蘭所說的：“跨學科” 一詞的價值就在于它的靈活性和不確定性。沃倫・布雷克曼也認為，跨學科 “是當代大學最普遍的價值觀之一”，他說：“它被視為一個關于超越學科‘部落’身份的思想共同體的理想，一種整合研究和學習的愿景;它的目的不是維護學術地盤，而是出于世界及其問題的真正復雜性的需要。” 可以說，跨學科在某種程度上所具有的變革性，使之在不同學科的接觸中產生出新的知識形式。

　　具體而言，史學史的研究對象是史家，作為思想史的史學史尤其關注史家的思想世界及思想歷程，由此它可以是思想史研究中的主題之一，對史家思想世界的考察可視作一個思想史事件。但作為思想史的史學史并不研究所有思想家的所有思想，它只關注史家及其思想，因此它與思想史的研究領域并不完全重合。另一方面，作為思想史的史學史在研究中還需介紹史家對材料的收集和選擇、鋪陳的邏輯和著史的風格等等，這又是思想史所不能涵蓋的?？梢?，史學史和思想史這兩個學科在研究對象上有相互的涵蓋，但其方法和視角又不完全等同。不過，從研究抱負而言，兩者則是一致的。因為如果將其視為歷史學的兩個分支學科的話，那么，無論是從史學史的維度，還是從思想史的維度，這兩個分支最終都是服務于史學范式的重新書寫和再建構這一目標的。

　　總之，本文認為，無論是史學史還是思想史都應該擁抱自己作為一個跨越學科邊界的角色，它們之間不一定要截然分開，它們的關系也可以是交匯的，如同經濟學與經濟史之間的關系一樣，它們都是作為一個大的方向，從不同角度加深對經濟運行的理解而已。而 “作為思想史的史學史” 研究則既解決了思想史研究中所缺乏的 “歷史性” 問題，同時也凸顯了史學史研究中必須要有的 “思想性” 層面，從而使 “跨學科” 的說法不再只是一種修辭，而是真正實現了兩個學科間相關部分的整合，同時也可化解史學史與史學理論之間的脫節，并進一步總結出史家書寫中的歷史理論。

　　四、結語：批判性的史學史研究在對史家思想世界的剖析中得以實現

　　通常，人們都認為史學史研究是后發的，是對過往史家歷史書寫的歸納和總結。但實際上，歷史中的一些觀念和思想并不全是嶄新的，也有著循環輪回的現象，史學史家該如何應對這種情況呢?另一方面，史學史在肩負歷史學學科 “家史” 的同時，還有著培養史家意識的責任，如果史學史家僅是埋首故紙堆，從不關注現實和理論，那么他們從過往史家的經驗和書寫中所提煉出來的東西，不僅不符合它本身的學科定位和應具備的功能，而且對史家主體意識的養成甚至可能是毫無價值的。如果，我們始終相信：“只有具有思想性與批判性的史學史才是歷史真實性的真正來源，它滿足了歷史學家的主體性意識與歷史實在的客觀性之間的動態平衡。” 那么，史學史就不會也不應該一直是被動的追隨者。

　　那應該如何才能實現史學史的思想性與批判性?答案或許就在 “作為思想史的史學史” 這一新的研究思路之中?，F在，我們正處于一個全球秩序都在發生變動和重組、各種思潮也在劇烈碰撞和互動的時代，面對這樣一個全新的世界，史學史也需要轉變姿態，調整其研究重點，找到新的話語表達方式，讓過去與我們的時代相關聯，找到史學史研究對時代的關切之處。

　　那么，新時期的 “作為思想史的史學史” 究竟能夠給中國的西方史學史研究貢獻什么?我們認為，首先，這種既是重新回歸史學史研究的本原又是糾正長期以來史學史弊端的新思路，應該是未來中國西方史學史研究走出自身困境的一個重要切入點。而要實踐這個思路，就需要史學史與思想史的跨學科結合。這種思辨研究與文本分析的結合是如此引人入勝，它為史學史和思想史家提供了一種前景，即通過新的開放和交流來豐富自己的研究領域，并進行更廣泛的歷史實踐。有些思想不一定是來自于史家，而有些史家的觀念也不一定是思想史感興趣的，因此彼此之間的研究并不一定重疊，但卻需要相互了解，特別是一些具有辯論性的觀念或思想尤其值得關注，這可能會對雙方都產生某種方法論上的啟發，或問題意識的觸動。由此，無論是史學史還是思想史才有可能發出具有前瞻性價值的學術聲音，書寫出具有沖擊力的史學作品。因此，不要將各自局限在以往狹小的研究領域中，現在是時候為史學史和思想史發展出一種既保持相互間的張力而非對立，又彼此學習互相支撐的新模式了。而作為思想史的史學史研究將歷史過程的思考與反映歷史過程的史學著作相結合，避免了以往不太關注史家自身對世界的認知，對其價值觀和人生觀的討論也不充分的問題。由此，它帶來的是批判性的思考，而非重復式的老生常談。

　　其次，雖然，史學史與思想史都不是實用性的研究，但它們的研究旨趣都在從歷史中挖掘出多樣性的思想資源，從而產生出改變中國的乃至世界的新的話語體系和新的知識樣式。因為我們相信，史學史所有的思考，最后都是要落實到歷史學家他是如何思考問題的、他對世界的認知如何、他又是如何在其認知的基礎上進行書寫的等等問題上?？梢?，當研究的場域和問題意識發生變化時，研究的深度和廣度都能得到進一步的挖掘，并會產生一系列的相關反饋?？梢哉f，作為思想史的史學史是對史學史研究范式轉化的一種思考，這是一個新的探索，希望能由此走出一個能夠引發更深層次討論的新的研究方向。未來可能還會有作為知識史的史學史、作為話語史的史學史等等，這是多維度、多角度研究的表現。而它們也必將與其他學科形成不同程度的交叉與融合。這樣或許可以既重塑研究者自身，拓展各自學科的領域，而且還有可能在某種程度上幫助人們更深層次地在理解過去的基礎上，同時也可能前瞻性地提出未來的研究領域及研究范式。

　　總之，當一切被書寫的歷史都成為歷史學家的思想史時，批判性的史學史才能在對史家思想世界的剖析中得以實現。也只有這樣，史學史研究才會真正成為培養歷史學家主體意識的重要工具與展現中國史家觀念的舞臺。

吳曉群,復旦大學歷史學系,2024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