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李白詩歌中自稱詞使用概況

　　李白存詩近千首，其中出現(xiàn)自稱詞共計約四百次，為初盛唐詩人中最高者。除了 “我”“吾”“予”“余”“仆”“臣” 等常見詞以外，還有 “李白”“太白”“青蓮居士”“謫仙人” 等專屬詞匯。為更好說明李白詩中自稱詞用法的特殊性，以存詩量、時代接近的杜甫詩為參照。

　　(一)李白詩中自稱詞以 “我” 最常見，且多為獨立使用

　　李白集中 “我” 字出現(xiàn) 277 次，頻次遠(yuǎn)高于 “吾” 字的 59 次。而杜詩中 “我”“吾” 字使用頻率則較為接近，為 187 比 155 次。

　　“我” 與 “吾” 是自稱詞最為活躍者。先秦時期 “吾” 字少作賓語，而 “我” 字則是四格兼?zhèn)涞娜艽~，應(yīng)用范圍更加廣泛。就情感色彩而言，“我” 無謙卑或尊崇義，更加客觀。《說文解字》釋 “我” 為 “施身自謂也”，段注：“謂用己廁于眾中而自稱則為‘我’也。” 意味著 “我” 字更突出主體與眾不同的位置。之前學(xué)者對比先秦典籍中第一人稱代詞的使用情況，指出：“‘余 (予)’是謙稱形式，表示謙卑的意義;‘朕’是尊稱形式，表示尊崇的意義;‘我’是通稱形式，不具有謙卑尊崇的意義。”“‘我’表示對第一人稱代詞的強(qiáng)調(diào)和加重語義，‘吾’表示禮貌，有自謙的意味。”“‘吾’是第一人稱的普通指代，是一種客觀化陳述;‘我’是第一人稱的特殊指代，其所彰明的是個體自身的特殊品質(zhì)，是一種情意性表達(dá)。” 以上研究從上古漢語中的使用實例出發(fā)，“我” 在代詞中有突出自我本體的意義。

　　近來已有學(xué)者注意到 “我” 字等自稱詞在詩歌中的使用頻次的變化，將之與魏晉時期文學(xué)自覺聯(lián)系在一起：“在自我意識覺醒的魏晉時代，詩歌中使用我更能突出抒情主題的內(nèi)心世界。” 同樣，李白集中 “我” 字的優(yōu)勢地位，亦可視為自我意識明確、主體精神高昂的表現(xiàn)。

　　(二)李白詩中自稱詞與人 / 物構(gòu)成詞組時，多用于抽象情感表達(dá)

　　李白詩中 “我” 詞組相對較少，與 “吾” 領(lǐng)起的共約 46 次，且大多用于表達(dá)較為抽象的情感概念。我心 10 次，我情、我行各 5 次，此外還有我憂、我志、我意、我才能、我文章，吾心、吾衰、吾精誠等。與身體相關(guān)的我身、吾身、我足、吾足等較少，且含義也更多傾向于個體品質(zhì)，而非具體身體狀態(tài)。表示個體所有物品的較少，僅我衣、吾帽、我素琴三見。與此對比，杜甫自稱詞 + 人 / 物組合出現(xiàn)明顯增多，“我” 與 “吾” 領(lǐng)起的共約 88 次。除了表示情感的我心、我愁、吾道、吾意等外，具體物象明顯增多。從此可看出，李白對 “我” 的定位較為簡單、純粹，在自我關(guān)照與自我書寫時，有較強(qiáng)的抽象化、浪漫化傾向，具體表現(xiàn)為重精神而輕肉身、述大略而忽細(xì)節(jié)，這與李白 “謫仙人” 的自我定位是吻合的。

　　(三)“余” 和 “予” 使用頻次較高

　　李白詩中 “余” 與 “予” 出現(xiàn)五十余次，頻次高于絕大多數(shù)唐代詩人，很可能是受《楚辭》影響。

　　“余” 與 “予” 作為人稱代詞出現(xiàn)于西周時期，可以作為主語、賓語、定語使用。春秋戰(zhàn)國時期，“活動量大為削弱” 檢閱《詩經(jīng)》中自稱詞使用情況，我 588 次，余 (予) 98 次，比列約為 6∶1。這與大多數(shù)唐代詩人自稱詞使用情況近似。唯一例外的是楚方言區(qū)。根據(jù)尹喜艷等人統(tǒng)計，戰(zhàn)國時期楚方言中的 “余” 使用次數(shù)達(dá) 110 次，占第一人稱代詞使用總數(shù)的 52.1%，“是戰(zhàn)國時期楚方言中最常用的強(qiáng)勢第一人稱代詞。” 李白隱居安陸時期，曾遍訪三楚故地，表達(dá)出對屈原的同情與傾慕。對于楚騷的語言藝術(shù)，李白也精研效仿，創(chuàng)作出大量騷體名篇。喬億認(rèn)為李白為 “深于騷者”，劉熙載則言 “太白詩以《莊》《騷》為大源”;屈大均《采石題太白祠》云：“樂府篇篇是楚辭，湘累之后汝為師”，都指出了李白對楚地語言的吸納。李白自稱詞中予、余的高頻出現(xiàn)或許也與此有關(guān)。

　　總之，李白詩集自稱詞單獨出現(xiàn)頻次極高且用法獨特，反映出李白對自我才能的充分認(rèn)知，對外界事物的主動吸納，對理想人格的積極追求。下文將具體分析，李白如何通過自稱詞使用，實現(xiàn)打破主客分野、重構(gòu)世俗秩序、跨越彼岸界限、突破文體限制的文學(xué)意圖。

　　二、對主客分野的打破

　　李白通過自稱詞的使用，打破主客分野，將主體情感與意志灌注于他人與他物，從而實現(xiàn)對客體的主導(dǎo)與支配。為了明確這一點，我們比較李白《聽蜀僧浚彈琴》與嵇康《四言贈兄秀才入軍詩》二詩：

　　蜀僧抱綠綺，西下峨眉峰。為我一揮手，如聽萬壑松。—— 李白《聽蜀僧浚彈琴》

　　息徒蘭圃，秣馬華山。流磻平皋，垂綸長川。目送歸鴻，手揮五弦。—— 嵇康《四言贈兄秀才入軍詩》

　　前作中彈琴者是蜀僧，李白只是傾聽者。但因為 “為我” 一詞的存在，極大強(qiáng)化了主體性。因為我的到來，才令蜀僧揮弦，才讓琴音有了存在的意義。作為聆聽者的 “我”，其存在感甚至要比親自彈琴的嵇康還要強(qiáng)烈。

　　又如寫與友人重逢的《東魯見狄博通》，“去年別我向何處，有人傳道游江東”，如果將自稱詞 “我” 省去，改 “別我” 為 “別后”，敘事上不會造成任何問題，而情感卻并不相同。“別后”，僅僅是對時間的描述，而 “別我” 則強(qiáng)調(diào)了詩人的主觀感受。故人江東之游，并非以一時一地為起點，而是以與 “我” 的離別為起點，如此更能表達(dá)兩人親厚之情。

　　以上為人事的例子，而李白詩中，將自我情感意志注于風(fēng)云花鳥等客體事物的例子更加常見：

　　東風(fēng)兮東風(fēng)，為我吹行云使西來。——《久別離》

　　白云見我去，亦為我飛翻 。——《題情深樹寄象公》

　　西上太白峰，夕陽窮登攀。太白與我語，為我開天關(guān)。——《登太白峰》

　　桃李如舊識，傾花向我開 。——《對酒》

　　山花向我笑，正好銜杯時 。——《待酒不至》

　　東風(fēng)隨春歸，發(fā)我枝上花 。——《落日憶山中》

　　白云南山來，就我檐下宿 。——《尋陽紫極宮感秋作》

　　自稱詞 “我”“余” 等與 “為” 字結(jié)合，極大地強(qiáng)調(diào)了主體的存在感。使之不能簡單歸于傳統(tǒng) “移情法” 或 “賦情法”。后者的目的是拉進(jìn)主客體的距離，前者則是強(qiáng)調(diào) “我” 的主導(dǎo)性。“為我”“向我”“就我”，可見風(fēng)吹、云翻、花開，都因 “我” 而起。這不僅僅是后人 “未看此花時，此花與汝同歸于寂” 的哲學(xué)思辨，更是一種藝術(shù)實踐。將 “我” 置于萬物中心;將主體情感體驗，作為客體存在、變化的原動力。詩人的自我意志得以行于一切有情、無情之物上。而與莊子、陶淵明力求將 “我” 完全融入客觀自然不同，李白始終強(qiáng)調(diào) “我” 的獨立性及主導(dǎo)作用，如 “我覺秋興逸，誰云秋興悲”(《秋日魯郡堯祠亭上宴別杜補(bǔ)闕范侍御》) 與劉禹錫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勝春朝”(《秋詞》) 詩意近似，反問句法更彰顯出以我之心丈量天地的豪情。值得指出的是，詩人支配、主導(dǎo)客體事物的力量，并非來自征服，而是 “我” 內(nèi)在生命力的感召。因我有 “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月下獨酌》) 的天真、“暫伴月將影，行樂須及春” 的曠達(dá)，月、影才會受 “我” 感召，隨我徘徊起舞。“獨用天地心，浮云乃吾身”(《對雪奉餞任城六父秩滿歸京》)，因能用天地之心，故浮云成為我之化身。主體內(nèi)在生命力蓬勃而出，化及客體萬物，最終達(dá)到 “天地與我并生，而萬物與我為一” 的境界。

　　詩人內(nèi)在生命力的外化，賦予了山水云月情感與靈魂。同時也反作用于詩人主體，消解了詩人生命焦慮。如 “桃李何處開，此花非我春”(《古風(fēng)》其四)，“我” 冠于春之上，將自我意志融入了時光輪回的秩序之中。我春，即我之春時，語出漢樂府《日出入》：“日出入安窮，時世不與人同。故春非我春，夏非我夏。秋非我秋，冬非我冬”，是我有窮之生面對無窮之歲時而發(fā)出的悲嘆。李白繼承 “我春” 一詞基本內(nèi)涵的同時，“我春” 一詞的重點從 “春”(即歲時)，轉(zhuǎn)到了 “我”，從而部分消解了悲傷衰頹之氣。“桃李” 盛開之此世界，若非為我而存，則我將舍此適彼，尋找與自己心靈契合的 “清都境”，實現(xiàn) “長與韓眾親” 的理想。

　　打破主客分野，消解 “我” 之有限生命與宇宙無窮的矛盾，是唐前文學(xué)的一大主題。以道家 “物化” 的思想，消解個體生命憂慮，也是魏晉以來詩人的普遍做法。不同之處在于，與萬物同化的過程中，李白更強(qiáng)調(diào) “我” 的主觀體認(rèn)及主動選擇。其《日出入行》中言：“吾將囊括大塊，浩然與溟涬同科。” 作為個體的自我，在 “囊括” 這一主動行為驅(qū)使下，得以與大塊、溟涬合一，體現(xiàn)出包舉宇內(nèi)的氣勢。換句話說，李白追求的，與其說是與客體事物合一，不如說是以我為主，驅(qū)使萬物與我化歸為一。不僅是被動地融入，而是主動將 “自己宇宙化了，宇宙又自己化了”。

　　總之，花向我發(fā)，云為我飛，鶴顧我鳴，春為我春…… 通過徹底打破主客體分野，詩人的自我意志得以充分強(qiáng)化，內(nèi)在宇宙得以充分延伸，最大程度上實現(xiàn)對生命的拓展與超越。

　　三、對世俗秩序的重構(gòu)

　　李白詩歌還通過將自稱詞與 “大言” 并用，將個體際遇、自我實現(xiàn)與國家興衰、時代發(fā)展融合起來，展現(xiàn)出以 “我” 為主、重構(gòu)世俗秩序的意愿。

　　初盛唐時期，士人往往 “好大言”，以夸張的言語吸引當(dāng)權(quán)者的注意。李白青少年時期即 “遍干諸侯”，自然深諳此道。其詩文中動輒自比圣賢，如 “君看我才能，何似魯仲尼”(《書懷贈南陵常贊府》)“我以一箭書，能取聊城功”(《五月東魯行答汶上翁》)“爾其天為容，道為貌，不屈己，不干人，巢由以來，一人而已”(《代壽山答孟少府移文書》) 等，體現(xiàn)出對個體才能的充分認(rèn)可，及席珍待聘、善賈而沽的用世之心。然而即便在重視自我表達(dá)的初盛唐時代，李白詩文中的 “大言”，也會被認(rèn)為過于 “夸誕”，以至于 “時人見我恒殊調(diào)，見余大言皆冷笑”(《上李邕》)，其原因也與李白自稱詞的獨特用法有關(guān)。

　　李白詩中的 “大言” 往往直接出現(xiàn)自稱詞，甚至置于全詩的開頭位置：“我本楚狂人，鳳歌笑孔丘”(《廬山謠寄盧侍御虛舟》)“我志在刪述，垂輝映千春”(《古風(fēng)》其一)“我昔釣白龍，放龍溪水傍”(《留別曹南群官之江南》)“我昔辭林丘，云龍忽相見”(《酬張卿夜宿南陵見贈》) 等，造成劈空而來的藝術(shù)效果。《石園詩話》云：“太白詩起句縹緲，其以‘我’字起者，亦突兀而來。” 讓人在一開始就能感到詩人鮮明的自我形象，先聲奪人。對比同時期幾位詩人自述其志的名作：

　　二十解書劍，西游長安城。舉頭望君門，屈指取公卿。—— 高適《別韋參軍》

　　本為貴公子，平生實愛才。感時思報國，拔劍起蒿萊。—— 陳子昂《感遇》

　　甫昔少年日，早充觀國賓。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 杜甫《奉贈韋左丞二十二韻》

　　前兩例雖言兼濟(jì)之志向，卻并未直接出現(xiàn)自稱詞。“我” 是隱沒在文本后的。第三例出現(xiàn)了 “甫” 字作為自稱，自呼其名有謙稱之意，再加上前文中出現(xiàn)的 “丈人試靜聽，賤子請具陳” 中的 “賤子”，可以看出詩人在出 “大言”、述 “大志” 時，有意或無意地隱藏與弱化了主體以符合溫文敦厚之旨。李白增加自稱詞使用頻率、并將其放在詩歌核心位置，以突兀之言，打破傳統(tǒng)審美強(qiáng)調(diào)了 “我” 的主導(dǎo)位置，提升了自我的存在感。

　　李白詩作還常常將 “我”“吾” 等自稱詞與宏大物象直接聯(lián)系。通過 “我” 加 “天地”“太素”“天關(guān)” 等大詞的方式，實現(xiàn)一種我對世界的精神占有。在物品、空間之上，冠以 “我” 名，是人作為主體，占有客體世界的一種方式。隨著魏晉以來人的自覺，詩人也意識到，通過將客體 “冠以我名” 的方式，能在占有外物的同時，勾勒出自我與外在世界的邊界。魏晉 — 盛唐詩歌中自稱詞往往與詩人生活物品及場地搭配出現(xiàn)。我衣、我裳、吾身、吾病、我園、我家、吾廬、吾土等都為高頻詞，因而同句中出現(xiàn)的相關(guān)物象也以具象化、生活化為主。如 “桑麻日已長，我土日已廣”，“晚田始家食，馀布成我衣”，“我家南渡頭，慣習(xí)野人舟” 等。而李白在這些常用物象外，還加入了滄海、云山、帝京、天地等 “大詞”，如 “我浮黃河去京闕，掛席欲進(jìn)波連山”(《梁園吟》)“我欲攀龍見明主，雷公砰訇震天鼓”(《梁甫吟》)“我來屬天清，登覽窮楚越”(《登梅岡望金陵贈族侄高座寺僧中孚》) 等，打破了主客體的邊界，將自我的存在推及無限廣闊的領(lǐng)域，最終實現(xiàn) “我即天地”“天地即我” 的同一性。

　　擴(kuò)大自我邊際的基礎(chǔ)上，李白還通過自稱詞的使用，體現(xiàn)重構(gòu)世界秩序的意愿。具體表現(xiàn)為，將 “我” 與 “天下”“蒼生”“世” 等象征世界秩序的詞匯并置，強(qiáng)調(diào)主體的能動性。如 “余亦草間人，頗懷拯物情”(《讀諸葛武侯傳書懷贈長安崔少府叔封昆季》)“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誰陳”“我志在刪述，垂輝映千春”(《古風(fēng)》其一) 等。這一點尤其表現(xiàn)在對 “世”“我” 關(guān)系的陳述上。《送蔡山人》云：“我本不棄世，世人自棄我”。我不棄世，只因我不忍負(fù) “蒼生望”;世人棄我，則是一葉蔽目，不辨妍媸。如此 “狂言”，在李白筆下并不顯得虛張聲勢，反而天真誠懇。這是因為，李白對 “用世” 的看法與對 “自我” 的看法高度自洽。他的用世并非僅僅 “見用于世”，還要 “以世為用”。即以我為主，重構(gòu)社會秩序。這個過程，須以不損害 “我” 為前提。曲己干人、摧眉折腰，都會損害 “我” 之本真，“使我不得開心顏”。他堅信自己追求功名的目的，不僅是榮身顯親，還要 “使寰區(qū)大定，海縣清一”(《代壽山答孟他堅信自己追求功名的目的，不僅是榮身顯親，還要 “使寰區(qū)大定，海縣清一”(《代壽山答孟少府移文書》) 。如此，“我” 之際遇，便與 “世” 之發(fā)展、國之興衰統(tǒng)一起來。那些動輒以 “我” 比圣賢、齊天地的 “大言”，因而超越了汗漫無邊的自夸自矜，成為詩人心意的真誠坦布。

　　書寫 “我” 與世俗秩序的關(guān)系時，李白還往往加入強(qiáng)烈的主觀情感。如：“大道如青天，我獨不得出!”(《行路難》其二)“天未喪文，其如予何?”(《雪讒詩贈友人》)“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誰陳?”(《古風(fēng)》其一)“德自此衰，吾將安棲?”(《萬憤詞投魏郎中》)

　　“我” 非無情之我，而是浸潤于強(qiáng)烈的情感中。“獨”“其如”“竟”“安” 等詞運(yùn)用，使詩句呈現(xiàn)出呼告詠嘆之情態(tài)。其中蘊(yùn)藏的，是詩人超越常人的自我認(rèn)知，及因之催發(fā)的超凡使命感。天生我才，也意味著天降大任于斯人。因此 “吾未可去也”(《代壽山答孟少府移文書》) ，必須積極入世，否則便是背棄了天生之才。同時，世也需為我所用，才符合應(yīng)有之道。正因如此，一旦 “我” 不用于世，李白感受到的，便不止 “才士不遇” 的抑郁感傷，還有一種世道失序的強(qiáng)烈焦慮感。在李白的自我認(rèn)知中，“我” 肩負(fù)非凡之使命，時刻面臨 “安石不出，當(dāng)如蒼生何” 的追問，因而不能退。但若選擇入世，又會陷于 “盛德無我位”(《贈郭季鷹》)“時人見我恒殊調(diào)”(《上李邕》) 的困局。出入兩難的境地，正是 “我” 與 “世” 關(guān)系失衡的體現(xiàn)。詩人希望通過對主體形象的書寫，為這種關(guān)系找到新的安置點。

　　處理 “我” 與 “世” 關(guān)系，是詩人普遍面臨的問題。然而多數(shù)人的目的是為 “我” 尋找到安頓之處。如 “我心忘世久，世亦不我干”(白居易《閉關(guān)》)“我知世無幻，了無干世意。世知我無堪，亦無責(zé)我事”(《詠懷》)“我本不違世，而世與我殊”(蘇軾《送岑著作》) 等，從詩意到句法，皆沿襲自李詩，然而 “用世” 的態(tài)度則大有不同。白、蘇是消解主體的能動性，達(dá)到 “我心與世兩相忘”(白居易《詔下》)“我今忘我兼忘世”(蘇軾《哨遍》) 的境界。即用退守遁世的方式，完成與 “世” 的和解。李白則反其道而行之，擴(kuò)大主體邊界，強(qiáng)化主體形象，以實現(xiàn)對世俗秩序的改造。李白與生俱來的非凡氣魄與生命激情，以及他所處的時代風(fēng)氣，使他自認(rèn)為身負(fù)濟(jì)蒼生、安黎元的重任，因而無法真正 “和光同塵”，亦不能 “乘桴浮于海”。于是，他選擇了一種更加積極的方式疏解自我焦慮。即將 “我” 與大道、大雅、蒼昊、天地等宏大事物并置，造成一種并立的對話感。大雅之不作，對吾之衰;大道如天，對我不得出。在對話過程中反復(fù)追問、詠嘆、呼告，試圖找到賑濟(jì)之法。這種書寫方式使主體形象得以凸顯，我與世的關(guān)系也獲得重新確認(rèn)。從而在詩歌的世界里，實現(xiàn)了對世俗秩序的重構(gòu)。

　　四、對彼岸界限的超越

　　自然與社會之外，還有一個基于主體想象、構(gòu)建的彼岸世界。之所以稱其為彼岸，是因它與現(xiàn)實中的 “我” 隔著遙遠(yuǎn)距離。李白詩歌中，這一世界即餐風(fēng)飲露、長生不死的神仙境界。這一世界本為虛構(gòu)，是人們?yōu)榧偨鈶n患、遠(yuǎn)離現(xiàn)實而創(chuàng)造的。如《樂府正義》言：“游仙諸詩嫌九州之局促，思假道于天衢，大抵騷人才士不得志于時，藉此以寫胸中之牢落。” 天衢玉道、瓊樓寶閣在九州之外，故需要歷盡坎坷，才能到達(dá)。因此，游仙詩的經(jīng)典敘事模式中，“我” 往往先從塵世出發(fā)，經(jīng)過尋訪探求而進(jìn)入神仙世界，最終無法常居，只得悵惘離去。如嵇康《游仙詩》、阮籍《詠懷》其四都強(qiáng)調(diào)了探求時的千難萬苦、離開時的迫不得已。李白《夢游天姥吟留別》等作品也遵循了這種模式，詩人夢中經(jīng)歷了千巖萬轉(zhuǎn)、熊咆龍吟，見到 “訇然中開” 的仙家洞天，最終驚醒，“失向來之煙霞。” 這種與理想世界若即若離、始即而終離的狀態(tài)，也是詩人徘徊于理想與現(xiàn)實之間、難以自我安頓的體現(xiàn)。

　　而在另一部分詩歌中，李白卻以強(qiáng)烈的主體意識，打破了這一模式，消解了 “我” 與彼岸世界的界限。《經(jīng)亂離后天恩流夜郎憶舊游書懷贈江夏韋太守良宰》中，李白略去了傳統(tǒng)游仙詩中對仙境探求、尋訪的過程，直接將 “我” 置于其中：“天上白玉京，十二樓五城。仙人撫我頂，結(jié)發(fā)受長生。” 上參玉京重樓，得仙人撫頂，本應(yīng)是修道者歷經(jīng)萬劫、跋山涉水才能到達(dá)的終點。但在李白自敘中，這一幕作為 “我” 人生的起點出現(xiàn)。這意味著 “我” 所來之地，本就為仙家世界。通過將 “我” 置于其中，消解了彼岸世界的邊界。又如《送楊山人歸嵩山》中言：“我有萬古宅，嵩陽玉女峰。長留一片月，掛在東溪松。” 我不僅來自神仙世界，這一世界中，還有 “我” 所營造的永恒的家園。即便我偶然 “誤逐世間樂”，去仙就俗，此地片月仍為我長留。如此便建立起 “我” 與萬古、山峰、明月的不可分割的聯(lián)系。虛幻縹緲的神仙境界，在他看來不是不可到達(dá)的彼岸，而是來處與歸宿。他要做的，不是上窮碧落下黃泉的求索，而是等自己看透 “世間樂” 后，回到片月常留的家園中去。

　　于此基礎(chǔ)上，李白形成了一套 “我即仙人” 自述話語。如 “吾營紫河車，千載落風(fēng)塵。藥物秘海岳，采鉛青溪濱。”(《古風(fēng)》其四)“我昔釣白龍，放龍溪水傍。道成本欲去，揮手凌蒼蒼。”(《留別曹南群官之江南》)“謂我是方朔，人間落歲星。白衣干萬乘，何事去天庭。”(《留別西河劉少府》) 李白將自己描述為偶落人間的歲星，而非誤入仙源的過客。人稱代詞外，李白最常使用的自稱便是 “謫仙” 一詞。《對酒憶賀監(jiān)》序云：“太子賓客賀公，于長安紫極宮一見余，呼余為謫仙人”，詩云：“四明有狂客，風(fēng)流賀季真。長安一相見，呼我謫仙人。” 之后常以謫仙自稱，如 “青蓮居士謫仙人”(《答湖州迦葉司馬問白是何人》) 又云 “世人不識東方朔，大隱金門是謫仙”(《玉壺吟》) 。李白之所以偏愛這一稱謂，是因為 “謫仙” 有著雙重含義。既體現(xiàn)了他曾為天仙的過去，亦預(yù)示了他將從凡歸仙、“弱喪而歸” 的未來，是他心中 “我” 與彼岸世界關(guān)系的最恰當(dāng)表述。

　　李白不僅將 “我” 描述為仙人，還格外強(qiáng)調(diào) “我” 在彼岸世界中的能動性。他這樣描述自己與仙人的關(guān)系：“仙人不見我，明月空相知”(《涇川送族弟錞》)“仙人如愛我，舉手來相招”(《焦山望松寥山》)“仙人浩歌望我來，應(yīng)攀玉樹長相待”(《懷仙歌》) 等等。不是我不見仙人，而是仙人不見我。他踏遍名山，目的并非尋仙，而是應(yīng)仙人相招。若我肯放下 “蒼生望” 而就之，仙人則 “應(yīng)攀玉樹長相待”。在神仙世界，“我” 仍然具有主導(dǎo)一切、凌駕萬物的力量，突破了游仙詩傳統(tǒng)中 “我” 主導(dǎo)性薄弱的局限。

　　唐前游仙詩中有很大一部分旨在歌詠 “列仙之趣”，如李善所言：“凡游仙之篇，皆所以滓穢塵網(wǎng)，錙銖纓紱，餐霞倒景，餌玉玄都。” 重點在 “求” 的過程及所求之仙，而非 “我”。詩人形象多為泛化的求仙者，缺乏鮮明個性。即便以郭璞為代表的 “坎壈詠懷” 之作，個體意志仍隱沒于對仙家生活的鋪陳，處于相對被動的位置。描寫到 “我” 與彼岸世界關(guān)系時，往往對個體意志進(jìn)行一定的虛化和消解。李白則反其道而行之，有意強(qiáng)化 “我” 在神仙世界中的主導(dǎo)位置。訪道時，“湖月照我影，送我至剡溪”(《夢游天姥吟留別》)“太白與我語，為我開天關(guān)”(《登太白峰》) ;遇仙時，仙人 “呼我游太素”(《古風(fēng)》其四十一)“邀我登云臺”(《古風(fēng)》其十九) ;授道時，造化助我，“持為我神通”(《贈僧崖公》)“使我鍊金骨”(《感興》其五) ;修道時，“眾神衛(wèi)我形”(《游泰山》其四) ，故能 “惟我獨先覺”(《與元丹丘方城寺談玄作》) ，之后便可乘云螭、御飛龍、折若木。至此，“我” 不再是神仙世界的旁觀者，而是主導(dǎo)者。

　　前人已注意到，李白游仙詩中自稱詞出現(xiàn)頻率遠(yuǎn)高于前人。根據(jù)楊曉靄統(tǒng)計，李詩言仙道者 “我” 出現(xiàn)的次數(shù)高達(dá) 120 次，“幾乎每首詩都是‘我’游仙境的感發(fā)”“將一位夢游仙境，飄行天宇的詩人形象刻畫得神情畢肖。” 宋人葛立方則指出：“李太白《古風(fēng)》兩卷近七十篇，身欲為神仙者殆十三四。”“身欲為神仙” 即對仙的主動追求，與旁觀、美贊 “列仙之趣” 自然迥異。李白的主體精神還不止于此，他所追求的，其實是 “身即為神仙”—— 即將作為個體的 “我” 與仙人、神仙世界同一。我身即仙人之身;我心之外化，即是仙界，故無須向外索求。這一思想的成因，應(yīng)受當(dāng)時道教修行方式影響。

　　盛唐時期，重內(nèi)丹的修道方式逐漸興起。李白的方外好友吳筠與司馬承禎都是 “內(nèi)丹” 說的倡導(dǎo)者。吳筠指出：“且人之秉形，模范天地，五臟六腑、百關(guān)四肢，皆神明所居。” 而身內(nèi)之神與至高的道可以感應(yīng)：“神與道合，即道為我身。” 因此無須 “汲汲于爐火，孜孜于草木”，自可以 “反我鄉(xiāng)、歸我常，與道無疆”。司馬承禎也認(rèn)為，人的天賦中就有神仙之因，只要 “遂我自然”“修我虛氣”，就能 “無復(fù)流浪，與道冥合，安在道中，名曰歸根”。道即我身，返鄉(xiāng)歸根等觀念，融合佛理，簡化了修行方式，受修道者青睞。吳筠、司馬承禎等人的觀點，對包括李白在內(nèi)的士人產(chǎn)生巨大影響。現(xiàn)實中，李白并未舍棄采藥煉丹等 “外求” 方式，而是內(nèi)外兼修。創(chuàng)作中，他則吸納了這種以我為本、以身內(nèi)之神感應(yīng)天地宇宙的思想，以實現(xiàn)對 “個體與理想關(guān)系” 的改造。李白筆下的仙家世界不僅是難以企及的彼岸，也是個體意志的延續(xù)。“我” 在彼岸世界的存在狀態(tài)，亦不同于前人的疏離與局促，而是積極主動，可以 “登鸞車，侍軒轅”(《飛龍引》其一)“我欲蓬萊頂上行”(《懷仙歌》)“下視瑤池見王母”(《飛龍引》其二) ，從文學(xué)上詮釋了 “道即我身”—— 使不可求之彼岸，變?yōu)閭€體意志延展;將遙不可及的追尋，化為命中注定的回歸。這種對彼岸界限的超越，改寫了魏晉以來游仙詩的書寫模式，啟發(fā)了之后白居易、蘇軾等人的創(chuàng)作。

　　余論：對文體限制的突破

　　除了上述三點外，李白還通過自稱詞的使用，突破了文體限制，將文書銘賦中的稱謂方式引入詩歌。他曾多次在詩中連名帶姓自稱：

　　雖為李白婦，何異太常妻。——《贈內(nèi)》

　　李白乘舟將欲行，忽聞岸上踏歌聲。——《贈汪倫》

　　舒州杓，力士鐺，李白與爾同死生 。——《襄陽歌》

　　夜臺無李白，沽酒與何人。——《哭宣城善釀紀(jì)叟》

　　第三例中 “李白”，一作 “酒仙”。第四例中 “李白”，一作 “曉日”。關(guān)于后者，嚴(yán)羽已辯其謬：“‘無李白’，妙。既云夜臺，何必更言無曉日耶!” 楊慎直言 “曉日” 乃是俗士篡改：“予家古本作‘夜臺無李白’，此句絕妙，不但齊一生死，又且雄視幽明矣。昧者改為‘夜臺無曉日’，夜臺自無曉日，又與下句‘何人’字不相干。甚矣，士俗不可醫(yī)也!” 句中 “李白” 二字，實為神來之筆。不僅抒發(fā)了對友人的真摯悼念，還寫出 “自視世間，惟我與爾” 的豪情。之所以遭到改竄，除了修改者 “俗” 且 “昧” 外，因為詩歌中自稱姓名者絕少見，后人不解，甚至妄改李白詩，以符合詩歌的 “常態(tài)”。

　　古人詩中往往以字自稱，絕少直稱姓名。清人郭兆麟《梅崖詩話》言：“詩有自出名字者，如‘有客有客字子美’‘達(dá)哉達(dá)哉白樂天’‘甫也諸侯老病客’‘夜臺無李白’等句…… 其來亦有自。《三百篇》‘吉甫作誦’‘家父作誦’‘仲山甫永懷’‘張仲孝友’‘寺人孟子，作為此詩’是也。” 郭氏所舉例子中，多為稱字。只有杜甫、白居易以名自稱，且皆在李白之后。至于 “吉甫”“家父”“仲山甫” 很可能為樂工整理時對原作者的署名，而非自稱。翻檢前人及同代人詩作，“自出姓名” 尤其連名帶姓一起自稱的情況極為罕見。這主要是出于自謙與自諱的考量。《禮記・曲禮》言：“父前子名，君前臣名”，即對方地位較高、或有求于人時，主動 “卑己而尊人”。這種禮俗一直延續(xù)到唐代。顏師古《匡謬正俗》卷六 “名字” 條指出：“在身自述，必皆稱名，他人褒美，則相呼字。” 落實到文學(xué)創(chuàng)作中，直稱自己姓名者仍不多見。這很可能出于 “自諱” 的考慮。古人對自己名字極為重視，“相信他們自己的名字和他們的生命有著不可分離的關(guān)系”，“從而極力隱諱自己的真名，恐怕給不懷好意的人知道后用來傷害自己。” 隨著時代發(fā)展，諱名避咒的做法已失去其現(xiàn)實意義，卻影響著人們心態(tài)。尤其詩歌創(chuàng)作，主語使用本非必須，即便要使用，也有大量第一人稱代詞如 “某”“仆”“臣” 等可選。而書表類文體出于具名及落款的需要，較多保留了對自我姓名的稱述，并形成了某言、某白、某頓首等格式化用法。

　　李白書表序銘類文章中頻繁自稱己名，且在格式化用法外，增加了強(qiáng)烈的抒情性。如 “白，嶔崎歷落可笑人也”“白，妄人也”“白孤劍誰托，悲歌自憐”(《上安州李長史書》) ，“白，人焉，非天地，安得不言而知乎”“白，野人也”(《上安州裴長史書》) 。自稱己名后，續(xù)以情感豐沛、似謙實矜的自我評價，突出了自我形象。李白詩歌中對自己姓氏、名號的陳述，或是承書表類文體而來，如 “李白與爾同死生”“青蓮居士謫仙人，酒肆藏名三十春”“自是客星辭帝座，元非太白醉揚(yáng)州”(《酬崔侍御》) 等，皆非普通自述，而是自我情感與生命歷程的總結(jié)，傳達(dá)出強(qiáng)烈的主觀情感。

　　李白詩中連名帶姓自稱的做法，也可能受到劉伶的影響。《世說新語・任誕》篇云，妻子棄酒毀器，勸劉伶戒酒。劉伶謊稱要向鬼神祈禱，而后跪而祝曰：

　　“天生劉伶，以酒為名，一飲一斛，五斗解酲。婦人之言，慎不可聽!” 便引酒進(jìn)肉，隗然已醉矣。

　　“天生劉伶，以酒為名”，將代表自我的“名”與象征自由的“酒”同化合一。“天生”二字，更將之提升到天經(jīng)地義、天道使然的高度。如“劈空而來”地自述姓名，也打破了世俗避諱，凸顯出“我”放情肆志的名士形象。這種手法很可能啟發(fā)了同樣任誕好酒的李白，并將之從銘賦援引入詩歌創(chuàng)作。

　　總之，李白詩中出現(xiàn)自稱詞計約四百次，為初盛唐詩人中最高者。隨著對“我”的反復(fù)稱述，詩人打破了物我分野，重構(gòu)了世俗秩序，同化了我與理想世界。這一過程中，詩人自我形象更加鮮明，主體情感進(jìn)一步高揚(yáng)，個人意志不斷外化，最終完成對“我”之本體的超越，在詩歌世界里獲得真正的自由與永恒。

辛?xí)跃?中國人民大學(xué)國學(xué)院,202403